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曾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大会的成果文件，希望各国应该关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该建议好像没有得到广泛响应。
1972年，上海出版的计划生育宣传画。
对于人类人口数量的发展变化，因为各种数据的推测结果千差万别，一般只能取个大概估值。以较大的尺度进行估计，全世界在旧石器时代后期人口达到100万，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达到1000万，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农业社会达到1亿，在工业革命初期1800年后达到10亿，估计到2050年能达到100亿。至于何时能达到1000亿，已经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好像没有什么人在做研究。
生物在生存和繁衍中，都要争取提高种群数量。人类与其他体型相近的哺乳动物相比，成绩斐然。但是人类长期的死亡率并不低，数量增长不是简单的依靠提高生育率，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获取资源的能力，进而提高存活率，然后经过时间积累，逐渐体现在数量增长上。人口增长常常受到资源限制，包括土地、粮食、水、能源等等。另外，每当出现一个人口高峰期，战争、天灾、瘟疫就会如约而至，大幅削减人口。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进入工业时代以后，人们掌握了诸多克服人口减少的手段，导致全世界的人口大幅增长，取得成绩的同时问题接踵而来。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首当其冲。
中国古代当政者没有形成过长期明确的人口政策，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主要凭借丁役赋税影响人口数量。但传统观念是希望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只要养得起，就会选择多生育。在这点上，全世界的情况都差不多。中国农业基础雄厚，人口和土地资源长期呈现同步逐渐扩大之势，导致人口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总体在20%～35%之间波动，但个别时段会超出这个范围。至1850年清道光末年，中国人口约4.3亿，此时世界人口约12.4亿，占比34.7%。随即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中国人口出现了又一次短期内的大幅下降。其后总人口数起伏很大，但保持增长趋势。至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人口为5.5亿。在这百年之中，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总体是下降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乱平息，死亡率下降，高生育率造成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学家马寅初（1882～1982）经过调查研究，于1950年代在其著作《新人口论》中提出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人口问题，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经过一段时期高生育率的积累，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压力凸显，迫于现实，政府开始提倡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和晚婚。1980年后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到控制。根据推测，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中国的人口总量会被印度超越。
1950年中国人口5.5亿，1980年9.8亿，2010年13.6亿，大致情况是前后30年各增加4亿左右。以上三个时点，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均为20%左右，处于历史低值。参考不同时期，国内外的不同情况，这三个相近的数值各自的意义迥然不同。经推算，后30年因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少增加了4亿，如果加上这4亿，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会大幅提高。中国的长期人口目标是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左右，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占世界人口比例15%，之后人口总量缓慢下降。
工业革命后的二百多年，中国人口及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变化很大，原因很复杂，单凭某一时段或某一项指标很难说明问题。除了中国自身，别国的此消彼长也值得关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深化，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欠发达国家上升，也就是常说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是最好的避孕药。
通过世界总人口及各国人口与国土面积、宜居面积、GDP等不同时段数值的比较，可以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为各种人口政策提供依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世界因人口太多，地球将不堪重负，对人类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的马尔萨斯学说的最坏结果似乎又要变为现实。马尔萨斯（1766～1834）是英国学者，主要观点是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生产的增长，导致人们总是难以获得维持生存的资源，而只有爆发各种灾难，才能遏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人类面临的很多危机都表现出资源过少，不过资源过少只是相对而言，反过来看，这些危机都是因为人口过多造成的。历史中，通常只有较高的人口数量和密度才能促进社会发展，人口多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优势，比如欧亚大陆因为有人口优势，占得发展先机。人类如果没有庞大的人口，肯定不会造就过往辉煌的文明。但是现在观点有所改变，人口多只能算是优劣参半。例如，如果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一些令人陶醉的经济数据甚至算不上是成绩，因为除了人均指标可能变化不大之外，还把影响深远的环境代价都留给了后代。
马尔萨斯和马寅初。
世界历史中人口生育的情况非常混杂，鼓励生育、自生自灭、限制生育的现象都有。情况的复杂源于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复杂分配关系，因此还催生了很多振振有词的道德标准。“存天理灭人欲”的实际效果是存资源灭人口；很多宗教禁止僧侣结婚，品行高深只是表象，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宗教势力的资源不外流；残忍的弃杀女婴现象在世界通行，只因为她们是“浪费资源”的赔钱货；妇女被迫守寡，根本原因是资源不足，而改嫁会丧失原有的财富。观察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资源充足，则大家都可能是好人，陌生人之间也会其乐融融。相反，如果资源不足，则大家都可能是坏人，一家人也会自相残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节和荣辱都是吃饱穿暖以后的事情，享受琴棋书画的雅致不能离开柴米油盐的支持。
中国安徽棠樾村的贞节牌坊，建于清乾隆年间，褒奖一位妇女守寡后不思改嫁，专心抚养孩子成才的事迹。牌坊题字两面分别为“矢贞全孝”、“立节完孤”。
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是最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现在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地球的资源到底能够支撑的人口极限是多少，很难估算。但即使不考虑其他资源的复杂情况，地理上的空间资源终有极限。想象中的极端情况是，将来有一天，整个地球铺满了人，每个人生活在如蜂巢一般的狭小空间里，而且有很多层。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窒息的场景。现在人类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历史中的情况一致，都有一个相同的大背景，即资源有限与人口过多二者的矛盾正在激化。人类对资源的无限索取，不仅大面积破坏地貌，而且大规模毁灭物种，所以人类在地球村里绝对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伙伴，更像是万恶之源。但是人类生存不能靠喝风吸露，把人类排除在外也不现实。人类最好能成为大自然生物圈中正常的一员，资源链、食物链中合理的一环。现在大自然孕育一个新物种比人类发明一件新产品困难万倍，要想保持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地球的勃勃生机，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就要减少人口。
