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胥之害
一、两个认识误区
（一）古代的官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少
《剑桥中国晚清史》一开始就说，在人口已经达到四亿的晚清，“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有人根据这个数据渲染清代官民比例是如何之低。其实这种统计是不足据的，因正史上往往只记录官员数量，而不统计吏胥。因为吏胥薪俸很低或根本没有薪俸，并且“吏”原来也就是负责抄抄写写的文秘，“胥”则是如捕快等跑腿的办事人员。最初这些多是老百姓应该服的一种“役”。可是后来吏胥逐渐独立出来，到了明清两代几乎成为衙门的主体，人数日增。清末翰林游百川说：“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其人数是正式官员编制的数十倍，甚至百倍。不仅地方，宫廷内外各机关也是如此。
（二）官是官，吏是吏，两者不能画等号
分析《水浒传》中的宋江，论者常说他是小官吏，这是不对的。宋江是吏，不是官。官、吏之间从来源、职守、地位以及外界的看法与评价历来就有不同。过去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到两年），而衙门里的吏胥则是历久而不换，甚至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也大有人在。道光时进士方浚颐说，他在庶常馆做庶吉士（考中进士后再进修的学校）时，庶常馆的吏胥，视新科进士如生徒，教他们礼仪。这些吏人还是明代世家，二三百年了，代代相传，因而人们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和吏的差别到了宋代被朝廷的政策拉大了，“吏”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转官也日益困难、逐渐边缘化，明代和明以后吏则成为社会边缘人。
二、吏是“庶人之在官者”
古代社会能够担任官员的都是士大夫。先秦是贵族社会，天子、诸侯、大夫、士从身份上说是贵族；从职务上说，他们都是不同层级的社会管理人员，或说是官。他们世代相承，血缘是决定因素。《管子·小匡》讲到士农工商四民，分别居住，世代相传，各操其业，唯有讲到农之子时，除了“常为农”之外，又提到“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也就是说农民中材质杰出的子弟，可以出仕，并且“仕则多贤”，这是先王都很信赖的。这是在僵硬的血缘制度上开了小口，增强了制度的弹性。
士人进入国家机构叫做官；而庶人进入了国家机构的叫做吏，或称作“庶人之在官者”。孟子在回答北宫周朝爵禄时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朱熹注云：“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所谓“府史胥徒”就是后世说的吏胥。“吏”是有文化的庶人，在官府中负责些文字工作。官是在国家机构中的主体，是主事的，而吏胥则是被官支使的。两汉时期，先秦那样的世袭的贵族制度衰落乃至解体，官、吏的身份没有太大的差别，魏晋南北朝期间九品中正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强调士庶之别，流内流外之分，这样官、吏则向有别方向发展。南朝从东晋开始设有“吏户”，它属于国家依附民，吏户出任“吏”，属于服役性质，于是“吏”从本来的小官向“差役”化方向发展。这对后世颇有影响。特别是由隋开始，唐代奉行的科举制度，实行通过考试选士的制度，更进一步促进了官吏分流。
唐宋以前，底层士人也有做吏的，从没有品级的吏做起，积累年资劳绩，通过“入流”，有了品秩，正式为官，甚至也有由此发达的。汉代的能臣干吏赵广汉、张敞、王尊等都是出之可以为将，回朝可以为相的人物，但都是吏人出身。
三、官吏分流是由宋代开始的
宋代开始官吏分流。宋代以前，称吏人为小官吏，还大体不错，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吏人与官员是绝然不同的两类人了。
端拱二年（九八九），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主持科举考试：
上亲试举人，有中书守当官陈贻庆举《周易》学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乃诏自今中书、枢密、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文献通考·选举考》卷三十五）
其实，宋太宗这段话有问题。他说“科举之设，待士流也”。参加考试并非都是“士”！唐代应科举要有人推荐，绝大部分都是士人，但也有没有背景的庶人。经过唐末五代六七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豪门大姓消灭殆尽，宋代立朝以来，谱牒凌乱，应科举的绝大部分成了没有背景的庶人。然而宋太宗这段话也不能说错，庶人一旦考中，也就变成了士人。中国自古以来，还是把士人看做是道艺（道统与政事）的承担者。科举考试从理论上说就是测试“道艺”的，通过了考试，庶人成了士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仕做官了。因此，严格说科举考试不是考官，而是考出身。通过这个考试，庶人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成为能做官的“士”。唐代的考生通过科举之后，要想做官还要到吏部参加“关试”。宋代中叶以后，关试省了，只要中了进士，就能做官，许多人便误认为科举就是考官。
