腼腆的信用女神
发端于华尔街，继而迅速波及全球、至今余威犹存的金融危机，是由所谓“次贷危机”所引发，而次贷危机究其实质是一场信用危机。随着信用泡沫的破灭，万千资产转瞬间灰飞烟灭，其令人震撼的雪崩式速度和规模，揭示了信用经济中的财富，总是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但话还要说回来。正常情况下，只要在可控范围内，信用便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强大支柱。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不管可以归纳出多少特点，大概无人否认，信用已成为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经济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所谓现代社会就是信用社会，这已是老生常谈了。
从一句老生常谈中我们可以读出的是，现代之前信用并不是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因为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实物经济为主，交易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即使作用十分抽象的货币，用的也是真金白银。对于纸币，更遑论“票据”，人们一向心存畏惧。信用涉及对未来的管理，如果这种管理能力十分低下，由实物交易衍生出信用交易的可能自然不大。那时的经济，从信用稀缺的角度看，倒更像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物的管理”。
因此，若给信用（credit）下个定义，便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现在而抵押未来，或反过来说，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这话听起来比较抽象，却准确反映着信用的本质。无论放债的还是举债的，都是对未来收益有一个预期，不同的人在预期上的差异，使信用市场成为可能。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来说，“时间选择偏好”决定着不同的人是买入还是卖出信用。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却使信用具有虚幻性，它能被抵押、被人乐于接受，需要一些特殊的心理条件。从这个角度讲，信用虽然完全是一种世俗现象，它与宗教信仰却有些奇妙的相似之处。第一，它关系到人们未来的幸福，它的确定性越大，就越易于被人相信和接受。其次，它被相信的程度越高，它就越有可能让人产生迷狂，将虚幻之物当做确凿的现实。因此，如何让信用变得可信，就像宗教要维持末日救赎的可信度一样，关系到“管理未来的水平”。
在外忧内患频仍的古典社会，人们相信掌管灵魂的未来，命运左右着世俗的未来，而人类自身管理未来的能力则十分有限。今天我们把信用看做一个好东西，它像一根强大杠杆，能用预期收益扩大流动性，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在信用社会诞生之初，世事难测的历史记忆，彼岸永恒而此岸多变的信仰习惯，却让不少人感到信用是个可怕的东西。与受上帝支配的永恒相比，世俗现象受不测的人事影响，因此未来总是不稳定的，它之获得相对稳定性，从而使信用经济得以蔓延，与现代政体有着莫大关系，乃是“神权还俗”后政治转型的结果。
因此，说到信用经济的成因，若是指个人或公司，专业经济学已有详尽分析，至于整个社会，无论个人、公司或政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能够普遍利用信用杠杆去扩大消费和投资，从专业经济学就找不到解释了。我们本应记得，眼下这场危机的源头，并非雷曼兄弟的破产，而是有政府背景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信贷，那些被各大投行打包出售的金融衍生品，里边装了不少“两房”债权，而这是美国政府当初为推动安居工程而大肆信用扩张的产物。有经济学家已指出作为政府行为的“两房”和美联储不当操纵利率与金融危机的因果关系，尽管在一年多后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两房”消息了。