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诺奖（二）
如果把诺贝尔奖的失误统统怪罪于评选委员会的低能、狭隘乃至于心术，恐怕还是有欠公允的。事实上，诺贝尔奖的大部分争议，要归咎于它的“体制”和“政策”。
早逝的悲哀
诺贝尔奖的一大戒律，是不授予已经去世的科学家，这个决定的合理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责难。
英国青年化学家莫塞莱的悲剧永远令人痛心。1913年，莫塞莱用高能电子依次轰击从钙到锌的12种元素靶板，对产生X光频率的线性关系进行测定，发现了著名的莫塞莱定律，揭示出元素的特性由原子序数即核电荷数决定，而不是由原子量决定。门捷列夫周期表中钾和氩、钴和镍、碲和碘等大原子量和小原子量元素“排序倒置”的长期困扰也迎刃而解。莫塞莱的发现是卢瑟福和玻尔之后人类认识原子的又一里程碑，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的事。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塞莱参加英国皇家工程兵开赴土耳其前线，1915年8月10日在加利波利战役中阵亡。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感叹说，“这是人类战争史上代价最高的个人牺牲”。1924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瑞典科学家西格班，而他“在X射线光谱学方面的成就”完全建立在莫塞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最能激起人们仗义执言甚至“怜香惜玉”的案例，要数英国女科学家富兰克林。1951年1月，伦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研究室主任兰道尔邀请富兰克林主持测定DNA结构，当时休假在外的威尔金森却误以为富兰克林是新来的助手，并在此后工作中处处挤兑和刁难。富兰克林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才能，发现DNA纤维在干燥和潮湿条件下的不同形态，拍摄出了“有史以来最漂亮的X光照片”——湿态DNA衍射“图片51号”。人类首次清晰看到了DNA的空间结构。
当时美国人沃森和英国合作伙伴克里克对DNA的研究正陷入困境，他们和竞争对手鲍林都误以为DNA由3条螺旋扭结而成，并颠倒了磷酸与碱基在骨架内外侧的位置。1953年1月，威尔金森背着富兰克林，私自将她的“图片51号”拿给沃森“参考”。沃森和克里克看到“图片51号”后心跳加速，茅塞顿开，接着又从实验室主任佩鲁兹手上拿到富兰克林的报告，掌握了螺旋长度、碱基距离等珍贵数据。经过一星期的“抢种抢收”，2月28日宣布发现了DNA双螺旋。事实上，如果没有沃森和克里克，富兰克林“完全能够在三个月内破译DNA结构”，而假若没有富兰克林的“图片51号”，沃森和克里克将很难取得最后的成功。
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森三人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富兰克林却在1958年4月16日因患卵巢癌去世。她只活了37岁。罹患癌症的直接原因，不排除实验室中长期的X光辐射——仅“图片51号”就在X射线中曝光100多小时。这位“科学殉难者”的早逝令人伤怀，她的研究成果又被坐地瓜分，于理何容又于情何堪？
高寿的优势
由此看来，要获得诺贝尔奖不仅靠“人工选择”——比成就，还要靠“自然选择”——比命长。百年诺贝尔奖历史反复证明了高寿的优势。
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单独授予德国科学家海森伯，表彰他对量子力学做出的贡献，却莫名其妙漏掉了海森伯的老师、量子力学开创人之一、哥廷根学派灵魂人物玻恩。且不说玻恩培养了海森伯、泡利、约当、泰勒、德尔布吕克、奥本海默等一代才俊，1925年11月问世的量子力学开山之作便是海森伯、玻恩和约当合写的“三人论文”。其中玻恩厥功甚伟，奠定了矩阵力学坚实的数学基础，并最早对薛定谔的波函数做出概率解释。海森伯曾诚惶诚恐给玻恩写信说，“您和约当在哥廷根共同合作的成果却让我独自获奖，感到非常愧疚”。并称老师的贡献“绝不会因为外界的错误决定而改变”。而诺贝尔奖委员会从来不承认有“错误决定”。直到22年后才终于想起，授予玻恩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72岁的玻恩已经是幡然一叟，幸亏他历尽身心煎熬活到了出头之日。
当198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印度科学家钱德拉塞卡时，这位73岁的老翁百感交集。他因研究“恒星结构和演化”受到表彰，而这一成果却是50年前的旧事重提。1930年7月，19岁的钱德拉塞卡胸怀壮志离开孟买码头，万里负笈投奔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富勒。在19天的大海航行中，他在船上潜心研读和拓展富勒的理论，计算出恒星质量大于一个极限时便不能再靠电子简并压力对抗重力和维持在白矮星状态，而会进一步塌缩成更致密的结构。然而在1935年的一次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钱德拉塞卡遭到科学泰斗爱丁顿的无情否定和奚落，此后便转移了研究方向，并于1937年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但真理不会因权威的遮蔽而失去光辉，科学界终于认识到恒星质量大于太阳1.44倍时就会塌缩为中子星或者黑洞，并将这一临界质量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从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钱德拉塞卡等了诺贝尔奖半个世纪。他在芝加哥工业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晚宴上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犯过两次严重的心脏病，假如其中一次我送了命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庆祝的理由了。”
