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为什么现在慢慢消退了?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  上    

说来已经是一九九八年的事了,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我波士顿郊外游,乘兴来到她的美丽的湖滨居所。她书房里的一幅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幅字是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的书法,一首《浣溪沙》词,写的是——

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

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

木令耆长期主编一本名叫《秋水》的刊物,故词中第一、二句枫霜、菊黄以及第三句的“秋光”等字样,显然是喻指秋水主人的性格与爱好。下阕一、二句颇及女作家的职业特点,赞其作品以小见大,不离一个“情”字。因“木石”一语,用的是《红楼梦》“木石因缘”的成典。最后一句“书生留得一分狂”,与其说是对书赠对象的期许,不如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期许。

妙的是这种期许并不高,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啊,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可能就要打折扣。

“狂”是个多义词,以之衡人,则郑玄解作“倨慢”(《尚书·周书·洪范》孙星衍注所引),《南齐书》“五行志”定义为“失威仪之制,怠慢骄恣,谓之狂”,以及《韩非子》“解老”所说的“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应为的解。古代论人论事涉“狂”的案例甚多,褒贬抑扬,各攸所当。《淮南子》“诠言训”说:“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卷十四)这是根据年龄增长所引起的性格变化,来判定一个人的狂与不狂,一说而已。堪称经典的,是孔子的一段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虽然他本人未必喜欢“狂”和“狷”,解释本身却是正面的。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也”(《论语·子路》)。中行、狂、狷、乡愿四种品格,“中行”最为孔子看重,但难以遇到,“乡愿”则是需要鄙弃者。所以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不得中行”、“中道”),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一个拘泥迂阔,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狂”和“狷”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问题在于,“狂”得是否见法度,是否有分寸,而且是否有其他的德性与之配合。如果光是“狂”,却不够直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狂而不直”(《论语·泰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比较难办,因为他想干什么,我们弄不明白。至于嘲笑孔子倒霉,劝他“已而已而”的那位“楚狂”(《论语·微子》),应属于哪一种“狂”,孔子没有明说,只心知其意而已。看来这位“楚狂”,应该是“狂而直”,而不是“狂而不直”。另外还有一种人,很勇敢,也很刚强,就是不好学,这种“狂”,想让他掌握分寸也难。还有一种放荡无羁的“狂”,孔子认为也不一定可取。所以他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论语·阳货》)“狂也肆”不过是恣意直说乃至乱说而已,实践起来不一定妄为。“狂也荡”则是毫无拘束的放荡不羁。当然妄为的狂者也不是没有。董仲舒说:“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矣。”(《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可见“狂”最好植根于仁德与智慧,否则说不定就拿起家伙乱打一气了。

《晋书》“五行志”记载的贵族子弟之“狂”,是另一番光景:“惠帝元康中,贵族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之在狂。”(《晋书》卷三十七)东晋遭遇“二胡之乱”是不是由于贵族子弟相与裸戏,我们姑且不管,但其狂得失去规仪,不顾羞惭,则是历史故实。不过这还不算狂得超离了人的情性的谱系,《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东方朔的故事,就有些离谱了。汉武帝赐食物给他,当场大嚼一番不算,剩下的肉也揣在怀里拿走了,弄得油污沾满了衣服也不在意。赏赐钱帛给他,便都花在女人身上,挑选长安城里最漂亮女子为妻,一年换一个。于是“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为狂人”。但东方朔自己的解释是,他所以如此,是为了“避世”。一次他趁着酒兴,趴在地上高唱:“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酒后吐了真言。“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的典故,就出自这里。直到东方朔快要死的时候,他才向皇帝提出久蓄胸中的一条建议:“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司马迁评论说,这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因此古代的许多狂人狂态,很多都是有难言之隐,不是真狂,而是东方朔似的佯狂。典型的是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代表的“竹林七贤”,一个以文采和异行著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个个都“狂”的可以。《世说新语》里记载多则他们和“狂”有关的故事。刘伶酒醉之后,裸形于屋,遇有质疑,则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裤子,诸位怎么进到我裤裆里来了?”阮籍的侄子阮咸,竟然和群猪一起饮酒。阮籍无目的地驾车出游,有路则行,无路便痛哭而返。看到当垆卖酒的邻人之妻有美色,他就黏着不断去喝酒,喝醉了还一头睡在那位美妇身边。听说一个美色女子未嫁而死,尽管与其家人素不相识,也跑去大哭一场。这种“狂”,属于半是佯狂半酒狂,也许还要加上一点色狂。所谓“猖狂阮步兵”,所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王勃:《滕王阁序》),内中蕴蓄几多辛酸。

