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与磨坊主
腓特烈二世（一七一二——一七八六），普鲁士国王，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在位，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民间则多喜使用腓特烈（即Friedriech）的昵称“弗里茨”，称他为“老弗里茨”，亲昵与调侃尽在其中。在当代德国，除了文化英雄之外，他是少数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政治人物之一。所以，尽管“二战”结束后普鲁士作为“万恶之源”（丘吉尔语）饱受批判，但是腓特烈大帝却未受到太多株连，仍然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政治英雄之一，至今余威犹在，依然为许多德国人所景仰。在打造普鲁士国家的过程中，腓特烈大帝作用非凡，留下了几多故事；而这些轶事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其中一件事被德国作家约翰·彼得·黑贝尔（一七六○——一八二六）改编成脍炙人口的故事《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这个故事发表在黑贝尔的“日历故事”里，即每天翻开一页日历，日历上都有一个故事，因此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寻常百姓家里也流传广泛。
这个故事讲的是，腓特烈大帝性好清静，因此他也步法国国王之后尘，在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无忧宫，以躲避柏林的嘈杂和喧嚣（一说他与王后关系冷淡，因此不愿在柏林常住）。无忧宫落成后，腓特烈欣然入住，但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原因是无忧宫旁建有一座磨坊，磨坊工作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打破了国王渴望的宁静，干扰了这位哲人国王的沉思。国王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召见了磨坊主，对他说：你的磨坊对我的干扰太大，所以你我二人中有一人必须离开。接着他让磨坊主开个价，要把磨坊买下来，以绝后患：
磨坊主说道：“国王陛下，您认为您这座宫殿值多少钱呢？”国王回答他说：“您这人还真不一般呐。您有多少钱，可以把朕的宫殿买下。您觉得您的那座磨坊所值几许呢？”磨坊主回答道：“最最仁慈的大人呐，不过您也没有足够的钱来把我的这座磨坊买下。”国王开了个价，接下来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但是磨坊主始终不为所动，一再说：“这座磨坊是不卖的。”他说道：“就像我生在这里一样，我也要死在这里。而且就像我从我的祖辈手上把这座磨坊继承下来一样，我的后代也将从我手上把它继承下去，在这座磨坊里得到先人们的福荫。”国王说话的语气严厉起来，他说：“您这人好不晓事，您知不知道，其实朕根本无须与您费口舌？朕叫人给您的磨坊估个价，叫人把它拆了。然后再给您点钱，您要也好，不要也好，悉听尊便！”闻听此言，这个无所畏惧的磨坊主笑了，他回答说：“说得好，尊贵的大人，假如柏林没有最高法院的话，您当然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说，只要国王敢这样干，他就敢提起诉讼。国王是一个正直的绅士，也很仁慈，所以磨坊主的真挚和无畏非但没有引起他的不快，反而令他高兴。所以从这一刻起，他下令不得为难这个磨坊主，并且与这个磨坊主保持着和平的邻里关系。聪明的读者也许会对这样一个邻居产生敬意，对于这样一位君主心怀更大的尊敬。
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仍在德国流传，并在流传的过程中越来越富于传奇性。据说，后来磨坊主的子孙因为经济困难打算出卖磨坊，而腓特烈的继任者或继任者的继任者甚至出钱资助磨坊主，以保护这座神圣的文化丰碑，因此无忧宫旁的风车得以傲然屹立，我自岿然不动，给这座宫殿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很多人都把这个故事视为普鲁士作为一个模范的法治国家的明证，而腓特烈大帝则是普鲁士法治国家的守护神。为了国家的法制建设，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身体力行，不惜屈尊降驾，受制于一个草根磨坊主，而恰恰以此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实现了他的座右铭：“朕乃国家之第一公仆。”对于加强普鲁士民众的法制意识、构建法治国家，这个故事、这种叙述的功效不可估量。