斯德哥尔摩科学桂冠的高龄纪录，是美国人戴维斯在88岁上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和巴克尔1968年开创了全球第一个测量太阳中微子的实验，在南达科他州霍姆斯特克金矿下1478米深处放置14.6米长、6.1米直径的巨大容器，充满10万加仑的液态四氯化碳，作为捕捉太阳中微子的“陷阱”。通过对中微子和氯原子反应生成放射性氩的计算，30年间共发现2000个中微子，只达到巴克尔太阳标准模型数值的三分之一。这便是著名的“中微子失踪之谜”。风烛残年的戴维斯付出50年心血才戴上诺贝尔桂冠，而1993年去世的“中微子教父”庞蒂科夫尽管活了80岁，最终也没有等到他的诺贝尔奖。
凭长寿熬到诺贝尔奖的幸运老人是科学界一道庄严而苍凉的风景。法国化学家肖万因对烯烃复分解反应的研究而获得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时已经74岁，他对35年前的“当年勇”表示淡漠和尴尬;光纤之父高锟1966年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开创性论文，20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76岁并患上老年痴呆症;法国生物学家戈登1962年便成功进行过克隆青蛙实验，2012年因“发现成体细胞能重新编码为全能干细胞”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79岁，可惜他没有能力让自己像试管里的成熟细胞一样返老还童;德国物理学家卢斯卡1933年已完成电子显微镜的论文，1939年批量生产了第一代西门子电子显微镜，待到198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经80岁;美国女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从1920年代起致力研究玉米的遗传，1930年发现染色体的交换现象，198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81岁，被冷落的几十年间连论文也无心发表而宁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科学大师卡皮查1929年便是卡文迪许的蒙德实验室主任，世界低温物理前辈和超流体发现者，197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84岁高龄，他的苏联低温科学家同胞和同行金兹堡200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已经87岁;美国生物学家劳斯1911年发现鸡的肿瘤能通过病毒传染其他禽类，1926年就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直到1966年才“修成正果”，创造了“成就到获奖”历时55年的纪录;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弗利希1923年开始研究蜜蜂传递信息的奥秘，发现工蜂利用身体和太阳及地心引力的夹角，以8字形“摇摆舞”把食物的方位和距离告诉伙伴，1973年他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经87岁，这位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蜜蜂老人”迎来了记者的“蜂拥而至”。和他分享殊荣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廷伯根和洛伦兹分别是66岁和70岁。
无须逐一展示这份“人生尽头”的获奖者名单。从来没有“大器晚成”，只有“大器晚识”，没有“老蚌生珠”，只有“朝花夕拾”。英国诗人艾略特60岁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说，“诺贝尔奖只是棺材上的一根钉”。
我们不禁捏把汗。倘若这些日薄西山的“智叟”中谁提前有个三长两短，诺贝尔奖岂不为之黯然失色？反过来又有多少“天夺之年”的才俊如果“寿加一纪”，将给诺贝尔奖增光添彩？在后人看来，不管“早成”还是“晚达”，诺贝尔奖得主都将成为历史人物。如果不在更大尺度上打破生死藩篱，而让颁奖年度的早逝者“身与名俱灭”，便无法从诺贝尔奖中看到科学发展的真实脉络，看到什么名字应该和什么进步连在一起，从而摆正他们的历史地位。
“三人规则”的尴尬
诺贝尔奖经常成为怨府的更直接原因是“三人规则”，即一个奖项最多由三人分享。法兰西学术院限定40个席位，那些有资格成为院士而阴差阳错落选者被叫作“第41席”。这一称谓也用来特指那些在诺贝尔奖中因名额限制的落榜者。