而“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由于娶了与曹魏有血缘关系的长乐亭主为妻,篡魏立晋的司马氏岂能善罢甘休。起初想笼络收买,派来的人看他正在树下低头打铁,不闻不问,只好怏怏而归。他的“七贤”之友山涛欲荐代己为官,他写了那封千载传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此当他步入不惑之年,终于被司马氏所杀害。临刑之际,他出人意外地抚奏了一首《广陵散》,曲罢发为感慨:“《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据说嵇康是个罕见的美男子,一米八二(魏制七尺八寸)的身高,“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传》),不像魏晋其他名士,为打扮自己可能还要擦粉之类。山涛赞美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美而有风骨,则嵇康之狂,可谓清醒之狂,美骏之狂。

唐人之狂比之魏晋,发自内心的本性之狂似乎要多一些。李白可谓天字第一号“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这是他自己说的。“狂人”、“狂痴”、“狂客”、“狂夫”、“佯狂”,不一而足。他自喻的带“狂”字的称号就有这许多。李白的友人也直言不讳。杜甫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又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又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后来的诗人孟郊也说:“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宋代的朱长文则说:“太白,狂士也。”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当时后世,无人不知李白是一位世所罕见的狂诗人。李白才高,本性天真,性情中原有狂放的一面。却又嗜酒,便狂上加狂了。这样的性格,自然不为世所容。所以杜甫始终担心他的这位老友的处境,在《不见》一诗中不得已直抒胸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是因狂而不遇,复又因不遇而更狂。

李白的狂是盛唐的狂,盛唐人物原本都带有三分狂气,连谨慎小心不逾雷池的“诗圣”杜甫,也写过《狂夫》诗,那是在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举家衣食无着,小儿子饿得面黄肌瘦,几乎面临要“填沟壑”的危险,却写出“自笑狂夫老更狂”的诗句。是啊,如果自己一分狂气也无,怎么那般欣赏大他十一岁的狂友李白呢?再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是我几十年来,每忆及此诗,都禁不住要大声朗诵的诗篇。相信读者也无人不谙熟此诗: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每次诵念此诗,眼前都仿佛出现流水欢欢,树动山迷,酒香馥郁,百花漫舞的景象。是饮中八仙歌,也是八仙狂饮图,虽未就君饮,已生大欢喜。

知章就是贺知章,亦即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的那位“四明狂客”,比李白大四十一岁。汝阳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郡王李,未及衔杯,路见酒已经流口水了。左相指天宝元年代理左丞相的李适之,为奸相李林甫所嫉,在位五年即罢去知政,赋诗自况:“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句“衔杯乐圣称避贤”,盖即套用此诗的头两句。宗之系被贬金陵的侍御史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的公子,尝与李白诗酒唱和。苏晋为开元时的进土,当过吏部侍郎,信佛而不守戒律的狂士。焦遂名不见经传,长安一布农耳,可知酒党重情趣,并无贵贱之分。至于张旭,则是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草圣”,《旧唐书》载:“吴郡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故其又有“张颠”之称。此“八仙”的各种酒狂之态,绝非不懂狂不能狂不欣赏狂的人所能摹写。恰好我们在杜甫的另一首诗中找到了佐证,这就是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开头两句便写道:“江上被花脑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说明老杜已经是在以“颠狂”自诩了,而“颠狂”的原因,则是由于“无处告诉”,即无人可诉说,看来是自己寻花自己狂。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是多元文化达致鼎盛的开放时代,为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恣意张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他们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没有魏晋之狂的辟戾之气。遥想张旭在“王公”面前“脱帽露顶”的狂态,贺知章在马上晕晕乎乎,摇来晃去,以为只有到酒泉去做官才称心如意,再加上李白的以酒仙自诩,拒不奉诏。我们在因狂会意之余,不知不觉笑的都乐了。精神生产者能够狂态昂然,是健康社会的烛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显。唐诗所以凌跨百代,后无来者,实得力于当时的文化开放和思想自由。

