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岩画、地画的记录萌芽，到彩陶纹饰的宗教信仰，人们从平时的生活中学会记录和期望。瓷器上的彩绘，是对既有的突破与创造，是对艺术与技艺的游刃有余，也留住了生活中最真实的美好，而这种美好的记录方式则被个人一直传承着。
到唐朝，唐抄的科学技术进步，文化艺术繁盛，技术与文化消费的需求促生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类似于着釉陶器这种材质的器皿，转而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器皿）这个时期的制瓷技术有了跨越式的进步。唐代瓷器在隋代青瓷、白瓷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制瓷业明显呈现群星闪耀之势。唐代瓷器的制作与使用更为普及，瓷器的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其精细程度远远超越前代，在发展中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两大瓷窑系统。而就在这时，长沙窑在南方境内异军突起，体现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之风。
就陶瓷业而言，陶瓷业最早是湖南传统的手工业（“湘阴窑”亦称“岳州窑”及其以前不知名窑口烧制的陶瓷），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到隋唐五代，已成为当时最为发达的行业。唐代制瓷名窑林立，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长沙窑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崛起，独步名窑之林。釉下彩的普及，釉下彩的创烧，为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长沙窑并不是很有名的窑口。一般情况下，人们津津乐道的古代窑址，是宋朝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
至于长沙窑始烧于何时？没有确切的文献和史料记载，不过根据考古挖掘发现，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的纪年落款中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唐穆宗时期的“会昌”，唐宣宗时期的“大中”和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晃时期的“开平”，以及后唐明宗时期的“天成”等年号出现频率最为频繁。这足以说明9世纪是长沙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始烧年代应上推到8世纪后期，应该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长沙窑的地理位置在湖南洞庭湖区，湘江下游的铜官，石渚新河一带。主要烧制区北距望城县的铜官约2.5公里，南距长沙市35公里；东北靠山，西南环水；燃料充足，山间瓷土蕴藏丰富；湘江川流而过，水上交通发达；是烧造瓷器的天然、理想场所。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对当时陶瓷器生产的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李群玉诗中的“地形穿凿势”写的是瓷土挖掘时的场景，长沙窑的瓷工是从很深的山洞中挖掘出来的。现代科学证明，长沙窑陶瓷所采用的原料为瓷石类原料，是一种富氧化硅质的制瓷原料。
长沙窑胎质有瓷胎和陶胎两种，共中陶胎较稀少。其产品达70余种，以碗、罐、洗、盒、瓶、壶为主，灯、盂、炉、枕、杯次之，此处还有多种雕塑和儿童玩具。而且每一种产品的造型也多种多样，器物造型呈现出俊俏多姿、典雅脱俗、小巧玲珑、珠园饱满的特点。
有人认为，长沙窑代表了“唐代从注重瓷器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新方向”。此话并不为过。唐以前，我国陶瓷工艺是以单一的青、白釉作为装饰，追求釉色美。长沙窑则不然，它不仅追求色彩的更加丰富，而且追求彩色装饰的大胆创新。
在彩釉方面，突出的特点就是铜绿釉和铜红釉的出现和它在绘画、装饰图形中逐渐广泛地使用。特别是铜红釉的出土，耿宝昌先生在《长沙窑》鉴定书中所说的：“它开辟了采用铜红为饰的先河。”“除了绿釉和红釉外，长沙窑还大量使用酱褐色釉作为装饰，而且经常与绿色彩釉同时出现。
长沙窑产品以釉下多彩装饰作为主要特色，可分为图案、绘画、书法三种。图案装饰中除了少量的剪纸图形外，绝大多数图案是采用褐绿（或蓝色）组成的连珠纹，有些状如鱼鳞或山恋，有些类似丝绸披巾或毡毯几何图形，少数图形组成大朵莲花；绘画装饰常见的以花草为主，如含苞待放的出水莲苞，盛开的莲花，折枝木芙蓉、秋菊、紫槿，也有绘椰树、杂木、山峦和远山云雾的，还有飞鸟走兽、鱼、龙和人物画；书法装饰是长沙窑的一项创造。
长沙窑瓷器的书法以诗歌和警世格言为主，书法多楷书和行书，也有大草的笔意。藻丽多姿，字体结构谨严，秀劲而有法度。在长沙窑瓷器的书法题纪中，除了汉字外，还有少量书写阿拉伯文字的，如1980年萧山唐墓中出土的小口背壶的腹部书有釉下绿彩阿拉伯文，是专门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外商或阿拉伯人而制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