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东坡的故乡寻茶
中华民族的色彩里，这翠绿的一部分，便是被这一种植物一一茶的一片片叶子数千年之间酿造的、浸泡的。
从寒武纪走来的一株草，经过蜀人的巧手，变成了我们今天精神生活的必需，证明了蜀人创造力贡献之巨大。
我们看到了茶在行走，我们看到了东坡与蜀茶的情缘。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四川与成都。不计其数的大小茶馆、茶楼、茶铺、茶肆，仿佛都是这一株“草”的纪念馆。
如果要在今天找一处回到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在成都锦江上任意裁取一段便是，安静，雍容，闲适，喝茶的众生把宋人的意趣似乎固执地融进了基因之中。
蜀茶，一抹神奇的中国绿
从四川盆地迈步，蜀茶一路向北，越雅州，穿剑南，别枝安康，布翠汉水，东饮襄州，北走义阳光州，席卷六安淮南，江南半壁，已在彀中矣！
传说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茶，并把茶作为药物，但是传说归传说，没有实际的佐证，就只能是传说。最早以若干文字记载茶的，就在西蜀那一片云蒸雾绕的土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蜀郡资中男子王褒，从成都女子杨惠手里买了一个大胡子僮仆名叫便了，二人签订合约，条款中涉及茶有两处：
一、“烹荼（茶）尽具”。
二、“武都买茶（茶）”。
既要烹茶，还要把茶具整理好，更要进行茶品的商业交易，足以说明早期蜀人茶文化的发达状况。《茶与宋代生活》一书中称“较为明确地相称为茶饮的记载迟至汉代才见到”的就是王褒与杨惠签订的这一份《僮约》。作者又说：“这一时期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茶饮都是由茶叶煮他物而成的一种混合型饮料。”
实际上，茶还有许多其他称呼：一日茶，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列举了众多的药物，其中的一种“荈诧”，经考证为茶。查许慎《说文解字》，茶原来叫“荼”：茶，苦茶也，从艸，余声。北宋徐铉注：此即今之茶字。《尔雅·释木》：槚，苦茶。晋郭璞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曰“苦荼”。
西蜀史学家、文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录了茶贡情况：武王既克殷，以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贡纳之。
茶跟蜀地有关的材料，较早的还有三国魏时的《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表明，在三国时期茶饮是一种传统食物，食用时可以加入葱、姜、盐等佐料。而且直到今天，蜀地一些偏远之地还有这种茶饮方式。这恰好证明了蜀茶独特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对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离开了蜀茶这一段，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史就会茫然无绪。
由此可见，可以当饮料喝的“苦荼”，是蜀人的发明。唐代经学家陆德明还有专门的解释：案，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这里把“荼”读做“茶”音，顾炎武在《唐正韵》中推测，大概在五代，“梁以下始有今音”，看来十有八九还是蜀人的贡献。把“茶”减掉一横变成“茶”的时间，顾炎武判断“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据古籍载，西汉名山茶农吴理真种植茶树于蒙山之巅，距现在已经超过二千年了。甘露三年（前53年），吴氏植茶成功，经过数个朝代的发展，其种植区扩展到整个蒙山全境，到唐代，茶业已成规模化生产，数量、品质出类拔萃，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唐代，蒙顶茶是一种光荣的存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蒙顶茶成为供给皇室的奢侈品。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撰文说：“严道县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元和郡县图志》）公元825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载：“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说：“蜀茶得名蒙顶，元和（唐宪宗年号）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竟栽茶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当时蒙顶茶已成“蜀茶”代表，蜀茶实际上就是蒙顶茶。