的确，在维护普鲁士的法律、巩固普鲁士的法制文化方面，腓特烈大帝可谓不遗余力。普鲁士一向以法治国家的典范而闻名于世。但是一七四○年腓特烈登基时，普鲁士的法制状况则极其堪忧。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的历史进程延迟几乎一个世纪，给德意志造成的破坏难以言表，给普鲁士造成的破坏尤甚。在法制方面，虽经前两任国王的整顿，腓特烈面临的仍是举国法度废弛，贪污盛行，弊案丛生。法官的素质亟待提高，其经济待遇亦然；于是他们就靠山吃山，靠吃讼案敛财；律师的状况也大致如此，靠水吃水，靠吃当事人为生。这样一来，法院判决不公便在所难免，致使弊案层出不穷，而且案件无限期地延宕更是家常便饭，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有一个案件居然拖延了二百多年而未决，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笑料。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腓特烈得以腾出手来解决法制问题。他解除了原来的司法部门主管的职务，任命了亲信萨穆埃尔·封·柯克采依为大总管，命令他进行司法改革。同时，针对案件久拖不决的弊端，他下令设立一系列机制，规定所有案件必须在一年内结案。一七四七年一月，柯克采依率领六名法律专家前往多事之地施台亭等地办案。半年后，他不辱使命，在施台亭解决了两千二百八十四个案件，在屈斯特林为一千一百一十个案件结了案，其中包括那个著名的“二百年案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收效良好，不但法治得以实施，而且民众的法制意识加强了，权贵高官们的行为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遵纪守法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普鲁士逐渐成了德意志乃至全欧洲和全世界法治国家的典范。本来在专制国家里，权力很难受到限制，权力的滥用司空见惯。但是普鲁士的法纪严明，这在世界法治文化史上堪称一个奇迹。由此看来，腓特烈大帝堪称维护法律尊严之模范。在德国人的历史记忆中，腓特烈大帝是法律的制定者和保护神。他曾经两次立下政治遗嘱，规定人人必须遵守法律，立下法大于人而非人大于法的规矩。在一七五二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写道：“我决定永不介入诉讼程序；因为在法院里应当是让法律说话，统治者应当沉默。”一七六八年，他对其政治遗嘱做了修改，写道：“统治者不应介入法律程序。只有法律才有发言权。统治者的职责只是保护法律。”《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就是对于腓特烈加强法制的一曲颂歌。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在腓特烈的传记里没有见到有关的记述。但是在他的传记里、在史书中，另一个有关腓特烈与法制建设的故事则确有记载，这就是著名的“磨坊主阿诺德之案”。但是史书里的腓特烈则与文学里的腓特烈大相径庭，耐人寻味。
著名的“磨坊主阿诺德之案”发生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案件的主人公阿诺德是一个磨坊主，世代居住在普鲁士诺伊马尔克省的波莫其西，经营着一个水车磨坊。他是贵族施梅陶伯爵的世袭佃户，必须向伯爵缴纳永佃金。但是他常年拖欠佃金，拒不缴纳，于是被领主施梅陶伯爵告上法庭。一七七三年，法庭经过审理做出裁决，判阿诺德必须向施梅陶伯爵交纳租金。阿诺德不服，于是向诺伊马尔克省法院提出上诉；诺伊马尔克省法院经过复审后仍旧维持原判。一七八八年，磨坊被强制拍卖，施梅陶伯爵本人在拍卖中购得这座磨坊。两次败诉之后，英勇的磨坊主还是不服，于是上书腓特烈大帝。在请愿书中，阿诺德说道，他之所以拖欠租金，实在是事出有因，是因为当地的县长封·格尔斯多夫在水流上游为了养鲤鱼曾经修建了一个池塘；这个池塘闲置多年后又重新启用，因此把水都抽走了。阿诺德抗辩道，他的磨坊里的水车因为缺水而无法工作，无钱交租，因此才未交租金。
阿诺德的请愿书一封接一封寄给腓特烈大帝，并有幸上达天庭。国王闻讯龙颜大怒，下令重新调查，委派了一名上校衔的军官和新马尔克地区政府的一个官员联合调查此案。这两人的调查结果却并不一致，上校以及一位水利专家认定磨坊主有理，而新马尔克地区的政府官员的意见则相反，于是腓特烈大帝下令屈斯特林地区的王家上诉法院再次审理此案。该法院经过调查审理，认为原来的判决证据确凿，判决合理，应维持原判。
腓特烈疑心其中有诈，担心官员们联手作弊，担心法务部门联起手来瞒上欺下，欺压平民。而且腓特烈开始司法改革后，这些司法部门行动迟缓，令腓特烈颇为不满。此外，此案的蹊跷之一，在于有传言说胜诉者施梅陶不但是权贵，而且在第一次案件审理过程中，他本人也是法官。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腓特烈的怀疑就有了根据。国王大人于是雷霆震怒，亲自过问此案，并四次直接介入这个案件。
