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为什么特别重视“抹黑对手”?

抹黑对手    

说“抹黑对手”的策略来自《三国演义》,并不冤枉这部小说。在政治斗争中,总有“尊重对手”和“抹黑对手”两种文化。《三国演义》的文化与前者无关,属于后者。中国的纣王被抹得那么黑,古已有之,但像《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如此鲜明的态度礼赞一方、抹黑另一方,实属罕见。他站在拥刘灭曹的政治立场,把刘备视为皇统正统的化身,把曹操视为叛统篡权的奸雄,然后篡改历史,把曹操描写成历史的公敌,正统的对手,使“原形的曹操”面目全非,变成一个黑心的“伪形的曹操”。如此变形是因为作者守持拥刘的绝对政治立场,因此,他不仅抹黑曹操这个第一级对手,也抹黑周瑜这些第二级对手和王朗等第三级对手。由于抹黑,历史发生巨大的变质。

曹操的原形即历史上的曹操与曹操的伪形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完全是两回事。原形是“英雄”,伪形是“奸雄”,关于这点,鲁迅先生很早就说了公道话。他说: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关于原形的曹操,已有许多文章论著为他说话。笔者只从“作诗”这一小角度谈论几句。中国的帝王作诗者不少,仅初唐、中唐,就有李世民、武则天、李治(唐高宗)、李隆基(唐玄宗)。《全唐诗》收李隆基诗六十三首,《全唐诗外编》又录其逸诗五首。清代的乾隆皇帝一人作诗就达万首之多。而写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是曹操,二是李煜(李后主)。这两个帝王可称为大诗人。其诗词的相同点是境界高远,气势恢宏,而且有形而上的诗思,即叩问存在意义的诗思。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问君能有几多愁”(李),都是对人生的大叩问。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写的都是文人诗,但曹操却是哲人诗。曹操对宇宙人生的大体悟与大悲怆是他的儿子所望尘莫及的。李煜的诗则有大慈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重新发现李煜,指出他有“基督、释迦”负荷人间苦难的“神境”,比中国文人历来崇奉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逸境”,精神更为博大。曹操、李煜的诗,高出其他帝王诗人,包括高出宋徽宗等著名的帝王诗人,而且也高于后代许多诗人。这原因也是他具有其他诗人所没有的大气和形上气。从“气象”这一视角,可以看出曹操确实有一种不同凡响的英雄气概。这就难怪《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要在《武帝纪》的卷末,用“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八个字客观地给曹操一个公平的总评价。陈寿之后,吴国大将军陆逊的孙子、著名文论家陆机曾作《吊魏武帝文》,对曹操也歌颂备至,说曹操:功于九州,举世共推;德配天地,援日月而同辉。礼赞之余,也说“曹民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甚民怨矣”。有后面这一批评,倒是使前边的赞扬更为可信。可以肯定,陈寿、陆机描述的是曹操的原形。

但《三国演义》却把曹操彻底伪形化,竭尽抹黑之能事。一是让刘备直接出面抹黑; 一是以全书建构一个奸雄形象加以抹黑,以致黑到人人都深恶痛绝。当庞统劝刘备取西蜀时,正中备之下怀,可是他在虚假的推让中却抹黑了一顿曹操,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第六十回)这里刘备透露出重大的策略信息,这就是要把自己与曹操来个黑白对照,我为白,曹为黑,把曹抹得愈黑愈好,抹到黑透坏透,事乃可成。所以他在称“汉中王”和称帝时发布的两个重大文件(前者为上表;后者为祭文)绝不放过抹黑对手。表呈许都曰:

备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总督三军,奉辞于外,不能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如疾首。曩者董卓,伪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临,人臣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隆罚,暴逆并殪,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鹤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辜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第七十三回)
祭文(由谯周朗读) :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备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残忍,戮杀主后,罪恶滔天;操子丕,载肆凶逆,窃据神器。群下将士,以为汉祀堕废,备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罚。备惧无德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遐荒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高、光之业将堕于地,谨择吉日,登坛告祭,受皇帝玺绶,抚临四方。惟神飨祚汉家,永绶历服。(第八十回)

两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抹黑对手,说明自己的称王称帝是讨贼救国之需。文件中声讨曹操“残忍无道”、“穷凶极逆”、“罪恶滔天”,如果说,刘备是从政治上把曹操说成头号篡权大盗,那么,罗贯中则是从伦理上把曹操写成最不道德、最无心肝、自始至终背信弃义的大坏蛋。此伪形之曹操,心黑极了,人坏透了,其一生就为“奸诈”二字做注释,二字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品德品行品量可言。此人之坏,是从根上就坏起。他出身于阉人(宦官)家庭,从小缺少管教。从小就一肚子坏水,天生就会骗人害人,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望他好的亲叔叔。《三国演义》一开篇就说曹操从童年时期就善于搞阴谋诡计:

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胜之养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时人有桥玄者,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昌乎?”南阳何见操,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这个伪形曹操,既然生来就没有善根,全是恶根,之后一生全在作恶,也就不奇怪了。这个从小就心邪的曹操对上他无视君臣大义,对皇上只有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忠诚,后来竟大逆不道,破坏纲纪,诛杀怀孕五个月的皇后,最后竟篡汉窃国。对下则能利用时好话说尽,不能利用时则诛杀不误。杀杨修和借黄祖之刀杀祢衡且不说,连为他立了大功的大谋士荀,也不能容纳而硬是把他逼死。最令人不齿的是他公然鼓吹“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哲学。也正是在这种哲学的支配下,他为了保全自己而屠杀在危难中接待他的吕伯奢全家,心黑手辣到极点。至于自己指使王用小斛发粮,引起不满后又借王之头以平军愤,更是阴险毒辣之极。这之外,他对待华佗、徐庶、陈宫、张辽等的态度与手段,无一不是无道无耻的黑故事。历史上可称为英雄的曹操,经过《三国演义》的抹黑,变成一个无比残忍、无比虚伪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以致后人无法了解曹操的本来面目,只有极少数的认真的历史学者通过“小心求证”而抹掉他脸上的一点黑粉,例如很下功夫的盛巽昌教授就在他的大著《三国演义补证本》中引证王沈的《魏书》、郭颁的《世说》、孙盛的《杂记》,以及《太平御览》等,来说明小说的描写与史书所载的事实不符。可惜学者恢复原形曹操的努力总是难以扭转罗贯中的伪形曹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大黑形象。

《三国演义》的抹黑对手还不止于曹操。二级对手周瑜也被抹黑得面目全非。据盛巽昌先生考证,周瑜是个气量宽宏的大将,《三国演义》写他嫉妒孔明之才以至想把孔明置于死地,自己临终之前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叹,纯粹的《演义》的杜撰。盛先生说:

据史传,周瑜气量宽宏。赤壁战时,蒋干奉曹操命来说降周瑜,回去后说,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他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谦恭有方,和左右上下都能和睦相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对此,刘备也说他是“器量广大”。他的器度和谦让,是为诸家所认同的。又说:“既生瑜,何生亮”……此乃《演义》神来之笔,不见于史传。但也可见周瑜年龄大于诸葛亮。按周瑜死时年三十六岁,诸葛亮时年二十八岁。故《演义》说不悖于史。但后人多受迷惘。清袁枚《随园诗话》 (卷五) :“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话,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亦称:“‘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三国演义补证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319—321页)

第三级抹黑对象是张昭等。劳干先生用大历史的眼光看张昭的主张,认为张昭的主张一旦实现,倒是可以避免赤壁战后六十年的三国争衡、兵连祸结,有利于天下人,并说张昭“本是一个志节之士,绝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的战略意见并不是简单的畏曹降曹;而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张昭的评价,更是认为张昭甚有远见(“所存岂不远乎?”),绝不是《三国演义》中的鼠目光微者。他写道:

赤壁之战为三国分崩的重大关键,此后六十年的分裂局面肇基于此。但曹操拥有献帝,为名分所系;再就全中国人民的幸福而言,曹氏内政,尚无大失,而三国争衡,却是兵连祸结。所以赤壁之战,对于天下人的功罪,原不可立下断语。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云:“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定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

张昭本是一个志节之士,绝非一个懦怯的人,在本传中表现得很清楚,这种态度和曹操的重臣荀,刘表的从事中郎韩嵩,是处于同样的态度。这一种抉择,和西汉初年劝韩信叛变的蒯通,正更在相反地位,原不可轻易贬损。不过看当时全局,实以蜀为正统,为着表章臣节,诛伐篡伪,赤壁一战,实西蜀建立的先声,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了(《魏晋南北朝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印行,20—21页)。

但《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里是这样写的:

权将曹操檄文示肃曰:“操昨遣使赍文至此,孤先发遣来使,现今会众商议未定。”肃接檄文观看,其略曰:“孤近承帝命,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鲁肃看毕曰:“主公尊意若何?”权曰:“未有定论。”张昭曰:“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众谋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孙权沉吟不语。张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则东吴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孙权低头不语。

这里的张昭除了知道保守江南六郡之外,没有其他战略与历史洞见,不过是一个理拙气短的投降派。这之后,诸葛亮前来“舌战群儒”,申说抗曹理由,张昭作为第一论辩者,也只知揭对方的短处,完全没有大局分析,情绪压倒理性,在孔明面前不过是一介腐儒。事实上,历史上的张昭完全不是这样。从陈寿到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对他曾做过公平的评价。劳干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这样说:

与周瑜同在东吴的重臣张昭,也是被抹黑的一个。在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大军压境的时候,东吴面临着一个重大历史关口。在这一历史瞬间,东吴作何选择,的确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战略论辩中,历史上的张昭提出了与曹操妥协,避免天下(中国)分裂的混乱局面。对此,本应从中国与中国人的历史前途做出理性评价。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拥刘抑曹的立场,认定不打曹操就没有刘备当皇帝的机会,当然就把与曹操妥协的主张视为历史小丑的主张。因此,在小说的文本中,作者没有让张昭申诉战略理由的机会,只是让他简单地提出降曹的主张,把他描绘成一个只求苟安、一味想去纳降的笨伯。罗贯中笔下的张昭如此令人厌恶,完全是作者站在刘备的立场给予抹黑的结果。