中晚唐政治变乱频仍,党争不已,狂士非无有,内涵和格局要拘迂得多。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振衰启运,以道统自命,固为不世出的文雄,但他得“狂名”,竟缘于好为人师。柳宗元在给一个欲拜他为师的青年人的信里写道:“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871页)如此得“狂名”,这在韩愈可谓不期而遇,非始料之所及。因此他非常不服气,特作《释言》一篇加以解释:“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不过韩愈确有过一次“狂”的经历。一次与友人登华山,竟攀援至山顶,自己知道返回不能,便写好遗书,“发狂恸哭”。韩愈不愧气魄盖世的豪杰之士,危难之际痛哭也不无忘“发狂”。当然后来还是下来了,华阴县令不知想出多少办法,才救了韩愈一命。

本来谈不上狂,因为性格倔强,思想独立,不肯随顺潮流,便被世人目之为狂,唐以后千年以还的中国世风大率如此。我所以说“唐以后”,是由于魏晋之狂和盛唐之狂,几乎是诗人和士人的常态,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异。宋的狂客就不那么常见了。

宋儒的集大成者朱熹,最不能容忍学者有“狂”的气息。我们如果翻一翻他的著作,会发现“狂”之一字,他的解释几乎全都是负面的。他很少单独使用“狂”字,而是组成“狂妄”、“狂躁”、“狂易”、“狂恣”、“狂骛”、“狂率”、“狂僭”、“狂悖”一类语词,否定评价的取向至为明显。二程(程颢、程颐)的看法略同于朱熹,下面当细详。而作为北宋改革的急先锋王安石,狂的因子完全具备,但他最终没有发展为狂,而是走向了“拗”。他的内心其实明朗而单纯,只不过国身通一的儒家理想,使他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置自身的处境于不顾。面对反对改革的众声喧哗,他毫不动摇,友谏不听,敌毁不回。他的“拗相公”的雅号就是因此而得的。不过在他的对手眼中,王安石就不止是“拗”了,“狂妄”、“狂悖”抑或有之。王安石自己的解释是:“好大人谓狂,知微乃如谍。”(《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他不能容忍把“狂”和他联系起来的误解。对手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并不在意他的狂与不狂,这个人是苏东坡。

苏东坡后世一向有狂放之名,连同他的词的写作,也成了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因此宋朝的狂士,不能不首推苏东坡。他自己也不讳言自己的狂迈,诗词中每有以“狂”自况的诗句,如“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等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共八册)比较好读,我边读边擒拿,竟觅到近四十条跟“狂”有关的诗句(如果用电脑搜索当发现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词学大家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也有多例,其中二百二十页的《十拍子》“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语词尤为率直明露。总的印象,年轻时涉“狂”的语词比较多,年龄越大,“狂”词越少。不用说,这也合乎人生的逻辑轨则。

苏轼的“狂”,是秉承盛唐遗风的率性之狂,也是诗人之狂。可以说,无狂便无苏东坡矣,如同没有狂便没有李白一样。他和李白的不同之处,是他不善饮,可是他比善饮酒人更懂得酒性,而且越是年长,越贪此杯中物。他的诗中写道:“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又说:“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次韵乐著作送酒》)故苏轼的狂,大体与酒狂无关。但借酒壮胆、增加豪气的想法,他未必没有。请看下面诗句:“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飙狂胆满躯。”(《和谢生二首》之二)“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铁沟行赠乔太博》)不过他也很矛盾,酒兴的高言固然痛快,过后想起来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诗中坦承:“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事实上,他的多次得罪,一贬再贬,还不是由于“狂言”和“真味”?而且主要是“真味”。他的那首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饱含辛酸的自嘲。此诗的另一版本作“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更能彰显东坡的自由之心性。

盖人类的一切创造,都缘于自由,人生的一切挫折,也都缘于自由。而狂,则是自由的情感外化,和自由精神的变体。如果“狂”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乃至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和审美趣味,我们可爱的东坡先生,有理由作为它的全权代表。虽然宋代文士之能狂者,并非只有东坡一人,那位颠石颠到管顽石叫丈人的米颠米襄阳者,自然是一位别具一格的狂士,因篇幅所限此不多具了。

作者:  刘梦溪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