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金牌与诺贝尔奖
（编者按：本文发表较早，此时屠呦呦还未获得诺贝尔奖。但作者的思考有其价值，仅供读者参考。）
之前2009年九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作《中国大趋势》和读者见面，作者给其中一章起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标题：《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兴趣。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这两个领域内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一方面，竞技体育在三十年中成就巨大，使得奥运金牌不再那么“稀缺”，当中国选手获得金牌时，国人的心态也由亢奋转为平和；可是，另一方面对于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至今无所作为（本文发表较早，特备注：2015年10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至于国人对此的渴望越发强烈。人们自然想弄明白：为什么两个领域同样是伴随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跃，同样是获得了国家巨额投入和大力支持，效果却截然不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明白体育竞技与科学研究有何不同的性质。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科学研究是一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竞技体育则是一种在已知框架内的活动。当然，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已知”与“未知”是何种含义。体育比赛的结果当然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但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有一个完全已知的前提，即该项目的规则。这一已知之物的存在使得运动员所有的努力都可以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赛跑运动员要竭力跑得比别人快，足球运动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球送入对方大门。他们的日常训练，也可以从这一明确的目标出发，来制订详细的计划。而科学研究则与此极不相同，它更多的时候是在和未知之物打交道。科学研究不可能存在一个如体育竞技规则那样明确的目标，科学家着手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就宛如迷宫中探路一般，出来的成果往往和最初的预想大相径庭。因此，科学研究很难制订过于细化的目标，一位学者曾说：“在研究工作中，你不能计划发现，但你可以计划工作，而工作却或许会导致发现。”
这种不同导致了优秀的科学家与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具备不同的素质。科学家的天赋体现在对未知领域强烈的兴趣、好奇心和敏锐的把握，他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别的科研人员从未做过、甚至从未想过的；运动员的天赋则体现在：同样的事情，他能比别的运动员做得更加出色，比如，许多篮球运动员都能扣篮，但乔丹的扣篮则比其他人更加漂亮和有威力。这样，如何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和如何培养优秀的运动员，自然也存在区别，大量的重复性的训练是运动员成材的必由之路，这就使得对运动员的严格、集中的管理往往能让他们尽快提高成绩。而对科学家而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是一个方面，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出现，还要依赖于一种宽松的、有利于发挥科学家想象力的氛围，并且能够尽量增加科学家发现的机遇。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知道。显然，我国对这两个领域都实行了以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为主要特征的运作方式，但这种方式对具有已知框架的领域起到了明显效果，而对以探索未知为特征的科学研究来讲，则似乎很难发挥作用，甚至会起相反效果。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消极性在科研领域有深化的趋势。近年来，与国家的科研投入同步增长的，是对科研人员日益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由国家资助的几乎所有科研项目，都有着极为确定的目标，并有对成果和完成期限的明确要求。可是，何为“成果”，“成果”价值如何，这是统一控制无力判定的问题。一项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的福祉，只能由社会机制检验。现在，统一的控制承担了它似乎无力承担的任务，它的办法就是把科研明确化和量化，以致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等式：科研成就＝论文数量。在这种指挥棒的带动下，科研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也失去了科研创新活动所应有的未知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是全力集中于发表论文这一极为明确的目标了。论文的发表本来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环节，但现在却成了全部。在这种扭曲的机制下，低水平的“成果”遍地开花。更严重的是，“权力”本身成了判定标准，因为，既然科研本身的价值不易判断，“权力”自然容易乘虚而入，这就造成了一种在中国高校中颇为常见的情况：一个人即使既无精力也无热情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但他只要占据了某个“位子”，也不难发表论文、获得项目，因为行政权力获得了评价科研成就的资格。