他先是下令把案件移交柏林高等法院复审。柏林的法官们老谋深算，深知国王陛下的意图何在，明白国王期待什么样的判决。但是柏林法官们发现，在阿诺德的水车与封·格尔斯多夫的鲤鱼塘之间还有一个同样以水力为动力的锯木厂，但是封·格尔斯多夫的鲤鱼塘虽然抽水养鱼，但是并未对这个以水为动力的锯木厂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鲤鱼塘抽取的水量很小，所以也不足以对下游的水车磨坊造成不利影响。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审理后，柏林高等法院还是认定阿诺德无理取闹，意在赖账，故维持原判。而腓特烈大帝则疑心更重，他把三个主审法官叫到宫中，臭骂一通之后，质问他们从县太爷封·格尔斯多夫那里得到了多少好处。从王宫出来后，这三位法官大人立即锒铛入狱，身陷囹圄。然后腓特烈下令修改判决：磨坊主胜诉，磨坊归还阿诺德，填平鲤鱼塘；罢免县长封·格尔斯多夫和诺伊马尔克省长封·芬肯施泰的职务，甚至不给他们二人申诉的机会。
事情并未就此止步。腓特烈传谕司法大臣卡尔·亚伯拉罕·封·采德利茨：“着尔立即发布命令，令刑事法庭依照法律对此三人做出判决，惩罚严厉的程度以相应的法律规定为准，但是至少是解除其职务并逮捕归案。朕同时也诏告尔等，如量刑过轻，尔及刑事法庭一干人等将必须对朕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封·采德利茨却没有按照国王的指令行事，而是公然敢于两度抗旨。一则他认为这些法官是依法判决，并无过失，亦无舞弊行为；二则他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了普鲁士权贵们的支持，自恃腰杆很硬。腓特烈自然是怒不可遏，下令解除诺依曼等相关负责人的职务。最后案件的结果当然是依照腓特烈大帝的旨意，判磨坊主有理。
在评述这个案件时，法学家和史学家们大都谴责国王腓特烈，讴歌法官们依法判决的专业精神和不畏强权的道德勇气。德国法律界的主流认为，腓特烈数度干涉司法程序，他的做法处处体现出权大于法的君主意志，无一站得住脚。他的行为违反了法治国家的原则，是君主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范例。史学家的叙述中，国王本身知法违法，无视事实，刚愎自用，把自己凌驾于国家的法度之上，实在是一个典型的暴君。
而在《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里，叙事的角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情节、人物都移形换位。在阿诺德案件中，水本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一切都因水而风生水起：如果因为地主的鲤鱼塘截流而影响了磨坊的生意，那么磨坊主有理；如果被截的水并未影响水车的运作，则磨坊主无理。但是在文学文本中，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并无意义，矛盾冲突的焦点也不是水流的分配，而是磨坊的噪音问题，所以传说中的磨坊用的到底是水车还是风车已无关紧要，冲突的三方也简约为两方，成了国王与草根的对话。
历史叙事要求客观，排除虚构，依据史实来还原历史。而文学则享有虚构的特权，处理历史事实时甚至可以“随心所欲”，不必以历史事实为旨归。有鉴于此，不管磨坊主与国王之间是否真的有口舌官司发生过，作家黑贝尔在他的《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中可以凭借虚构的合法性和优势，完全根据作家的意图讲故事。在两个文本中，核心的问题都是权与法的关系，但是两个文本隐含的诉求则有所不同。在史学家的文本中，隐身于权与法之争背后的，是君主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冲突，亦即腓特烈担心属下作弊，担心腐败会危及到江山的稳固，于是运用手中的君权以及自己的强势来压服权臣，尽管他的做法违反了他提倡的法治原则。假如腓特烈的法律官员们获胜，那么法律的胜利也同时意味着官僚集团对于国王的胜利。
在文学文本中，草根们关心的同样是权与法孰大，但是权与法之争背后透露出来的则是另一个问题。民间传说中，没有官僚出现，草根成了主角，用草根来与最高权力对峙。这个安排可以理解成草根们对于上层的权力斗争不感兴趣，而是关心自己的那一点“蝇头小利”，以及由此透露出的平民的自我意识。文学文本也传达出了一个信息，即在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博弈中，弱势群体的无力和无奈。这似乎意味着，貌似纯粹的法律问题后面的君臣斗被社会公平问题所置换。
作为弱势群体，草根们无力与强势群体对抗，只能寄希望于国王的明智和理性。而腓特烈之所以放下架子与平民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意在显示他对小人物的重视，实则是借此展示他保护小人物们的利益的意图。而腓特烈大帝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为自己的权力着想，把天平的砝码放到了平民一边。这一点，从腓特烈对于伏尔泰的指责做出的回答可以看出：伏尔泰在谈到这个案件时，轻蔑地用了“法律食人狂”一词来形容腓特烈；而腓特烈则针锋相对答道：法律是为保护弱者而制定的，无论何处都要遵行；特别要随时密切注意执法机构的行为。诗人歌德在戏剧《激动不已的人们》（Die Aufgeregten）里也塑造了一个腓特烈大帝，故事借一个剧中人之口刻画了一个“爱民如子”的腓特烈，实则是表达了民众对于“腓青天”的期待：
