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每一个读《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的人，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刺激。因为其一，老师为人师表，是最不应该和最少可能撒谎的职业；其二，史学以求真为第一天职，应是人文学科中主观色彩最少的学科。然而，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所揭示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大量问题，很难不令人再一次反思史学这门学科的本质和自律精神。
对本书所指出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和“错误”，我更愿意把它们视为一种问题，因为它们并非因史料欠缺、考据不足等专业水平的低下，而是美国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普遍特征。如果说这是错误，那也是明知故犯的“错误”。
任何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都需要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正面形象，以此作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公民文化的塑造。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如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Sois）指出，历史“描写完美的人和高尚的民族，但就是不说实话”。
洛温以大量具体事例揭示了美国历史教科书如何将历史人物塑造为英雄神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是无中生有，如感恩节的起源、少年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但更多的是故意“视而不见”，如华盛顿、杰斐逊等早期美国总统的奴隶主身份，进步主义、和平主义学者总统威尔逊的种族主义政策，甚至越南战争。既然任何史书都无法记载全部的历史，史料总是有选择的，那就选择对政府和国家最有利的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中小学用）的颁布与修改曾引发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充分反映出美国历史研究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以及史学教研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该《标准（草案）》吸收了近几十年来新史学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美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以不同“种族、民族、社会和经济地位、性别、地域、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而构成的多元化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国民族的共同特征”。但被保守派批评为迎合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无视美国主流文化和优秀历史传统。如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认为：“美国早期文明中确有欧洲文明与非洲和印第安人文明汇合的成分，但后两种文明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对美国政治体制和思想的影响远远不能与欧洲文明同日而语； 包括民主、代议制政府和言论自由在内的美国体制的主要特征只能是来源于欧洲文明。”联邦参议院专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有关政府部门不得通过和认可《标准》，最后迫使《标准》编写委员会进行了修改。由联邦参议院出面干预中小学的历史教学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任何国家都需要好公民，但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对本国和别国历史缺乏整体性客观认识的人能成为好公民吗？洛温认为不能！在他看来，英雄化的历史是一种迪斯尼式的历史，使学生的思想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教科书中关于美国历史发展趋势的乐观主义描述，实际上等于在无意中承认，历史中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反思和借鉴，历史对现实和未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该书最值得看的部分，还不是其中列举教科书的种种“错误”，而是作者对“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教？”（第十二章）和“这样教历史的后果是什么？”（第十三章）的深刻分析。值得深思的是，历史教科书中一些有意忽略、扭曲甚至虚构的情节，竟是出于维护学生们的理想和对国家的热爱。毕竟历史中有一些即使是成人也很难选择或理解的问题，如何让孩子们去做判断？但作者认为：“向学生说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路。一旦我们开始下滑，我们何时停止，如何停止？谁决定什么时候该说谎？该说什么样的谎？对什么样的年龄群说谎？”一旦孩子们发现教科书内容是不真实的，他们如何能相信其中的政治意义？
毫无疑问，史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史学家Ｅ．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的名言是：“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但史学与政治毕竟不是一回事，史学之本在于真，如同政治之魂在于善。一种有责任的史学不仅要求真，也要求善，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是：它必须是在真的基础上求善。或许，真实和客观只是史学一种“高尚的梦想”（这是另一本书的主题，参见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史学界》，杨豫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版）。但离开了对这种梦想的追求，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成为一种大众娱乐或社会控制的工具。
洛温这本书针对的只是十八本中学教科书中的问题，但唤起了人们对其他历史教科书和史学作品的反思。这或许是这本书自一九九五年问世以来始终热评如潮的原因之一。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詹姆斯·洛温〔James W.loewen〕著,马万利译、刘北城校,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 刘 军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