把科研领域的这种状况和竞技体育进行对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现有科研体制的不合理性。竞技体育除了有已知的规则外，它的价值的判断也比科研简单得多，那就是它可以完全根据比赛的胜负说话。这样，体育领域各种资源的分配，也可以以此为依据，向比赛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倾斜，在这中间，滋生腐败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因此，在国家集中控制下，竞技体育领域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然而，同样的体制作用于科研领域，由于这一领域的不确定性、以及科研价值判定特殊的困难性，消极性就大大增强了。
或许有人会说，在这种体制下，依然有为数不少的成果真正发挥了作用，因此还是不宜轻易否定它吧？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做出的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丧失掉的机遇则是隐形的，因此我们很难明确地评估现有科研体制的得失。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越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作用的研究，越要依赖于个人的天赋、努力和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并且，越是有价值的科研创新，也可能越脆弱。因为，重大的发明往往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人们对已知事物的理解。而集中的控制所依据的，恰恰只能是这种理解。因此，对科研创新活动的统一指挥很可能摧毁极有价值的机会，而人们在摧毁这种机会的时候，会认为铲除的不过是普通的草，对此毫不在意，它造成的损失也是看不见的。假设爱因斯坦没有创立相对论，人类一样照常生活，丝毫不会知道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很可能已经摧毁了许多重大发现的机会，却浑然不觉。
也许有人还会问，何以知道铲除的就是鲜花的嫩苗而非普通的草呢？毕竟后者要多得多啊！其实，正是这个问题本身，构成了反对集中控制科研的最佳理由，正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力预测哪株草会长成鲜花，所以也就只能把这个问题交给“自生自发秩序”去处理了。哈耶克对此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正因为我们每个人知道的东西都很少，尤其是我们不清楚谁知道得最多，所以我们相信人们独立的、竞争性的努力会使我们得到一经见到就想拥有的东西。”
这似乎有辱人类智慧的尊严。但理性确实是有局限性的。人的思维似乎总是偏爱能明确化和量化的东西，可是，有明确目标和框架的事物毕竟很少。如果硬性地把不能明确的事物“明确化”，必然会对事物本身构成损害。其实，就体育运动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当然，竞技体育有着较多的明确性。
但是，体育实际上有着比单纯的竞技复杂得多的内涵。体育如何能更加促进人类幸福、社会进步，就不是竞技胜负那么简单的问题了，而这恰恰是体育更加本质的内容。也就是在这个方面，统一控制的体制充分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在竞技成绩辉煌的另一面，是群众体育的不景气和堪忧的国民健康状况，原因很简单：体育的社会功能是很难通过集中控制得以充分发挥的，行政权力本身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只对明确化、并能充分体现政绩的竞技成绩感兴趣，而对发展群众体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缺乏应有的更多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领域的问题也不比科研领域少。不过，中国体育部门的官员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还有奥运会，国人也对奥运金牌有着某种情结，而在这个领域，集中控制还是行之有效的，只要抓好这一项，也就能起到“一俊遮百丑”的作用。
而教育科研部门的官员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因为这个领域并没有如奥运金牌那样明确的、集中控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目标。不久前，教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宣称，根据近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中国的科研能力已居世界第五位，对这条消息，几乎没有称赞者，质疑声则比比皆是。这名官员恐怕是用“金牌思维”去看待SCI文了。很可惜，国人并不认账，科学精神也有着比论文数复杂得多、深刻得多的内容。奥运金牌与诺贝尔奖，同为奖项，含义却不尽相同。前者是一种“硬指标”，它展现的是人类如何能在已知领域做得越来越好，如何能“更高、更快、更强”；后者则体现一种“软实力”，展现了人类智慧如何能把握住未知世界。本质不同，对待它们的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前者，我们已有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而对后者，我们才刚刚起步。我们希望，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和集中控制进行运作的人，能多一点灵活的思路，使得有利于科研创新的软环境能被营造出来，倘能如此，诺贝尔奖也许会不再遥远，中国也有望复兴失落已久的创新精神。
作者：唐 科
本文略有删减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