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
当下中国，遭遇着文化焦虑和社会治理危机的双重困扰。全球化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单纯的经济诉求无法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意义，提供一种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
从维系整体族群归属和终极意义工具的角度看，文化认同的空心化倾向已日益突显。市场经济将大量社会成员抛到一个单纯利益链条中，原子化时代的公共治理迫切需要道德存量来帮助社会维系运转、资源动员、政策实施，而现实中传统文化曾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功能却急剧衰减。例如，在中国主流社会及海外华侨的意识深处，曾经共有的民族认同就是“龙的传人”。但“龙的传人”这个符号象征，在国内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已不再有原先强烈的凝聚力。当一个民族象征的内涵越来越空洞化，原先曾经非常牢固的社会纽带日益解体，当国家越来越依靠肤浅狂热的民族主义口号来维系表面的一致性，那些在现有秩序中找不到精神归属的社会成员，将逐渐因为“自我利益的陷阱”而增大了社会溃败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天都有许多原先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成碎片，散落甚至消失。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事故、贫富两极化、精英整体公信力的丧失、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不仅揭示了中国社会治理危机的普遍性，还深刻暴露了对生活意义、身份认同、价值取向这种高层次文化诉求的巨大分歧。而文化纽带的断裂，往往意味着未来远比经济诉求更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治理危机。
这种普遍主义和地方性的冲突演化，与上个世纪拉美现代化故事有几分相似：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拉美各民族从原有的农业社会经济体系中剥离出来，同时其脆弱的原欧文化又不足以支撑自我维系的向心力，一旦遭遇经济危机，这个根基被拔起、文化漂泊无依的移民社会就出现了分裂动荡的“拉美式现代化终止”。
只有在这样的全球视角、历史视角下，才能深刻理解当前中国人的迷茫感，理解当代知识分子反复述说的文化乡愁、文化焦虑并不是危言耸听或无病呻吟，而是一个关乎到中华民族能否继续推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一个在普遍主义话语表层建立了基本治理框架，但在微观上缺乏基本信任、丧失文化支撑、没有长久预期的社会，固然能造就短期的辉煌，但绝不能长治久安。
中国当下的文化焦虑和认同危机的典型特征，在于中国作为唯一存续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背负着比其他民族国家更沉重的历史包袱，对地方性取向的压制也更为持久。一方面，全球化推动的普遍主义话语尽管如日中天，却似乎始终难以解决当代社会日益尖锐的公共治理和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本土的文化传统顽强地潜伏在社会各个层面，却始终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难以获得合法性。这种普遍主义和地方性的冲突不仅存在于正式制度的权力运作框架中，而且深存于中国社会成员的内心当中，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焦虑的一个经典情景。
简单地横向不对称比较各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式文化焦虑在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全球化”作为一个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对世界的不同时代、区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英国、法国、印度都曾面临好莱坞文化的入侵，于是纷纷反弹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实践，而美国虽然享有近乎独大的经济和文化霸权，但在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存在着对拥有强大国力却缺少“祖母文化”的文化焦虑和精神归属感。这种文化焦虑在不同时空呈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举世皆然。因此，我们不能将这种社会文化的焦虑，归结为西方列强阻击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阴谋论”，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作为两种遥相呼应的力量，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它对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认同都先后产生过冲击。
中国式文化焦虑的根源在于，它不仅产生于结构性的全球化浪潮，也是地方性精英根据掌握的地方性知识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精英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驱动下的选择往往呈现出一种激进转型的连续性特征，这恰恰是中国式文化焦虑和社会认同危机的显著特征。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百年的现代化历史里，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承的二元对立话语始终是造成中国社会裂痕的深层因素，我们始终不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有效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当中。
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始终缺少融会普遍主义话语和地方性话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必然造成知识阶层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焦虑感；二是由于这种缺乏路径依赖，导致中国主流话语始终在普遍主义话语和地方性话语之间反复摇摆，甚至是一个相互恶化而非自我反思的激进循环。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激进的改造思维笼罩下，中国知识精英及整个社会就全盘接受将欧洲的各现代化阶段视为他国发展的必经之路。以“扔掉线装书”为代表口号，最大程度地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被视为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最短路途，中国文化自身的多元性和生命力被大大损害。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初，经过上百年的激烈社会改造，作为传承传统的核心群体，士绅阶层和乡土宗族势力彻底被国家机器粉碎，有利于市场经济自由交换的商业环境开始形成；在思想倾向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对个体造成的压迫性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重构本来存在着大好的机遇，但恰恰在这个时代，传统文化相反加速了被边缘化的过程。
这种边缘化的机制，就是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将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定型为中国当下的普遍主义价值。在这种激进的、单一维度的话语标尺下，无论是百年的启蒙话语还是三十多年的改革话语，都是倾向于将本土传统文化看成一种与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相脱节的地方知识。在一个本土文化资源异常厚重、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化通常被看成是不符合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因素。在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对历史传统的叙事往往被描述为保守、专制、落后的代名词，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维系延绵的内在精神力量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