因此，眼下这场金融危机，若以政治眼光做深入的考察，便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发生在英国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后，也就是说，它与近代最重要的一次政体转型有关。据史家记载，从一六八九到一七四九年，英国国债数量从一百万英镑迅速增加到八千万英镑，且利率呈不断下降之势（一七一七年为５％，一七四九年为３％）。考虑到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英国不到一千万的人口，这是个极惊人的数字，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以如此低息借到如此多的钱。英政府固然是为扩建海军和参与欧陆战事而大举借债，但它能这样做，却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可以从新政体的稳定中谋利。用史家的话说，它基本上是“立宪政府的副产品”——光荣革命确立议会主权之后，债务受其保障，专制君主赖账不还的劣行遂成历史陈迹。
这便是史称“财政革命”（the Financial Revolution）的事情。当年孟德斯鸠看到这一番景象，真是羡慕得很。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英国的立法机构得到举国信赖，又比一般人更有远见，因此他们可以受感情驱使而无需过于理智，从事超出其力量的事业；他们对自身和自由政府的信心，使其能利用“信用”（crédit）把虚幻变为现实：“这个民族有可靠的信誉，因为它向自己借，它为自己还。它可以做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事，用想象的巨大财富去对付敌人。政府的信誉和性质可使这些想象的财富成为真实的财富。”
然而，如此大规模举债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休谟有一篇《论公债》的文章，便特别谈到这种现象。他将历史上经营“物的管理”的政府与现在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加以对照，啧啧于它的怪诞：古人在太平时代积谷存粮，以备将来征战御敌之需，从不指望额外的捐输，更不敢大肆举债。雅典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或精明的罗马皇帝，都能未雨绸缪，金银盈库，即吾人“深挖洞，广积粮”是也。今人却迥异于是，他们为谋取眼前利益，以未来岁入做抵押，寄望于父债子还。作为怀疑论者的休谟，不相信人类理性掌控未来的能力（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一定从东方升起），于是在这篇论公债的文章中，便有了他那句名言：国家要么毁灭公债（public credit），要么毁于公债。
对信用扩张的担心，当然不唯休谟一人，因为这种新现象实在太醒目了。它造就了一大批食利者和奔走于伦敦街头的证券掮客，他们明显不同于商业或土地资本的传统经营者，时人有“金钱利益”（moneyed interest）一说，专指这个与信用资本有关的团体。由信用的性质所定，涉足于这种资本者，自然尤其关心世俗时间中的未来，而在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世俗时间一向是与永恒相对的概念，意味着令人畏惧的变化、不测与衰败。在基督教中，时间亦与世俗人生同义（拉丁文“世俗”［saeculum］便有“时间”意），其中的利益总是与低级、可朽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至善至美的彼岸没有它的立足之地。故也难怪，当时有些文人，便把信用人格化，使之成为与其他古典诸神并列的又一位“女神”。一神的世界是稳定的，诸神的世界则是活泼多变的，这大概是文艺复兴后的人倾慕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原因之一。
具体说来，将信用人格化为“女神”，是当时辉格党旗下两位大文豪笛福（Daniel Defoe,1661—1731）和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的发明。他们称信用为女神，并非如古人把艺术称为缪斯，只为表达崇慕之心，而是不乏揶揄的成分，甚至透着性别歧视的味道：女人多疑善变，心无定见，感性多于理性。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言论中的政治意蕴。
