“澶渊之盟”自签订之日起，褒贬不一，认为不亚于“城下之盟”之耻辱，也有认为是“世修欢契”之友好。实际上，要想正确评价“澶渊之盟”，应联系当时宋辽的特殊历史条件，看其是否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澶渊之盟”的主要内容为：宋辽约为兄弟之邦，宋真宗尊称萧太后为叔母，辽圣宗尊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北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以白沟河为界河，沿边州军，各守原有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
从盟约内容看，主要还是规定宋辽双方罢兵言和，各守原疆界，互不侵犯，和平共处。此后，辽军退出宋境。
自宋太祖赵匡胤起，到宋真宗初年，宋辽交战不下百次，实力相当，胜负难分。但是，巨额的军事开支，使得双方都难以吃得消。如河北一带战场，“丁壮毙于传输，膏血涂于原野”，农民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农业生产，想过上安稳的日子更是一种奢望。
此外，北宋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税收”，实施“恩逮于百官而唯恐其不足，取材于民不留其余”（《廿二剳记》）之政策，却进一步激化矛盾，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开国至太宗朝结束，先后发生周弼领导的充州农民起义、福建农民起义、关中杨萃起义、杜承褒领导的渝州农民起义、李仙领导的渠州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等六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还不时发生其它小规模起义。可见，北宋前期的军事开支还是相当巨大的，当时的经济难以负担。
盟约签订后，在领土纷争上迫使辽朝放弃了收复关南十县和不断南下侵扰，宋辽边境的数州宋人的生活才得以回归正常。北宋不再提及收复燕云十六州，辽朝也不再索取关南地，双方和平共处。况且30万岁币，对于当时经济发达的北宋来讲，负担不算大。北宋宰相王旦曾说过：“国家纳契丹和好以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这些绝不是王旦的吹擂，要知道，这“三十万岁币”，对于每年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百姓的安居乐业，不值得一提。且在随后设立的榷场互市贸易中，北宋政府凭借经济优势从税收中获得补偿。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载道，榷场互市贸易使“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也提及：“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可谓“取之于虏，而复用之于虏”。因此，“澶渊之盟”对于宋朝来说还是相当值的，而且，作为中原王朝，宋朝为“兄”，辽圣宗为“弟”，同辈级别，不丢人的。
盟约签订次年，宋朝遣使前往辽国贺萧太后生辰，宋真宗致书时“自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只是有大臣上书：“《春秋》传中的夷狄外国，封爵不过是子爵，今承认其辽国国号，已经足够了，何必并称南北两朝”，不满宋真宗在国书中将宋辽置于平等地位，但宋真宗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从辽国方面来说，应该说是“澶渊之盟”的最大赢家。尽管“失去”“关南之地”，却坐拥燕云文明发达地区，且“三十万岁币”，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游牧民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仅终辽圣宗一世，“岁受南宋馈遗，内府之储，珍异固山积也。”不用打仗，每年还有邻国于秋天按时交付银绢，只要是正常人，都会高兴。因此，其后百余年间，辽宋基本“百年和好”。
要知道，虽然辽国在圣宗时期已向封建社会过渡，农业与畜牧业一起发展，社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如辽海地“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膏腴之地（《宋史》）”，但是，还是和北宋的差距巨大。尽管军事上有诸多优势，又控制着燕云地区等战略要地，但是经济决定一切。
在这场战争中，，萧太后喝韩德让给辽国带来了如此大的好处，他们的地位在国内更加稳固。萧太后赐韩德让耶律皇姓，封为晋王，赐以大片采邑。三年多后（辽朝统和27年），年五十七的萧太后病死。辽圣宗对韩德让也十分尊敬，直到他去世，还将他陪葬于老妈的坟陵。
118年间，宋辽双方礼尚往来，正史载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当然，双方都以最高礼仪接待对方使臣，帝后生辰、正旦、祥节、婚庆、皇子诞生，只要能找到借口，双方随即借机走亲戚串门。即使是辽朝边地发生灾年，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就是宋徽宗也曾告诫守边大将不要轻开边衅，“南北生灵，皆朕赤子。”
辽国方面，萧太后、韩德让等人自不用说，辽圣宗也是“大力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后来，宋真宗驾崩消息传来，辽圣宗立即“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辽史》载：“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美名）无穷，其唯（辽）圣宗乎！”
辽圣宗死后，其子辽兴宗仍“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宋帝）千万岁寿。”紧接其后的辽道宗也一样，曾自铸黄金佛像，并在像后铭文：“愿后世生中国”。“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经过长期的战争对峙消耗，实力趋于拉锯状态下就领土纠纷等问题互相妥协让步签订的互利和平友好之约，开创了宋辽关系史上和平友好相处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