激光的诞生是现代科技史上的大事件。1953年12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汤斯根据爱因斯坦1917年提出的原子受激辐射原理，用氨气作为放大介质，制造出第一台微波激射器“梅射”（MASER）。此后世界各国群雄逐鹿，将目标瞄准了可见光波段的“镭射”（LASER，激光最初的中文名）。1960年5月16日，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科学家梅曼用强力闪光灯照射掺入铬原子的人造红宝石晶体，成功发射出波长为0.6943微米的激光。这是亘古以来第一次照耀我们行星的特殊人造光源。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激光领域的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汤斯和苏联的巴索夫和普罗霍洛夫。唯独让举世公认的激光先驱梅曼坐了“第41席”。梅曼的落选让科学界大感意外和争吵不断。梅曼获得了包括沃尔夫奖在内的多种大奖，并于1984年进入美国名人堂，至今全世界仍然把5月16日视为激光的“生日”。光彩照人的诺贝尔明星永远不能像“团结的激光”，成为频率、方向、相位、偏振一致的“光子队列”。而诺贝尔奖也从来不是“激光共振腔”。
《科学》杂志从1989年起评选在年度中取得突破进展的分子，一氧化氮荣膺1992年度“明星”。早在1980年，美国科学家弗奇戈特就推测血管内皮细胞在乙酰胆碱作用下能产生新的信使分子，带来血管平滑肌舒张。英国科学家蒙卡达通过实验首次证明内皮舒张因子EDRF就是一氧化氮，并于1987年7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经典论文《一氧化氮释放和内皮舒张因子生物活性》，先后被90多个学术机构引用2万多次，成为一氧化氮生理功能研究的里程碑。诺贝尔在世时曾患心绞痛，医生劝他服用自己的硝化甘油炸药缓解症状，恰恰暗合了有机硝酸酯释放一氧化氮气体而扩展血管的道理。这也是“伟哥”立竿见影的原因。1998年，弗奇戈特和另外两位美国科学家伊格纳罗、穆拉德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却独独把开山祖师蒙卡达打入冷宫。连弗奇戈特也深表遗憾，但也无法改变“三人规则”的铁面无情。
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瑞典科学家卡尔森、美国科学家格林加德和坎德尔，表彰他们对神经系统信号传导的发现。但世界上250多位生物学家联名在2001年春季的《帕金森与相关疾病》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漏掉了维也纳大学脑神经研究所霍尼凯威克兹教授。1960年霍尼凯威克兹第一个发现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含量低下，并开创了用左旋多巴进行治疗的经典方法。这些“请愿者”明知道既不能打破“三人限额”，也不会得到任何答复，只为表达科学界对斯德哥尔摩的“判决”并不买账。
1987年，由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亲自出面协调，平息了一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端和诉讼，达成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家盖洛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科学家蒙塔尼共同享有艾滋病病毒发现权和诊断试剂专利权的协议，这在科学史上是登峰造极和独一无二的。盖洛和蒙塔尼当年联名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讲述艾滋病的发现历程，显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姿态。尽管1989年风波再起，但调查证明盖洛发现的病毒受到“意外污染”，与学术道德无涉。到了2002年艾滋病病毒发现20周年前夕，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二人分别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充分肯定对方的贡献：蒙塔尼首先分离出HIV病毒，盖洛提供了这一发现的科学方法并确认HIV是艾滋病之源。科学界都为他们摒弃前嫌而皆大欢喜，期待着这对比肩齐名的“双骄”能够携手走向斯德哥尔摩。
但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次让人相顾错愕，蒙塔尼和同事西诺西因为“发现艾滋病病毒”获奖，另一位德国科学家豪森因为发现人乳头瘤病毒摘冠，盖洛却被无情抛弃。幸亏盖洛表现得雍容大度，蒙塔尼和西诺西都表示盖洛完全有资格分享诺贝尔奖，总算没有让来之不易的和谐局面再起烽烟。
因为“客满”而被诺贝尔奖拒之门外的科学家前赴后继。这种“三人行必有不公”的现象几乎越来越成为诺贝尔奖的常态。科学发展的规律第一是传承，如何评价播种者和采摘者？第二是合作，除了“并肩战斗”的伙伴还有其他团队的贡献以及竞争对手的智慧。其中的掂斤播两、说长论短即使在同行圈子里也“清官难断”。诺贝尔奖委员会凭着有限的知识和信息，进行“与梵蒂冈保密程度媲美”的暗箱操作和斩钉截铁的“终审裁定”，又怎能保证在三个名额内“一碗水端平”？
关于英雄史观的讨论，“前人之述备矣”。而赢家通吃的古老规则，也许诺贝尔奖会继续宗奉不渝。不过应该看到，1900年诺贝尔奖初创时全世界物理学家只有1000人，到2006年时，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超过580万，并且早已进入了波澜壮阔的大科学时代！
【责任编辑】庞 云
作者： 赵致真
来源《百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