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基辅罗斯衰亡，进入封建割据时期。12个诸侯国陷入混战，基辅罗斯深陷于内部争夺而不能自拔。在蒙古人到来前的170年间，有80年在打内战，首都基辅至少被洗劫两次。
然而，俄罗斯并未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一样，陷入分裂状态，而是逐步形成了一个比基辅罗斯更为庞大的统一国家。其关键原因在于，在民主政治、地方割据和集权专制中，集权专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一个国家，三种体制
1240年，蒙古人击溃钦察人后，征服基辅罗斯，首都基辅被洗劫得只剩下两百幢房屋，保加尔汗国也灭亡。内部分裂与外来侵略，这一对祸患在俄国的岁月里依旧如故。
金帐汗国依靠武力维持统治，无心也无力建立文明国家，仅仅满足于做太上皇，它唯一在意的是纳税，在国内横征暴敛。对臣服于自己的罗斯诸国，只要能按时缴纳贡赋即可，国家统治自行其是。这是落后游牧民族建立统治的普遍做法。
蒙古人的入侵对俄罗斯人是一场灾难，这不仅仅是实际的物质毁坏，更多的是文化和制度上的。除了如钦察人一样带来相对孤立外，它专制暴政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文化倒退，强化了封建割据，因为蒙古人带来的普遍不安全感增加了农民对大地主的依赖。
各诸侯国在蒙古人的巨大威慑下，逐渐分化截然不同的三种体制。
1、商业文明的民主政治
瓦希商路的门户诺夫哥罗德，位于苦寒的极北之地，免遭蒙古人洗劫。它延续了基辅罗斯早期的商业基因，成为意大利城邦似的商业王国。
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商业文明的顶峰，基层的主动性和自治是它的显著特征，市政会议具有最高最广泛的权力，最高领导人由选举而非世袭产生，呈现出典型的西式民主特征。
“我们没有君主，我们只有上帝、真理与神圣智慧大教堂”。
诺夫哥罗德的繁荣与进步，使之成为当时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中心。
它的发展，也承受着外敌的不断入侵。与瑞典人、芬兰人、德意志骑士团、立陶宛人进行了一连串斗争，但基本是防御性的，而非主动扩张。
与基辅罗斯一样，这种外向型经济是脆弱的。14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汉萨联盟以高效率的商业表现，垄断波罗的海的贸易，诺夫哥罗德的商业逐渐萎缩。
与基辅罗斯不同的是，它没有农业代替。诺夫哥罗德迅速衰退，在15世纪被莫斯科公国取代。
一直以来，人们都对诺夫哥罗德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进行讴歌，以表示对民主自由在俄罗斯大地昙花一现的怀恋。
2、封建制度的地方主义
立陶宛人趁机占领乌克兰，但很快被同化，俄语成为公国的官方语言。由于占据基辅罗斯的主体部分，此时的立陶宛公国是基辅罗斯的理想继承国。
立陶宛公国延续了基辅罗斯后期的封建割据，封建大领主的自治与强大、王权受限是它的核心特征。
其弊端就是，世袭大贵族更在意眼前的私人领地利益，对国王发动的征战先天性抵触，国家的松散导致难以凝聚力量一致对外。
而立陶宛公国面临四面受困的地缘劣势，它的体制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终倒向了波兰的怀抱。
3、专制的扩张主义
莫斯科公国是靠蒙古人代理征税人的身份起家的。它最初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商品集散地，由于弱小，它投靠金帐汗国，与大汗联姻，为蒙古人征税、镇压起义，表现出完全的顺从。
由于“表现良好”，1328年，金帐汗国将“罗斯大公”的封号赐给莫斯科的伊凡一世，掌握从全俄罗斯收缴税赋的权力。莫斯科“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罗斯的世俗权威，实现华丽的蜕变。这是它实行扩张的资本。
此时的莫斯科公国，金帐汗国是它唯一的学习对象，它继承蒙古人的专制与军政合一，奉行扩张主义。
毕竟，莫斯科公国的起家方式是不光彩的，它选择以征服的方式快速增进财富，增加政权威望，巩固国内统治。
随着这三个国家的出现，俄罗斯又回到了以前的三国争霸，不同的是，这次是不同体制的较量。
二、新三国的体制之争
俄罗斯的地缘，决定了这种分裂格局是不可持续的，要么扩张，要么死亡。厮杀在所难免。
1、莫斯科公国的血与火
“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使你更强大。”
14世纪下半叶，当莫斯科公国扩张到特维尔公国和梁赞公国的边界时，引起了金帐汗国和立陶宛公国的警觉。
枪打出头鸟。1368年和1372年，立陶宛两次攻到莫斯科城下。