过去从庶人中选拔吏是在僵硬血缘传承中开了一个小口，使得个别庶人能进入统治阶层；后来科举考试日益规范化、公平化和日益面对整个社会，有了科举这个大口子，于是小口子存在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吏人不能参与改变身份、进入士人圈子的科举考试的政策，大大降低了吏人的社会地位。
王安石变法之前，“衙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等吏胥都是差役，服这些役是庶人的义务。而且这些役，大多都要二三等以上的户、甚至一等户充当（如衙前）。这些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保管运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老百姓摊上此役，弄不好就会倾家荡产。王安石新法中有“免役法”一条，改为雇役，百姓出钱，可以免了此役。公家拿钱雇人（其实大多不花钱）从事这些役，于是，州县衙门增加了一批以此为业的吏胥，取代了原来的徭役。这类吏胥是“好人干不了”的，只有社会上的奸猾狡黠之徒才能胜任。
四、官吏分流与吏胥素质的下降
科举考试的设置为庶人开辟了进入仕途的路径；那么吏人也是庶人，而且比一般庶人更为接近仕途，为什么他们反而不能参加呢？除了上面说的制度上的原因外，社会观感就是吏胥人品太差，心术已坏，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败。
刚刚引入中土制度金国世宗皇帝都发现“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金史》卷七），从而反对重用吏人。文人士大夫言及吏胥几乎没有正面意见。《水浒传》中的吏人差役除了上梁山的外也多是负面的。江州的监狱长戴宗，向新来的犯人宋江索贿，宋江不与，和他讲理。戴宗怒叱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并说他可以像打苍蝇一样，把宋江打死。这个故事在小说中是个喜剧，可是它所反映的生活足以见证宋代吏胥贪婪凶恶。出身底层的明太祖朱元璋也说：“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劝。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太祖实录》卷六十七）因为他本人对吏胥有直感。然而说到底，吏胥的丑恶不过是皇权专制的蛮横残忍、腐败污秽的集中反映罢了。最高统治者不会由此检讨皇权专制本身，而是诿过于基层的执行者。因此他们宁肯让没有行政经验的平民通过考试进入官场，也不愿意让干过脏活的吏胥进入正式官僚体系（这与曾国藩宁肯招募没有社会经验、害怕外部世界的淳朴农夫进入他的湘军，而不肯取有丰富社会经验、游荡城乡的勇敢分子很类似）。
这样吏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吏胥越来越被士人看不起，社会声誉也在直线下降，由吏转官越来越难。最令人不解的是士大夫在同声斥骂吏胥的时候，很少有人说他们没有正式的俸禄，只是在王安石变法之中，才议定给朝内各部的吏人发薪，各路州县衙门的还没有。像戴宗那样的差人也没有。这样吏胥要生存只得盘剥百姓，造成老百姓“破产坏家”。正如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说：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繇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三）
司马光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腐败都难。苏辙也在《进策五道·臣事下》中说：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补以为吏，无禄以养其身，而无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为之。其所以责之者甚烦且难，而其所以使之者无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钱而后补，虽得复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偿其终身之劳。此独何也？天子以无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无名而为之。此岂可不求其情哉？（《栾城应诏集》卷八）
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苏三起解》苏三责备衙役吃赃，崇公道不高兴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吃什么呀？左不是吃你们打官司的。”崇公道还是个好人，可他作为衙役也要吃赃。吏胥、特别是州县地方衙门的吏胥，平时与江湖人少不了打交道，因为江湖人脱离了主流，为了生存，作奸犯科之事是少不了的。这些大多也要经吏胥之手来处理，吏胥绝了升官的希望，也就缺少了操守，脚踩黑白两道，既能弄钱，也更易处理案子，共同糊弄上官。后世的兵匪不分、警匪一家从宋代就开始了。宋代统治者对待吏胥的政策把他们推向社会边缘状态。
五、官与吏
吏胥是为官服务的，可是士人出身的官却越来越贱视他们。苏洵在《广士》中说：
长吏一怒，不问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与交手为市。其人常曰：“长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弃为犬彘之行，不肯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俯首为之乎！