在笛福有关信用的讨论中，想必有他因投资海运保险而几陷于破产的痛苦记忆，但一辈子亦文亦商的他，肯定也有信用带来的愉快经历。身为辉格党的拥趸，他对另一位大文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把土地之外一切财产贬为“过眼烟云或想象之物”不能认同，为此写下一段妙笔生花的文字，先把信用称为货币的“小妹”，一个“生意上十分有用的仆人”。她可补货币一时之缺，满足各种贸易的目的。
然而，她却是个不好伺候的仆人，当姐姐的要常与她待在一起，安抚她，让她保持好心情，因为只要有一丁点儿失望，她就会愁眉不展，心生倦意，一脸不高兴。她会一走了之，好久不见人影。在我们的语言中，她的芳名是“信用”，在有些国家叫“信誉”，在另一些国家，我就说不上名堂来了。
这是个害羞的小姑娘，不可思议地腼腆怕事……她有些很特殊的品质，举止十分微妙……一旦得罪了她，想让她再成为朋友，就成了天底下最难的事；……［人们］要当心，务必做到绝对不需要她，不然就离不开她了，她会狠狠地报复，而且绝不会跟他们商量，除非对她苦苦哀求并受到失去若干年繁荣的重罚。
想来真是咄咄怪事，这是个多么固执的女士；她的全部行为是多么任性！你若非要向她求爱，你就会失去她，或是必须用不合理的价钱才能买到她；你把她搞到手了，她又会老是对你生醋意，存猜疑；你若在合同里没有给她名分，她会拂袖而去，在你有生之年大概绝不会再回来。就算她能回心转意，也得付出长期的哀求和大量的麻烦。
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人，看到这些写于近三百年前的话，想必会报以会心的苦笑。另一位大文豪艾迪生在著名的政论杂志《旁观者》上，也曾拾起这个话题，侧重点则放在信用女神柔弱多变的一面。她“端坐于金库中，坐在古代宪法和‘革命和解’（Revolution Settlement）的徽记下”：
她的举止看起来确实极为腼腆；这要么因为她性格柔弱，要么是她心绪不宁……一听到风吹草动就害怕。她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更纤弱。由于患有时时发作的痨病，只要有人瞧她一眼，她那最红润的面颊就会消失，最健康的身体就会变成骷髅。她的复元往往也像病倒一样突然，转瞬之间就能从病病怏怏变得活蹦乱跳。
从这些语言中，慧眼独识的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波考克（J. G. A. Pocock）立刻便看出了其中的政治意蕴。笛福对信用的描述，是多么类似于马基雅维里笔下的“命运”（Fortuna）。在《君主论》第二十五章，命运被比做毁灭性的河流，“一旦它发起怒来，能化平原为泽国，使树倒屋塌，……洪水袭来，人人奔逃，任其肆虐，毫无还手之力”。信用女神虽柔弱，威力却不亚于命运，她亦属于变幻莫测的时间世界，既能带来世俗幸福，也能毁灭这种幸福。或者，信用女神更像另一位意大利作家卡瓦尔坎蒂（Giovanni Cavalcanti,1444—1509）大力赞美的“幻想女神”（Fantasia），她让人憧憬未来，用幻想决定行动。不言而喻，“幻想”的另一层意思是“迷狂”。看看金融衍生品市场，或听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我为财狂》，我们对这个字眼或有更真切的理解。笛福在谈到信用条件下的贸易时，也正是这样说的：
为何英国因海盗而失去大量船只，其国力却在增长？这难道不是个谜？为何贸易比战争更神秘？为何船只遭劫，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却在涨价？矿业投机让年金上升，基金却在减少；他们的矿山没了矿脉，却能从股票中找到？别为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伤脑筋了，此等怪事不是整天都在发生吗？若想为这些事找答案，你可以从一声尖叫中发现——幻想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贸易是个谜，绝难得到完全的揭示或理解；它有自己的时机和周期，在隐蔽原因作用下，它会发生巨大的灾变、歇斯底里的混乱和不可名状的情绪——有时它在普遍的时尚这种邪恶精神的作用下，简直像是一笔完全不合常理的横财；今天它遵循事物常规，服从因果关系，明天又被人类嗜好和狂乱的奇思异想所发明出来的怪诞玩意儿施暴，然后再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化无迹可循，既有悖于自然，亦无法解释——贸易中的神经错乱无处不在，无人能对它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种被后人称为“信用周期”（credit cycle）的现象，就像“命运之轮”（the wheel of fortune）一样，只能存在于“有悖自然”的领域，它违反自然法（后来杰文斯说它跟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果如此，事情倒简单多了），不但超出理性认知的范围，而且能使人丧失理性。因此笛福看到，信用贸易使“天底下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表现得如此疯狂”，英国人在其他事情上“慷慨大度，温和而慈爱”，可一遇到债务问题，却变得“像大傻瓜、疯子和暴君一般”。