唐代诗人白居易《琴茶》诗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欧阳修《时会堂二首（造贡茶所也）》说到贡茶，第一便是蒙顶茶：“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忆昔尝修守臣职（余尝守扬州，岁贡新茶），先春自探两旗开。谁知自首来辞禁，得与金銮赐一杯。”白首之时辞别帝阙，皇帝赐茶，那是位极人臣的待遇。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和熙宁九年（1076年）提举茶马司先后在名山、百丈设置“茶场”，尽“榷”全县茶叶。神宗又在元丰四年（1081年）下诏：“专以雅卅1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徼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重申神宗原诏：“用名山茶易蕃马”并“定为永法”。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蒙顶茶创始人吴理真，被封为“甘露普慧妙济禅师”。
等到茶这一生命的行走遍及中华大地的时候，它就已经与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的生命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中华民族的色彩里，这翠绿的一部分，便是被这一种植物一一茶的一片片叶子数千年之间酿造了的、浸泡了的。
茶继续走，并未停步。东渡扶桑日出之国，南趋中南多雨之林，西沐恒河潺谖之水，一株并不高大威武的植物，或者受了愚公移山的坚韧感化，脚力到得了的地方，从不偷懒。
茶叫“瑞草魁”，又叫“麒麟草”。诗人杜牧有诗赞曰：“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而称茶为“麒麟草”，则多是科考士子们挑灯夜战、驱赶睡魔、祈求金榜题名的一种心理期待。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说：“东坡谈笑善谑。过润州，太守高会以飨之。饮散，诸妓歌鲁直茶词云：‘睢有一杯春草，解流连佳客。’东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皆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胡床，即今天所说的小板凳。我们看到一本正经的东坡和乱成一团美女的欢乐场面。黄鲁直（庭坚）所说“解流连佳客”的“春草”和东坡一本正经所嗔怪之“草”，说的就是茶。
江南文化夸颂陆羽、卢仝，是因为当时文化重镇在焉。笔者所提的吴理真所创之蒙顶，历代贡茶榜榜不落，这是任何一地都无法媲美的成就。至于苏轼与蜀茶，愚以为贡献有三：一是以弘扬茶业为己任，推动茶植和茶文化发展；其次咏茶入诗入词，蔚为大观，开宗立派；三是辩证思维，充分认识到茶贡害民的现实，为民鼓呼。
从寒武纪走来的一株草，经过蜀人的巧手，变成了我们今天精神生活的必需，证明了蜀人创造力贡献之巨大。我们看到了茶在行走，我们看到了东坡与蜀茶的情缘，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四川与成都，不计其数的大小茶馆、茶铺、茶肆，仿佛都是这一株“草”的纪念馆。如果要在今天找一处回到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在成都府南河上任意裁取一段便是，安静，雍容，闲适，喝茶的众生把宋人的意趣似乎固执地融进了基因之中。
蜀山深处是故乡武都买茶史实考
“烹荼（茶）尽具”，“武都买荼（茶）”，《僮约》中提到的这两点，表明早在西汉时期，茶与喝茶已经成为彼时蜀人的生活日常之一。
公元1036年11月19日，苏轼诞生在眉州，一片茶林横山跨谷、茶歌婉转缠绵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是茶的故乡，茶的母地，茶的祖庭。
宋朝之前的五代，天下变乱不休，相比之下，孟知祥、孟昶统治下的后蜀，是一片安宁的福地。“蜀虽阻剑阁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一），文治的注重，使得坚固的城防也可以变得失去意义。北宋灭蜀之后，张泳治蜀，日就月将，蜀人渐渐归化，西蜀一跃而成为经济、文化的重镇。
宋之西蜀，乃一农工商综合发展的地区。人口集中，“地狭而腴，民勤而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宋史·地理志》）同时，工商业发达，“药市之集尤甚焉，动至连月。”（《宋史·地理志》）
《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额，全北宋最高的地方，在川峡四路，其中岁额前三（40万贯以上）就占了两处；次高（20万贯以上）全国共五处，全在川峡地区；再次（10万贯以上）全国十九处，川峡占了十六处。
纸币“交子”首先在这一地区出现，也是因为这里工商业活动极其频繁的结果。
而在文化上，学者刘咸炘曰：“四川在宋代所表现的重要性，占着了文化史上光荣的一页。”蜀人“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宋史·地理志五》），其中蜀中士人“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炫，而人莫知”。
《花间词》最能说明问题。温庭筠、韦庄等人词作甫倡之后，几个巴掌在空中孤零零地回响，真正把巴掌拍得穿云遏石，让词以一种大踏步的矩阵迈入宋代的还要加上14个人，他们或生长于蜀或游历于蜀，让词最终成为词，成为宋代的文化标识。从另外的角度说，没有整体的闲适和富贵，词断无生理，更不用说发展了。
还有，文化人大量沉淀在民间，沉淀在土地，而具有整体的文化力量。此现象至宋建国50年之后稍稍改变，苏轼说，他的伯父苏涣进士及第归乡，乡人才晓得有这一套富贵功名，然后“释耒耜而执笔砚”（《谢南省主文启》），一发不可收拾（笔者注：实际上前面有绵州苏易简之“前三苏”等人早在宋初就外出仕宦了）。
苏轼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得不提到岷江。有人把岷江列为世界上“人杰地灵的三十六个地方”之一，把它与诞生恺撒的罗马、诞生文艺复兴巨匠的佛罗伦萨、诞生莎士比亚的斯特拉福相提并论。岷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从川藏高原边缘的雪山一路迤逦前行，浇灌了富饶的成都平原，然后经过一个喜庆的地方乐山，回头一转，直奔另一个喜庆的地方宜宾，之后，岷江完成了蜕变的故事，入长江东流而去。