吏胥在士人的眼中十分不堪，但又绝不可少。从正面说，吏胥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而官如流水，上任时是两眼一抹黑，走时也不会知道多少。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是皇权专制社会，天下只有皇帝一人有权，各种层级官员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被授予权力的官员是不是会一心一意为了皇帝掌权，还是在掌权过程中挟带自己的私货，这是皇帝最关心的。另外，天高皇帝远，官员会不会滥用权力和忽略朝廷长远利益？这些都需要皇权掌控。皇帝用什么掌控？就是用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令。自唐代以后都是靠文章取士，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当然这是发牢骚的话，但从中可知，苏轼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而且不同的衙门，各有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卷、千卷，官员流转于不同的衙门之间，哪有精力一一熟悉，只好听任熟悉这些的吏胥。
可是吏胥就不同了，他们本质上是“役”，是为国家服役，没有年限。他们熟悉自己这一摊儿了，便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各种条例法律成为他们世代做吏胥业务，官员没有他们等于没有规矩方圆，没法处理公务。南宋功利派学者叶适曾说，宋朝南渡之后，档案散佚“旧法往例”往往就根据吏人的记忆，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人们又没法反驳他们，因为没有依据。因此当时人们说：“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水心先生文集·吏胥》卷三）
从负面上说，官员们要捞钱，也须依靠吏胥。明清两代笑话中有不少这类的故事。如清人方浚颐所说：“且有不肖守令，恃鹰犬为爪牙，倚虎狼为心膂，以遂其蚕食鲸吞之计，而济其婪赃黩货之贪。”这种官与吏结合起来的贪腐行为给百姓的危害最大。
六、与吏胥共天下的清代
清代吏胥的地位更低，前代只是禁止吏胥参加科举，而清则严及子弟。《清稗类钞·考试》中有则故事，说江西铅山某富翁，因为“起家胥吏”，其子参加县试，“格于向例”，被人反对，后来花了许多钱，用了计谋，才勉强进入考场。可见“向例”（以往的条款规定）是不允许胥吏子弟参加科举的，这就把吏胥等同于倡优贱民。然而，与历代相比，清代的吏胥对政事的干扰最大，近代郭嵩焘说“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亦非虚语。嘉庆皇帝的“上谕”也说：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皇朝经世文编·汰改役班》）
这话是实情，清咸丰以前的清廷大臣与清以前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动精神的。这与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的强化有关，再加上“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许多大臣都是本着“少说话，多磕头”方针做官，遇事推诿，大官推给小官，小官推给胥吏。胥吏则有无数法令条例作为依靠。自宋代以后，法令律条越来越细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说：“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这根本不是“流水官”能够掌握的，于是就要靠专长此事的吏胥，堂官司员，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现了嘉庆所说的“听命于书吏”的政治怪事。朝廷各部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清代的吏胥畸形膨胀，大邑衙门吏胥达两三千人，还有许多编外的白役。有史料说，一个差役的背后往往有六七个白役共谋。如储方庆所言：“今夫聚百十奸人，日夜讲究行事，而又假之以得为之势，且无所畏忌于中，则其谋事也日工，而其为毒也日甚。宜邑向有吏胥之患，然为毒未至如今日之烈者。”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有权有势，又没有人能监督，日夜谋划如何使得“政烦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浙江布政司衙门恶吏潘三。他几乎无所不能，把持官府，包揽讼词，广放私债，私和人命，拐卖人口，买嘱枪手代考等等。他从中大发其财。潘三的生活比起当地贵官、贵官后代、名医、名士、商人，生活水准高多了。
朝廷吏胥更是这样。清末的罗瘿公在《宾退随笔》中也说：
清世曹司不习吏事，案牍书吏主之，每检一案，必以属书吏。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各部例案，高与屋齐，非窟其中者，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其业，一额出，争以重金谋得之，蟠踞窟穴，牢不可拔。书吏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
罗把“东富西贵”与清代的弊政联系起来。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发了大财。与此相对的，是京官之穷，在清代也是尽人皆知的。
作者： 王学泰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