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象与叙述之间
近代以来的文人喜欢谈明末清初,其实是大有寄托在的。而研究明史也就有了各自的心思。晚清文人喜欢明史,大概和排满意识的滋长有关,民族主义的因素重,那是自然的了。而“五四”之后,明代文化不断被叙述,因素就显得复杂。史家的眼光和作家的视野就不太一致,至于政客者流的引用明代史料,其内意晦明不已,是政治文化特殊的现象。历史在不同的方式下被想象与叙述,本身就值得研究。
新文化运动出现不久,周作人就说,白话文的出现实际不是在今日之事,乃是明末就有了的。于是把新文学的源头推到了三百年之前。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的。周作人的欣赏明代文学,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多有影响。与友人私下通信时,讲过多种心得,见解可取之处很多。比如与钱玄同讨论野史中的流寇杀人之事,含着对明代文化史的别样的看法。我偶读明人文集,对其语言、逻辑,都觉有趣,和我们今人的思路相差无多。《史可法文集》里的家书,所谈族里亲疏之意,似乎是现代人的文本。比如家庭伦理、朝野礼仪、主奴关系,亦仿佛是在写近人的生活。雍正时代的一些文献,就表达的方式而言,去今不远,有时候甚至像现在人的陈述,没有什么隔膜的。阅雍正时期囚犯的口述资料,完全是大白话,《清代文字狱档案》中这样的句式极多,都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许多问题。从明清到民国,其实有精神的链条在的。
周作人谈明代文学,很易让人曲解。而沈启无等人的见解,也限于书斋的思路,似乎把世间的血腥都过滤掉了。至于随着他们而大谈张岱、袁宏道的林语堂,总是表层的陈述居多。胡风等人对周作人周围的明人气息,颇为反感,曾有过批评的话,但未必都看到其间的要害。倒是鲁迅能从苦雨斋的群落中,嗅出内在的不平之音。理解他人,也并不容易的。
新文学作家里的“明人气”,在京派的群落居多。而那时正是风雨飘摇之日,他们的锐气自然不及左翼作家们,显得老气与过于儒雅。阿英在三十年代写过一本名叫《夜航船》的书,其中《明末的反山人文学》,暗示的就是新文化营垒的分与合。他写明代的灭亡与一些清谈的名士过多有关,自称是“山人名士”,是大有问题的。原因是退居山林,自命清高,而不理国事。讲的都有道理。作者认为,“山人名士”的文学出现,同时也有反“山人名士”的作品在。这个看法,也许缘于他的左翼立场,是意识到问题的要害的。阿英自己是喜欢周作人这类作家的,但又认识到其明代文人式的气质折射的要害。他自己警惕滑到旧路上去,也是颇有道理的吧。
当林语堂大谈明代小品的好处的时候,鲁迅是不以为然的。那就是,明代的小品文,表面看去是闲适的,实则也有愤世的形迹。所谓闲适的文字,亦含有幽怨的因子,怎么能不染上红尘呢?关于明代文人的认识差异如此之大,那是立场或学识的原因所致,还是别的什么思路影响的结果,难以说清。在纠缠里,反倒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的一种心结。
新文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其实是读书人的血缘的例证。研究新文学的人,一旦进入历史的景深里,大概会有独特的体味的。赵园对明代文学与历史的考释,解决了许多接受美学中的问题。她由现代文学的思考而进入明清之际的历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视角。近读《想象与叙述》,看到关于历史认识的辨识,使我想起周氏兄弟对明代文化不同的认识。历史观也是人生观,我们的基因里还有远去的韶光里的隐含,那是只有深入史料的人才能触摸到的。
进入历史,必然存在材料的问题、想象的问题,最后是如何叙述的问题。赵园在本书里都涉及到了。我由她的研究里想到一个问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的确限于想象与叙述的有限性里。明代离我们也就三百余年,然而其间的隐曲、教训,后人多不明了。人们凭着各自的理解而走进过去,那自然各有千秋的。
明代文化有两个部分令人关注,一是士大夫的生态,二是游民的群落。在专制的网络里,两者给那时候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数。后世读书人欣赏明代的衣食住行里的诗风,那多是把对象世界想象得过于美好的缘故。一旦读那些野史与乡邦文献,则会有另种感受。民国知识分子一再检讨国民性问题,与晚明的记忆不无关系。
人与历史的关系,其实不都是事件的缠绕,那里的诗情——悲愤或绝望而引发的天人之际的感慨,似乎更接近原态。政治事件下的日常生活,由巨变带来的生死与悲欣,大概是人们阅读历史的兴趣之一。明末清初的士林,惊奇的故事多多,每每阅读,都有震动人心之处。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里曾写到士大夫在易代之际的苦楚,令人不寒而栗。操守与人伦之间,社稷与生命之间,都到了紧张的极限:
明末浙东冯宦,曾为某省抚军,予告家居,实遭国变,城破,登楼欲投缳尽节,其子及家人环绕而泣,遂偷生投顺。其后愧悔悲号,不食,三月而卒。
这一段文字,似乎写下了那段士大夫的心境。积存了许久的儒家因子,深刻在士的内心。由此而知,儒家的设计,在现实面前怎样地与人生为难,实在是与生命价值不同的存在。李贽曾抨击孔学的失当,不无道理。在国家沦丧的时刻,中国士大夫的苦境,真的使他们潇洒不起来的。