那么该减少谁呢？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历史上形成过各种贵贱有别，将他人视为劣等民族的种族主义或血统论，然后通过暴力手段大开杀戒。即使现在和平已成主流，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视觉感官差异还是让一些人心存芥蒂。其实肤色的差异是一条渐变的色系，仅仅源于不同纬度的人们对日晒强度的适应，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种”这个概念并没有生物学意义。科学研究发现，不同的人类种群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某几个基因分布频率的不同，不能作为优劣差异的证据。就大范围而言，人类相同是绝对的，不同只是相对的。而人类的习惯思维经常是忽视99.9%的相同，重视0.1%的不同，以便为争夺利益寻找说辞。
世界各地原住民肤色深浅分布图。
人类未来生存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说得绝对一些，在人口暴增问题面前，其他都是次要问题。历史中很多地区、国家、城市的崩溃和衰亡，就是因为在技术不足的情况下，人口过度增长，消耗量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受力，然后内耗加剧造成的。而现在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当资源和技术不能支撑时，各种血统论、种族主义的阴霾肯定会重新笼罩世界。虽说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是这剂药效果太慢，今后恐怕没有等到人口自然减少，危机就已经爆发。地球上生存多少人口为最佳，现在不可能有最佳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一个时期，人口、资源、技术三者不能协调的国家和地区最容易出现动荡。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谁在裸泳。资源和技术的弹性较大，而人口却是一个硬邦邦的指标，容不得半点水分。纵然是现在过着好日子的国家，如果落到既无资源、又无技术的局面，出现大倒退也不稀奇。那种用拼命生育去测试资源的承受极限，然后再拼命杀戮总结教训的惨痛经历，人类已经无需再去体验了。空洞的口号不能替代实际的利益，人类并不会拿整体利益开玩笑，所以必然会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古典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在面临两种以上的选择时，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因利己而无心对社会负责，他对社会的贡献反而比有意图做出的更大。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社会性，不存在完全孤立的个体经济活动，所以每个自私的利己行为经过长期复杂的运转、竞争、筛选、累积，最终会导致整体获益。这种经济活动中的内在机制也被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能自动调节各种因素，引导资源朝着最有效率的方向配置。其实，仅用利己行为来描述理性经济人并不全面，在利己行为的基础上，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对于理性经济人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混合运用，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基础，对目标相同的个体理性经济人进行合并，理性经济人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从个体推广至整体，含有家庭、族群、派别、国家，乃至全人类等不同的层级。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很多学者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美国社会科学家赫伯特·西蒙（1916～2001）提出了有限理性管理人的理论，强调满意准则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争取最大或最优，同时认为要把心理因素对选择的影响考虑在内。在西蒙的理论中，有限理性管理人面对的假设条件与现实社会更为接近，纠正了以往理性经济人面对的理想状态。
借用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和有限理性管理人的概念，假设社会中的人都是理性社会人。这里的理性是指在利益驱动下，受能力和环境限制所能达到的有限理性，不能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理性。先不管其他方面，只关注人的基本生存能力问题。历史中一个基本常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生存能力持续增强，否则不会人口持续增长，幻化出五彩缤纷的社会，衍生出混乱繁杂的问题。理性社会人趋利避害，做出理性选择，甚至包括选择战争，才导致人类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也说明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整体生存问题上非常成功。但是现在，世界人口暴增后，地球已经无法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先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经济活动中还有看得见的手存在一样，在人口问题上，尽管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发挥作用，但现在理性社会人也该让看得见的手尽快出手了。减少暴力是社会的进步，却不是全部。人类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自律措施，否则暴力不可避免。主动节育的计划生育政策有违很多古老传统、宗教习俗，要求世人尽快广泛接受非常困难。尽管要承受人口减少过程中某些方面的痛苦，不过这是社会发展必要的代价，为了子孙更加长久的幸福安康以及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也是今后几代人的责任和义务，至少要比选择战争容易一些。
除了人口和资源这对老冤家，现在又催生了一对新冤家，人们同时还要在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之间做出选择。这种复杂情况是古人没有遇见过的，他们对此没有经验，也不会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办法，计划生育更是闻所未闻。因为过去是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并存，维持了人口的低增长率，总体上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可以承受，所以古人很少担心出现人口膨胀的现象，而高质量的生活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但是现在因各种技术进步，全人类死亡率下降、寿命增加，不要说人口的高生育率会带来高增长率，在人口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即使是维持较低的生育率，但只要高于人口的自然更替，就能带来绝对数量的大幅增加。各种随意生育的主张，不管伦理道德的标杆立得多高，或者担心节育对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多大，最终都必须面对全球资源有限、人口总量巨大、并且整体都在要求用更多的资源以提高生活质量，这个非常现实的超级新问题。
以人类社会现有的综合资源来衡量，如果不对人口总量适当加以控制，利在当代已经很难保证，弊在后世更是大概率事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生男生女都一样”，“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当这些口号在全球各地，尤其是人口压力巨大的地区都耳熟能详时，世界人口峰值来临的时间就可以测算了。到那时，理性社会人将逐渐摆脱自己设下的人口陷阱。
文：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