1380年，与蒙古爆发库里克沃战役，以15万对抗蒙古20万骑兵，赌国运的莫斯科惨胜，粉粹了蒙古的不败神话。此战与《权力的游戏》第七季“私生子之战”的剧情极其类似：莫斯科几乎就要失败了，森林中冲出的伏击军突然袭击，蒙古骑兵溃败。
莫斯科公国死里逃生，威名远扬。
然而，1382年，蒙古卷土重来，洗劫并焚烧了莫斯科城。同时应付两大强国，莫斯科公国奄奄一息。
幸运女神降临：1395年帖木儿帝国击败蒙古军队，摧毁国都萨莱。继续北上击败梁赞公国后，就回撤了，莫斯科公国逃过一劫。
经过一百年的内乱，到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终于四分五裂。伊凡三世（1460-1505年）抓住历史机遇，变革制度，大肆扩张。莫斯科公国彻底张开獠牙。
为集中全部力量对抗外敌，莫斯科公国以军事服役的条件将土地赐予财富不多、地位不高的中小贵族，将他们紧紧绑定在自己周围，共同压制波雅尔大贵族和剥削农民。在此基础上，伊凡三世通过普遍征税，建立自己控制的常备军。
大公-中小贵族-农民，通过创造新的利益阶层，莫斯科公国建立了一套集权有效的举国体制。剥削农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农奴制成为公国的经济基础。与商鞅变法的秦国颇为相似。
在扩张过程中，在占领地复制该模式，这种以战养战的军国主义，莫斯科公国所向披靡，吞并诺夫哥罗德，逐步统一整个东北。
此时，莫斯科公国陷入强敌包围圈，特别是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几个鞑靼汗国，频繁侵袭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需要再一次积蓄力量，才能击溃外地。
伊凡四世在爷爷伊凡三世的基础上，将目光瞄向所有贵族：他颁布《兵役条例》，将贵族服军役制度化，无论大贵族还是小贵族，只有向沙皇服役，才能拥有土地。到16世纪中叶，世袭贵族几乎消失。
然后购买西方的火枪和大炮，新建10万射击军。
一切就绪后，四面出击，疯狂扩张。1556-1581年间，接连击败4个鞑靼汗国，还进行了波罗的海北方战争。今天莫斯科红场的圣瓦西里教堂就是为了纪念灭亡喀山汗国。
伊凡四世的疯狂之举，超过了国家的财力承受极限。1565年，伊凡四世将目光瞄准大贵族：发送大清洗，屠杀大贵族，直接没收财产。开俄国政治清洗之先河。成就了“恐怖的伊凡”“伊凡雷帝”之名。
莫斯科最终败在了军事技术的差距上。1578年，俄国在温登战役被西北联军吊打，以割地赔款结束了25年的北方战争。
俄国与西方的真实差距，第一次完整地暴露出来，这是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背景。
伊凡四世是莫斯科公国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严酷打击大贵族，将莫斯科公国彻底变成集权而专制的军事国家，迈向疯狂扩张之路。
莫斯科公国并非提前预知要建立集权专制，而是在生存斗争中发现这套体制很有用，才愿意不断尝试并强化。它也并非一出生就以统一为己任，这只是生存斗争的副产品。
从此，俄国告别西欧式的独立公民社会和东欧式的贵族社会，而是一个服从国家需要的专制社会。俄国也必须依靠专制集权的统治，才能最大程度统御全民，集中力量攻击四周的威胁者。
2、立陶宛公国的波兰化
立陶宛的地缘困境，让它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它有意无意间与波兰走得更近：两国都是封建制度，波兰还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
1385年，立陶宛改信天主教，主动走向波兰化。同时，两国贵族普遍通婚。
相比莫斯科公国，立陶宛公国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占优，但国内的大贵族已经形成了王国议会，大规模动员需要议会一致认可，才有可能实施。统治者将时间耗费在争论上，国王无法快速有效地迫使全国兵马集合备战。
16世纪初，随着莫斯科公国崛起，立陶宛公国已经失去了1/3领土。1569年，两国在卢布林联盟中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一个大国，立陶宛不出意外地变成了一个波兰国家，而不再是基辅罗斯的继承体。
当莫斯科统治者竭力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以及奉行国家主义的时候，立陶宛统治者越来越顺从地方主义。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时代，莫斯科公国的体制更强大。
事实也证明，他们保守的体制，并没有让自己走得更远。在18世纪末，波兰被列强瓜分殆尽。
立陶宛公国的波兰化，将基辅罗斯裂变成两种模样：莫斯科公国领导下的俄罗斯、立陶宛领导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如今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尊基辅罗斯，但文化的裂痕很大。