只有读史,我们才会觉得国民性的问题由来已久。赵园一再强调历史比我们想象要来得复杂,真是悟道之言。作者讲“民变”、“奴变”,写到易代之际的平民的杀戮,由奴变为暴民,令人想起鲁迅关于游民的论述,读后倒吸一口冷气。甲申之变后,读书人的日常问题暴露无遗,而民间原有之痼疾亦浮出水面,显现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本然。“反奴为主,易主为奴,不出主奴之间;易卑为尊,也无非人上人下,过一把做主子的瘾。”这在明代如此,在晚清乃至民国,何尝不是这样?梁启超、鲁迅对国民的内在性的理解,就有明代的阅读记忆在。鲁迅说二十年代末的中国还像明季,时光无论怎样流逝,一切照旧,独与岁月无关,那也真是我们民族的宿命。暴君的政治,必然产生暴民。而暴民一旦掌权,其残酷甚于当年的主子无疑。鲁迅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以暴易暴的惨剧在那时候发生,真的不足怪也。
对那样的历史,士大夫者流也是关注到的。《立斋闲录》、《思痛记》、《虎口日记》都有涉猎。钱谦益致龚云起的信中,谈到战乱之苦。杀人屠城之惨,非今人可以想象。后来的学者在唐甄在《潜书》里也涉猎于此,读之甚觉历史腥味之浓。钱玄同民国时期注意到《思痛记》的内容,曾推荐于胡适与周作人,以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教材。其感叹亦与钱谦益当年的程度不差,一句“触目惊心”,背后是无量的悲哀。
士大夫在兵乱之际,其态多为近人所不齿。软骨症表露无遗。《再生记》所载读书人“缩首低眉,僵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之状,是士林之奇辱。国家沦亡之际,儒生除了有杀身成仁者外,多被强暴者所囚,或俯首称臣。当年只能念些四书五经的人,其实成了无用的奴才。像钱谦益那样的人,晚年闭户读书,在念佛中超度自己,也是无力感的表露。一方面忧虑有明一代精神的沦丧,一方面在独处中以诗文自娱。他与友人的通信里喜欢用“遗民”的字句称颂别人,而自己能做的,不过窗下的笔墨之乐。他在巨变时期的内心活动,很能代表士大夫的状况,江山改易,四海焚如,内心的焦虑都有象征意义,或者不妨说是儒文化衰微的象征。深读文献,不能不觉得读书人的可怜。
明代后期的文人五光十色。关于那段历史的叙述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像顾炎武、黄宗羲一直被后人推崇。傅山的精神为一般人所不及,有着英雄的气概。这也是阿英所说的“反山人名士”的代表人物。顾炎武被人称颂,是因为有操守与气节,那是儒家的道德标准的体现。但到了民国,人们对士大夫的表现有了另类的眼光。对儒家的气节、操守不免怀疑起来。为一个专制的魔王守节,值得么?围绕此点,争论多多。直到九十年代,张中行还著文谈明代文人的所谓气节,不过奴性。于是招致争议,有人甚至斥之为汉奸言论云云。较之于各类观点,赵园更相信士大夫选择的严肃性,而非将道德的尺度相对化。作者从遗民与忠烈的悲壮里,也有感于人性的光泽,其间坚不可摧的气韵,乃一种遗产。中国的进化,和这份遗产的存在也不无关系。在这一点上,赵园坚守的无疑是鲁迅的立场。
我自己对明代历史知之甚少。王夫之之深切,钱谦益之渊博,袁宏道之洒脱,都让我感动。在朝廷腐败,江湖险恶之日,读书人退隐山林,或读经念佛,不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也是一种精神的逃逸。钱谦益自己就嘲笑己身的无能,不过像众人一样“皆习于偷安,竟无能以仇虏为念”。但另一些文人,便在苦涩中悠然于山水之间,精神远离尘世,搞的是性灵之作。审美的路异于别人,自成一家,遂与世俗分离了。
三十年代北平的文人大谈明代小品,精神上未必没有呼应的地方。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也未可知。按周作人的理解,像袁宏道这样的人,在乱世里有别样的文章,实在不易。但他们的消极与逃逸,不是西洋宗教式的参玄,而是一种政治态度。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他对明代文学的理解要比林语堂、沈启无等人深切,是有文化的忧虑在的。周作人欣赏明代的一些作品,却并非认同一切。他在精神的深处是寻找一种文化的呼应,也是自己的本色。在为林语堂的重刊袁宏道的作品所写序言里,也批评了明代文人的一些精神,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的一味说好。借着古人说事,乃一种策略。其间也融下了他对世俗世界的不平之音。明代文人给他的亲切感,与古希腊的著作多少相似,虽然内容大异,但血缘的因素还是有的。跟随他的人未必都有这样的情怀,以致被许多人所误解,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历史的诡秘在于,大事件下的人生体验,总是不同的。同一件事情,学人总有不同的看法。明代历史的表述是一直存在差异的,连亲历时代的士大夫,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版本。赵园注意到,王夫之、黄宗羲对事实的记载,就有不同的语调,偏袒、回护的地方也是有的。历史在不同的人那里,折射的是各异的光泽。到了民国间,读书人有不同的阐释也属正常。历史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但也未尝没有规律。从明清到“五四”,读书人重复着一种模式,打破它的,也只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那代人才可以做到。