那么，对付这种现象，是否也如马基雅维里对命运女神所言，需要男人（“美德”［virtue］的词根就是“男人”［vir］）的意志？他曾说，为驯化命运，必须有强悍的新君主“对她大打出手”。但驯化信用女神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她需要另一种“美德”。
当时有位经济学家达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提供了这方面最早的见识。此人虽是重商派和托利党，但光荣革命后不久便看到了信用的好处，而且它不但关乎经济，更关乎政治。他对信用的描述，我们已不陌生：“只存在于人心中的事情，最虚幻微妙的东西莫过于信用。对它绝不可强迫，它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和恐惧，往往不期而至，又时常毫无缘由地离开，一旦失去，很难再全部恢复。”接下来，达文南特便把信用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
［信用］在很多情况下十分接近于因治国智慧或疆场上的勇猛而获得的名声和威望。能干的政治家……可以因事故、失误或运气不佳而蒙羞，失宠于时见和舆论，但假以时日，只要有光彩夺目的才华、真正优点的储备，这一切仍可失而复得。同样，信用可能一时黯然失色，经受一些困苦，但只要有安全良好的基础，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这段话，与马基雅维里谈“命运女神”时在修辞上的相似性一目了然。像“治国智慧”、政治家“真正优点的储备”和“疆场上的勇猛”这些说法，隐然透露着信用像国家一样，需要某种政治品德，要有“安全良好的基础”。不过，与马氏的对策相反，对信用“绝不可强迫”，因为她不并屈服于男人的强悍，而是受“欲望、意见和感情”所左右，这也正是信用女神“虚幻微妙”，能被投机商所操纵的根源。但在达文南特看来，信用并非只有这糟糕的一面。只要人们能够形成互信，做到内心“平静安详”，他们就会产生互助的愿望，这对于“商业民族”的英国利莫大焉：
他们将会发现，商业民族不靠现货来维持自身和做生意；在把人们联系和凝聚在一起方面，相互之间的信托和信任就像服从、爱心、友情和交谈一样必要。当经验告诉每一个人，他若是只靠自己他会多么弱小，他就会愿意帮助别人，并且寻求邻居的帮助，这自然会使信用再一次逐渐浮现。
“信用女神”作为能够培养社会美德的“公共人物”的形象，在此已呼之欲出。这正是令孟德斯鸠对英国称羡不已的原因：在某些政治条件下，它确实能够“不靠现货维持自身和做生意”，使不测的未来变得可以兑现。
这就涉及“管理未来”的政治技术了。稍后于达文南特的笛福，为此提供了更清晰的解释。既然信用关乎未来，染指于它的政府就不得不承担起类似于上帝的角色，让人相信救赎一定会如期而至。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承诺绝不赖账，此其因也。信用由此变成了——就像经济史家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中所说——能使粗野欲望变为利益、又使利益合乎道德、正义与理性，成为有益于稳定的力量。关乎此，还是笛福说得好，所以我依然不避文抄公之嫌：
“信用”的病专属于议会，恰如人称“罪恶”的病专属于主权者一样，除了它们自己以外，谁也医不好——王室的技巧不包括治病的灵丹妙药；女王和议会联合起来能治好它，单打独斗则办不到。
“信用”可不是眼光短浅的政客，以至于不明白这一点——道理明摆在那儿：议会是我们公债的基础。……“信用”不靠君主，也不靠某位大臣或这样那样的管理；它靠的是公共行政的普遍信誉，尤其是议会的正义，它要维护所有那些将财产投资于公共信用者的利益。在此事上也不必在意党派的任何干预。假如一党因另一党行使管理权，便对他们面前大臣的缺失不管不问，议会的信用就会变得一钱不值。……
“信用”……是不会跟这种平庸之辈待在一起的；你若钟情于这位处女，举止就要符合荣誉和正义的美好原则，维护一切神圣的基础，将日常制度建立于其上；你必须回应一切请求，尊重契约的庄严与价值，尊重正义和信誉；万不可尊重一党一派。做不到这一点，“信用”也不会光临；哪怕是女王、议会，甚至整个民族，都请不动她。