从基辅罗斯的后继国家——诺夫哥罗德、立陶宛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的命运对比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和贵族政治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历史还是选择了专制主义的莫斯科公国。这是俄罗斯的地缘和民族差异所决定的。
三、内忧外患的幽灵再现
战争的惨败，使得伊凡四世透支国家财力的后遗症完全显现，全体阶层的利益都受损，1601-1603还出现了可怕的大饥荒。与基辅罗斯后期一样，国家进入动荡时期。
1、内忧外患
内忧，1598年沙皇绝嗣，大贵族不断更换沙皇，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几次兵临莫斯科。哥萨克就活跃在这个时候，指的是对政府不满的逃亡游牧民。
外患，趁内乱之际，瑞典占领诺夫哥罗德，俄罗斯成为内陆国家，波兰占领了首都莫斯科和国家西部的大片领土。
外敌入侵和内部解体的幽灵再次出现，莫斯科公国陷入绝境，似乎要重复基辅罗斯的命运。
危难之际，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呼吁下，教会和农民挺身而出，捐献财产，自发组织军队，很快赶走波兰，1613年选举了新沙皇。这就是罗曼洛夫王朝的开端。
俄罗斯重建君主政治，原有社会秩序又完全恢复。沙皇和服役贵族掌控国家，农民依然处于被奴役地位。
在民族主义这点上，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比较像，不管对政府多么不满，在外敌面前总能一致对外。这是一种国家观念和民族身份认同的胜利。
新王朝的最紧迫问题就是内部分裂和财政崩溃。
为了从农民手中抽取更多的财富，并限制反抗，1649年颁布《会议法典》，从制度上确立世袭农奴制，“一日为农奴、永世为农奴”。17世纪下半叶，公国的农奴人数占比达到85%。
以牺牲农民、制度倒退的代价，换取国家稳定。
自此，俄罗斯剑走偏锋，阶级流动性停滞，社会结构单调而统一，国家丧失进步的空间。俄罗斯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地理发现和科技进展，也没有商业发展，除了军事外，俄罗斯全面落后欧洲。
这是集权专制的一般归宿：获得稳定，失去活力；赢得当下，输了未来。
2、念念不忘的扩张
俄罗斯将农民起义内斗的能量转化为对外征服的动力：驱使哥萨克人去占领无主之地的西伯利亚。1610-1650年，仅仅40年，莫斯科公国就到达了太平洋。
国家稳定之际，趁波兰内乱，合并东乌克兰，拓展与波兰的缓冲地带。
乌克兰在1624-1638年爆发了反抗波兰剥削的多次哥萨克起义。于是，莫斯科-哥萨克联盟，与波兰爆发了残酷的十三年战争。
最终，以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结束：以第聂伯河为界，东边属莫斯科，西边属波兰。这也是现在的乌克兰在意识形态上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历史原因。
对内专制、对外扩张，俄罗斯又回到老路，从而奠定现代版图和国家特征。
17世纪动荡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专制更显得是统治的唯一合法形式，是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可靠保证。宁做盛世犬，不做乱世人，这也是俄罗斯人的内心写照。
小结
从7世纪至17世纪，在这1000年文明史中，俄罗斯经历过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也经历过平民主义、地方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专制残酷的扩张主义延续了下来，而这并非俄罗斯人刻意追求的，而是源于地缘政治和民族复杂下基于武力的自保需要。
一千年血与火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生存斗争史。领土扩张、崇尚武力、集权专制，三位一体，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中，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THE END
即使到了西化改革的18、19世纪，俄罗斯只是物质与技术进步了，武力扩张和集权专制的特征始终没变过，外敌入侵与内部分裂的风险始终没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