各色人等对于他都大同小异，而他最放心不下的却是农民。我知道，他曾对他的部长们说过，“如果他们——即那些富人们——想要说服朕，可以有众多的律师们帮衬，而穷人们只有一个律师可以求助，这就是朕”。
保护弱者，不但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更可以维护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保护农民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工业化之前，易北河以东向来是农业区，农业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７０％—９０％，粮食安全、国家的收入、士兵兵源都直接依靠农民。如果农民遭受的压迫过大，势必影响国家的安定，因此国家必须尽其可能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也符合普鲁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国策。
既然是弱势群体，无力与强势集团对抗，那么就只得盼望统治清明，盼望明君，这就道出了历史上德意志人的“顺民”心态。顺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服从君主，原因之一是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无奈之中只得期盼明君的降临。黑贝尔的故事里，国王大人终归是个明白人，懂得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也要遵守，于是心甘情愿地输给一个小人物。作家的叙述塑造了一个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的明君形象，极大地满足了处于无权地位的民众对于社会公平和政治清明的渴望。再加上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腓特烈大帝维护法律尊严的故事，民间叙述既表达了民众对明君的希冀，又衬托出民众的顺民意识，这也有助于为国王树立良好的形象：“国王是一个正直的绅士，也很仁慈。”腓特烈大帝在世时的形象是一个天才的国王、战争之神、工作狂，但也是一个暴躁、蛮横、粗暴的霸王。腓特烈死后，他的形象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而逐渐改善，越到后来形象越好，而民间这些传说和文学作品大大有利于改善腓特烈的形象，《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无疑有为明君树碑立传之嫌；一如“珍珠翡翠白玉汤”故事里的朱洪武，虽然笑话百出，但是却给了人们一个亲切、亲民的印象。
这个故事道出的另一个意蕴，在于展现出了德国市民阶级清晰的自我意识。黑贝尔的文学作品里，一个小人物则敢于与一国之君、人称“大帝”的国王进行对抗，作品中展现出道德勇气的不是大人物，而是平民。正史中，君臣博弈、惊心动魄；在文学中，君民之间平等对话、谈笑风生。一边是以上压下和以权压法的暴行，另一边是乡亲之间的口角争执，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命令与抗命被邻里之间的调侃和诙谐所取代。民间传说里，国王的诉求有理但不合法，所以他有错在先，却还要仗势欺人；而小人物则法制意识强烈，一身胆气，正体现了诗人席勒在《欢乐颂》里提倡的普通人实则平民“面对帝王而毫不畏惧的男子汉气概”。这种胆气恰恰表明，正在壮大的德国市民阶级已经具有了清晰的市民意识。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为“道德勇气”，虽然面对一国之君而不畏惧，仍旧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还同国王嬉笑怒骂，俨然与国王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黑贝尔本人在当时属于市民阶级，处于等级社会的压迫之下。他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来塑造磨坊主，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原则，把磨坊主置于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同一位置上，明明白白道出了此时德国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或者说，顺民意识里已经渗透进了强烈的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两种叙述，两个文本，两种理性。法学家的理性，在于护法，在制度与权威的碰撞中，全力维护法制，强调制度保障高于一切。腓特烈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性，着眼于巩固君权稳固和国家利益，为此甚至可以牺牲制度。两个文本，两种意蕴，颇耐人寻味。
作者：李伯杰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