在这里，信用女神性情未变，却更紧密地与政体相联系，具有了完整的道德含义。正如波考克所言，她只能是政治上的诚实与审慎的女儿，“一见到暴民她就会陷入昏厥，辉格党的恐慌则会把她置于死地”；罗马教会和专制一出现在“信用”面前，她就完蛋了，“钱袋子变得空空如也，黄金成了废纸烂账”。信用靠的不是人治，即或贤明的君主、大臣或党派，并不能让她芳心永驻。只有当正义感、荣誉心和守契约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建立在“神圣的基础”上，使人无惧于未来，对公共和平的预期变得长远，信用才会与我们同在。换言之，她健康的前提是政治健康，而且她能明察这一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与马基雅维里那个需以强悍之风去征服的“命运女神”相反，你要向她展示公共行政的普遍信誉，她才会给你回报，将虚幻的价值变成真金白银，皇家交易所才能成为艾迪生眼中那个“物的世界”：它不是买卖股票公债之地，而是可靠的商人以货币媒介交易真实商品的处所。总之，你要驯化难测的未来，先得驯化权力。或者用更积极的说法，对政府可以暂时牺牲当下的利益给予支持，但它必须是一个受到监管的政府。
从此后三百年的历史来看，在赢得信用女神的芳心上，现代政体确实部分取得了成功，虽然离她愿与我们厮守终身还差得远。基于法治的责任制政府使未来变得更具确定性，从而使信用的政治风险大为降低了。因此，至少就英美历史而言，事情并未如休谟所说，“国家要么毁灭公债，要么毁于公债”。休谟担心的是贪婪之心会使人们置未来风险于不顾，但现代的无论公共信用还是商业信用，固然有人的贪婪从中作祟，它能染指于信用女神，却是因它取得了一纸政治背书——如艾迪生所说，信用是坐在“古代宪法和革命和解的徽记下”，这使得即使她一时拂袖而去，贪婪也只会引起政策危机，而不至于导致宪政崩盘。
在笛福时代，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证券掮客是“腐败势力”，眼下则又有人在怪罪现代“金钱利益”的贪婪了。这就好比把政治清明仅寄望于政治家的品德，都是不太靠谱的事。华尔街的贪婪，或更准确地说，人的贪婪，乃是人性中固有的常数之一，它不会今年一个样，明年又另一个样。用它来解释今天的金融危机，听上去义正词严，却是懒人所为，因此也是最肤浅的解释。华尔街的信用膨胀，究其实质是对政体信心的膨胀；它的贪婪有肆虐的机会，是因为现代的信用经济，正如本文追溯的这段思想史所示，终归是维系于“政制”（constitution）的，而它对自身的信心，对其“管理未来”的能力，也有高估的时候，所以它敢于在技术革新潜力用尽之后，仍然飘飘然忘乎所以，让全世界的贪婪为它输血。
现代政制毕竟不是上帝的馈赠，而是一个霍布斯所说的“人为的人”（artificial man），它包含着世俗生活本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它所提供的秩序的稳定性，远逊于上帝之城。所以我们在对它抱有信任的同时，亦当始终持一份戒心。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信用来自人对政府的“信心”（confiance），可信心不过是人的“意见”而已，它可以因风俗与传统的作用而得到强化，其中一定的因果关系不能说没有，但真正科学的成分甚少，迷狂的基因却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说，怪罪那些经济学家们糊涂或他们的分析模型失灵，未免失之于意气用事。生为肉体凡胎的他们，预见不到“金融海啸”的发生，当属正常；极少数经济学家预测到了却无人相信，亦不必见怪。普遍意见一旦形成，人们往往宁信幻觉而不信事实。在这件事上，被经济学家假设为“理性动物”的人所组成的物质世界并不那么理性，它充其量只能做到欲望的合理性，它产生迷狂的可能性丝毫不亚于信仰的世界。
所以说，目前呼声甚高的“金融监管”固然必要，但考虑到“两房”和美联储种下的祸根，这种监管的前提却是对并非上帝的政府的监管。现代政制虽然有本事把信用女神搞到手，但她依然腼腆如常，仍会使脸色，耍性子，“一走了之，好久不见人影”。至于那些并无政制本钱却非要向她求爱的人，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菲律宾和印尼政府的遭遇来看，休谟说的也并不全错。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2003)
作者： 冯克利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