关于给张昭抹黑一节,黎东方先生的批评十分具体生动,我们可再做品味,他写道:

张昭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个腐儒。这便是演义体的书误人之处。它为了烘托诸葛亮的胆大而聪明,就把张昭说得十分懦弱而糊涂。

实际上张昭这个人倒是颇有骨气,也很有才干的。他是徐州彭城国人,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本州的东海群人王朗,琅邪群人赵昱,均是他的好友;广陵邵人陈琳,也对他十分钦佩。彭城国的国相某人举他为孝廉,他不就;徐州刺史陶谦选拔他为茂才,他也谢绝。陶谦生他的气,把他关了起来;赵昱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救了出来(陶谦在当时还不曾升为州牧)。

恢复了自由以后,他迁居到江南,仍旧当老百姓,无牵无挂。孙策来了,对他十分尊敬,到他家里“升堂拜母”,向他的母亲跪拜行礼,弄得他不好意思不“出山”,屈就了孙策的“长史”(秘书长)兼“抚军中郎将”。
孙策把行政方面大小的事务,都交给了他,他也确是卖力,办得井井有条。北方有很多人写信给他,说他能干;也有若干封说他能干的信,是写给孙策,由他以“长史”的职位先行拆开的。他感觉到很为难:不向孙策报告,是蒙蔽;报告,怕引起孙策不满,甚至猜疑。

孙策知道了这情形,就向他说:“以前齐桓公用管仲,把事情都交给了管仲,称管仲为‘仲父’。左右请示一件事,桓公说:‘去问仲父’;左右再请示一件事,桓公又说:‘去问仲父’。左右就发起牢骚来,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说:‘我未得仲父以前,为君确是很难,既得仲父以后,为君怎么会不易?’现在, 北方人都说张昭能干,张昭既然是我用的,这就等于说我能干,能用张昭了。”

孙策之所以在临死以前,把孙权托给张昭,可见不是没有理由的。孙策而且向张昭说:“倘若孙权不足以担任重任,你自己担当好了。万一事情不能顺利,‘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为另一问题)。

孙策断气以后,张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劝孙权停止哀哭,赶紧办公,而且扶了孙权上马,带了队伍出巡一番,让“众心知有所归”。

此后,他一直是孙权的第一帮手;到了孙权称帝之时(公元二二九年)才退休,以“娄侯”的爵位、一万户的食邑、“辅吴将军”的名义,优游岁月,并写了两部书,一部是《春秋左氏传解》,另一部是《论语注》。

退休以前,他是“绥远将军、由拳侯”。娄侯的娄字,指娄县;娄县在今天是江苏昆山东北的“娄县村”。由拳侯的“由拳”,是(浙江嘉兴之南的)由拳县。(《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版,138—139页)

抹黑抹得最狠的要数《三国演义》的作者借诸葛亮之口对王朗的抹黑(第九十三回)。在小说全书中诸葛亮直接出面对一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只有这一个。王朗被孔明骂死,在民间已成了对王朗的笑谈和对诸葛亮的美谈。历史的真相一旦被掩盖,一个历史人物一旦被老百姓崇拜的偶像所抹黑,真难翻身。情节发生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蜀军攻下天水等三城之后北去祁山,声势浩大,在长安城外的渭河西岸摆开与曹军主力决战的架势。魏军则以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大都督,王朗为军师。王朗在曹真统帅部里商讨退兵之策时讲了大话,说:“来日可整顿队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措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第二天两军对阵,王朗果然出面对诸葛亮讲了一通劝降的滥言,诸如“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等等,结果招来孔明的大笑和一番辱骂,骂中把王朗涂抹成食禄的禽兽,奴颜婢膝的小人,不仅给王朗泼了一身脏水,而且给他扣上了“皓首匹夫”、“苍髯老贼”、“谄谀之臣”等一系列帽子,结果把王朗活活气死。诸葛亮这番谩骂之语,乃是典型的抹黑对手的檄文。全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

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

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一个二十万大军的军师,在两军对叠的阵前,被骂得气破胸膛、撞死于马下,这事本身就不可信。而历史上的王朗并非是诸葛亮抹黑的那种形象。据《三国志·王朗传》载,王朗“文博富赡,乐善好施,诚为一时之俊秀”。他从小就饱读诗书,被朝廷拜为郎中,后追随陶谦,被任命为会稽太守。在与孙策的对抗中被俘过,孙策念他是孝子又放了他。经孔融推荐,他投奔曹营并任谏议大夫,曹丕当了魏明帝后,被升为御史大夫。他确实有点书生气,确实给诸葛亮写过劝降书。诸葛亮还给他回了信,驳了他的迂腐之论。这篇驳文题目叫做《正议》,但文章只是以项羽的教训反劝曹操应引为教训,没有人身攻击之言。可是,给对手王朗如此抹黑是《三国演义》作者拥刘抑曹极端立场的产物。

作者: 刘再复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