如果说在“文革”时期，传统文化被大规模打倒，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它还是被作为一种关注的对象；那么在以经济增长为主线的市场经济时代，传统文化越来越淡出历史的舞台，成为大众生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
在这种传统全面消逝的文化土壤中，经济发展别无选择地成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唯一纽带。以经济的名义，传统文化被埋入历史的深层。ＧＤＰ的狂欢已经开始了，在国家机器的推动下，这种提倡自由主义、个体价值的普遍主义时代开始和全民致富运动连接在一起。强调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由于与当下国人的生活缺少对接，即使在节日庆典中偶被提及，也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装饰。因此，如果将前一百多年的思潮脉络看成达尔文主义的延伸，那么如今主流知识分子的激进思维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不过由政治上的达尔文主义思维转变为经济上的达尔文主义思维。
特别需要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全面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在合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改革时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面走向“经济救国”的思潮，在于试图寻找一条在避免社会阶层冲突的前提下实现社会进步的道路。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虽然放弃了短期内寻求激进政治变革的努力，但在经济改革上却变得更为激进。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盛一时，恰恰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倾向于追求简单的一体化终极道路理想，而习惯于否认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路径选择。这种社会达尔文观点的逻辑在文化生态政策上的引申，就是认为全球化的资本输出是当前传统文化倾颓的主因，资本的强势决定了文化的强势程度。当资本不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文化就要随时面临着冲击和替代。有人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是当下中国摆脱不掉的文化宿命。
这种将经济与文化关系简单化的处理，通常不能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原威权社会，如日本、韩国，为什么同样能够完整地保存传统文化？而中国本土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或者说市场经济还有待形成的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摧毁从“五四”时代以来愈演愈烈，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遗忘？甚至也不能回答如下问题：资本的强势并不能替代文化的强势。为什么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存在越来越浓厚的文化认同危机？
因此，中国当前的这种文化焦虑，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和文化从来不是鱼和熊掌的替代关系。我们可以在很多发达国家看到传统和现代的完好结合，看到经济与文化的相得益彰。由于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诸多社会精英不能将中国文化在最近二百年的衰败和动荡看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格局中“不变”的一种“变”，看成一种古老文明与时代结合后的自然更新。从当年的政治革新诉求全方位转向为经济革新的诉求，这种过于激进的思潮必然让大众对自身的文化历史或文化全球化中的地方性知识产生否定、产生失忆，让一个民族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逐步放弃了对道德信仰的自我约束，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拉美化的阴影。
作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察者，《江南》、《徽州》、《徽商》、《河之南》、《望长安》等一系列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在于以影像这种直观而感性的力量，重构一个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性知识：江南文化、徽州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仅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版图的开始。
这些纪录片显示的文化自觉，与其说是现代化思潮中的一种文化乡愁，还不如说大众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区域性叙事中存在着一种当代ＧＤＰ主义或其他国粹主义历史叙事所缺乏的精神感召力。而这种精神力量在当代的知识精英给普罗大众反复讲述的历史叙事中始终是偏颇、断续和碎片化的。这种偏颇、断续和碎片化的历史叙事，并非知识精英的故意遮蔽，更多是在百年激进革命传统下地方性知识体系崩溃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五四”一代的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文化还存有切身的温情和切实的体验，而当今的知识精英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难以接触到真切的传统文化，因而比其前辈更容易对传统产生曲解和无知的狂妄。在这种无视历史的话语情境下，将传统文化定义为僵死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去地方化历史叙事几乎席卷主流思潮。
事实上，传统文化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一个民族谱系的符号象征。特别是全球化加速、社会日益碎片化的转型期，它在赋予生活意义，维系族群记忆，保持身份认同等几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地方性知识极度匮乏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对中国文明特殊性、中国现代化路径地方性的有意无意的轻蔑，是迟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元素。
必须强调，这种以影像为手段的地方性知识重建绝非国粹主义的传统臆想。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样包含着一种进步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那种想象西方人民会因为科技进步而蒙受“家园丧失”、“不知归处”的痛苦，夸张着本国人民暂时遇到的“无序”和困顿，试图用东方的儒家思想拯救中国乃至人类未来的设想，只能代表一种地方性的单向美好愿望。对多数人来说，不管如何树立地方性或者传统文化的大旗，文化乡愁、文化焦虑和文化自觉都是一种在普遍主义话语体系下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从这个意义看，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的普遍主义前提下如何进行历史叙事、文化记忆和身份再造，这也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
超越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作用、意义和新的使命，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对话和对接，超越激进的、单向的整体否定和肯定的态度，在承认普遍主义价值内核与中国文明独特发展路径的前提下，重构传统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旦超越自我设立的藩篱，一个基于广义的普适性价值的生活智慧，必然能与经济的全球化结合在一起，带来一个更为广阔的解放。
作者： 杨晓民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