岷江的灵光普照，经久不息。伟大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在这里演绎，还有比其他地方先进得多的以水稻和蚕桑为主的农耕文明在这里发育。都江堰的修建更是体现了蜀人的智慧，从此，这个地方“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岷江在汉代养育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样的才子佳人，在三国时期养育了诸葛亮及蜀国将士，在唐朝养育了陈子昂、李白、杜甫这样彪炳千秋的诗坛巨匠。苏轼就诞生在这里。
从高空看眉山，眉山其实无山，周围只有一些小丘而已。可以称得上山的有北面100多公里外的道教名山青城山，南面40多公里外的佛教名山峨眉山。有山就有河，岷江冲刷出成都平原之后来到眉山，开始被丘陵阻挡，往南方的乐山而去的时候就在丘陵地带中迤逦而行了。
西汉时期王褒所说的“武都”就在岷江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不单单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茶叶交易中心。常璩的《华阳国志》说了好几件事情都跟武都有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故事非常奇怪，一个男人长着长着，身体器官就发生了变化，由男人变成了美女。开明王纳为王妃，眷爱非常。
之后，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带兵“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关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这就有些吊诡了。因为茶的许多名字里，就有叫“葭萌”的，茶的双音节称谓较少，因此，这个“葭萌”就显得非常特别。蜀王在一个以茶命名的关口“葭萌关”迎战，最后退到一个著名的茶业交易市场“武阳”身死国灭，好像战争是为茶而展开的。
武都（阳），今天的名字叫江口，成都的锦江流到江口，江面已经比较开阔，明末的张献忠的战船就是在这里被明军烧成一片火海，他劫掠的无数金财宝藏也随之沉入了水底。这并非传说，近年人们已经在江口河滩出土众多金银。
武都（阳）今属眉山市，武都（阳）到苏轼的故居眉山纱觳行，之间距离不超过20公里。眉山连同周围的乐山、雅安承载着中国茶业萌生出来的最早的“一枪一旗”的时代，然后进入到惊世骇俗的枝叶繁茂的时期，之后，在宋代王朝一种非常不公平的政策的钳制下，茶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过因为钳制文人参与蜀茶的文化建设，蜀茶煊赫的家世渐少知闻，一幅伟大的画卷深锁高阁。
眉山地区周围一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产区，周灭商之后，其诸侯已经把“荼”作为贡品了。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把“荈”（茶）列为药材。而西汉神爵三年蜀人的记载，更说明眉山一带不仅喝茶是一种普及的风气，茶的交易更是发达。因此，笔者不嫌繁琐，把这件事再度捡拾起来，好好打量。
蜀郡资中人王褒，向寡妇杨惠商量购买她的大胡子仆人便了，二人商定了一个协议叫《僮约》，协议中有两点，一是要这个仆僮每天要把茶具收拾干净，二是要定期到武都买茶，这个武都，我前面说过，极有可能是今日眉山彭山县的江口镇。
神爵三年（前59）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烹茶尽具，铺已盖藏……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贩于小市，牵牛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池中担荷……
《僮约》除了正文，还有一个交代缘起的小序，非常幽默地记录了大胡子仆人便了是如何撞到王褒的枪口上的：王褒去湔这个地方，住在寡妇杨惠的家里（这说明古代的蜀人并没有太多的男女之防），喊杨惠的“髯奴”便了去打酒，便了不干，王褒大怒，就问杨惠这个人的情况，杨惠说这个人说话太“杵人”（今天眉山一带还有这一种说法，即说话不给面子、爱得罪人，也有写成“忤”字的），没人买。王褒就说，我买。不料便了将了王褒一军：“要买我，要有纸约的哈！”王褒就写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有趣、笑死人不偿命的《僮约》。
笔者梳理了一下，发现王褒安排给便了的工作达100件左右。还有是王褒对便了行为上的要求，要求便了必须做到，否则，就要责杖一百。看到这么多条款，便了叹息一声，说：我还不如死了，让蚯蚓在我的枯骨上穿行呢。
《僮约》中提到的喝茶时需要专门的、清洁的茶具，表明茶进入到四川成都平原周围的家庭之中，成了一种奢侈品。更者，王褒要求便了前往武都买茶，这是一项非常独特的商业活动，表明武都这个地方是当时的茶叶交易中心，当然也表明茶作为一种商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
由这份《僮约》，我们读到的是前辈蜀人的幽默，而更珍贵的是这些材料，为后世研究汉代农业、手工业、武器制造业、渔业、狩猎业、养殖业、种植业、商业、社会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作者： 张国文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