考察这一段历史,便能理清后来社会的一些线索。赵园近年对明清之际士大夫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有一种现代史理念的投射。她大概是带着民国后的历史的记忆进入明末清初,并没有隔膜的感觉,反倒得心应手。经历过“文革”的人,倘深入到明清的文献,其经验一定会有所作用。对应明清之际的文化,也不无神似的地方。这样的研究其实也是生命的自问。较之于那些为课题而课题的经院派研究,赵园的劳作,是有精神的温度的。
我疑心明清之际的文人一再被关注,可能是乌托邦主义的消散所致。历史的循环论在许多人的叙述里是隐含的因素。周作人当年讲明代文学,其实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理念的闪现,也恰是他玫瑰色的梦破灭的时候。知道未来的期许有虚妄的地方,于是退到书斋,与古人为伍,找的是自己心仪的对象,或从前人的文字里体验生命的内蕴。今人讲明史,其实未尝不是在讲我们今天的体验。不同于“五四”后期文人的历史读解,当代的一些读书人,借此是照照镜子,寻找士大夫原点的存在。赵园的明清士大夫研究带有强烈感受的部分,那些生命的体味与神往,是打动读者的地方。只有被历史打动,才能在叙述中打动别人,作者无意中做到了此点。她说:
打动我的,始终是那些贴近士大夫的人生境遇的思想,更直接地反映着他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感受与命运,他们以之回应冲击、震撼的思想。还应当承认,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也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言说被抽离了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生命,不再是曾经鲜活的个人的言说。无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井田的谈论,我们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
对中国现当代文人的理解,倘参之明清的资料,当能看到血缘的脉络。而高低起落之间,写的恰是今人的心理原形。不过,恰如赵园所说,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多变的时代,文人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多沉没到时光的黑洞里了。而那一小部分,也因了己身的经验的局限,不得向真实的旷野洞开,实在也是可怜的事情。叙述的过程也是遗漏的过程。也许只有那些情感的余波,才更能传达彼时的情境吧。
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在赵园那里是互动的存在。一旦交织在一起,就会有异样的力量。其中的声音、表情、心结,都可以回味再三。《想象与叙述》开头部分写明朝的灭亡,用的是史料,但叙述中史料的连缀却有强烈的画面感。我在那些陌生的资料的排列里没有芜杂的感觉,反倒觉得是一种精神的调色板的移动,纷至沓来的刀光剑影,血与火的流散,烟雾下绝望的呻吟,都可在文字中体味到。读者不觉得是文学的叙述,但却有极强的文学效应。真的迥别于前人,是学术里的诗剧,颇可一览。赵园关注的是细节,是日常里读书人的喜好、信念。她对士大夫于生死之际中表现出的对生活的热爱及紧张里的闲逸的心境,给予了诸多的关怀。“废园与芜城”一节,是史与诗的萦绕,在大量的日记细节的梳理中,书趣、乡愁、人际关系,历历在目。这样的还原,比读那些抽象的教义要生动得多。
我由此而明白了作者对明清之际的考量,为何有如此深的感叹。赵园的书没有多少明人味儿,倒多了“五四”的气息。以“五四”的记忆重返明清之际,那眼光自然是另一个样子。几百年过去了,我们究竟在多大的层面上跨越了古人呢?士大夫的流音不绝,才会招致动荡中的某些不幸。鲁迅当年对京派文人的旧文人气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的。
借着古人的遗迹而想象昨日,倘能还原场景里的气息与温度,那就有了生命的质感。历史也是生命的组合,聚散的背后是诗的闪光。司马迁写《史记》,用的是智者的目光,诗情内嵌着,最感人的还是那些呼吸间的活灵活现的场面。《史记》的叙述里不乏想象。要不是那些画面,我们对远古的理解,也许少了颜色的。史家的大境界不是简单的非议与认同,而是在史料的组织里隐藏着人与事的理解。晚清之后,激进的文人喜欢简单地对待逝去的存在,那是没有耐心静观的缘故。只有体贴地解读了前人,也就会冷静地对待我们自己。冷而有热度的叙述,才不至于把想象夸大。赵园的《想象与叙述》,小心翼翼地勾勒着旧迹,在浩若烟海的文献里寻找对象的原态,精神的冲动一直被控制着。和那些把历史简单化的作者比,复杂的体验中的诗情,更有庄重感。我们回望过往的生活时,类似的态度就显得异常珍贵。
作者： 孙 郁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