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的痛，就不要去试错
导语：任何一个国家，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的觉醒与抵抗，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这么说，空气污染是一个慢性病，平时减少外出戴个口罩，倒也不觉得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而且治理空气污染牵涉太多利益格局，于是民众与政府对其的态度也是能忍则忍；但是，这种慢性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在多年以后，以一种恐怖的方式、意想不到的时间迅速重创人类。
给中国人看的经验教训，已经清清楚楚写在西方的历史上了。
百年的忍耐
1853年，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荒凉山庄》。在这部著作中，他对“雾都”伦敦是这样描写的，“雾笼罩着河的下游，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而这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实际上从19世纪初就开始困扰着伦敦市民，在1813年伦敦的报界出现了第一则空气污染的报道，那篇报道写道，伦敦被一种闻起来像煤焦油的烟雾所笼罩。相关的报道还出现在1873年，严重的空气污染使得伦敦的死亡率比平常上升了40%。
工业化让“快乐的英格兰”变成了“黑色英国”，英国冶铁中心谢菲尔德成为一座肮脏的城市，由于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冒出的黑烟就直接排到街道上去；在当时的蒸汽机和船舶制造中心伯明翰，城市里始终回荡着锻炼钢铁的声音；而在伦敦，经常弥漫着黄色的烟雾，于是有了著名的“雾都”称号。工业不仅带来空气污染，也让英国的河流遭到重创，最典型的是“母亲河”泰晤士河，工业污水不经处理就排放到河流中，导致泰晤士河臭气熏天，鱼类几乎绝迹，美丽的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死河”。
从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中期，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不是没有想过种种办法来治理严重的污染。比如说，早在1843年，英国议会就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1863年、1874年和1906年三次颁布《碱业法》，要求碱行业抑制95%的排放物，采取措施控制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但享受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最繁荣、最有活力的城市经济，人们对环境污染还是太轻敌与太乐观，直到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惨剧的发生。
不止英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的多个先进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也经历过如同英国一样的环境污染。美国的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等工业城市煤烟污染相当严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被黄色的烟雾所笼罩，多条河流因为工业污染导致鱼类灭绝；20世纪初的日本，明治政府加大足尾地区铜矿开采力度，但毒水却危害了农田，造成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个事件是日本最早的环境公害问题——“足尾矿毒事件”。
在工业革命后，英国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这一理论延伸到环境科学领域，即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由低趋高；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到达某个“拐点”以后，环境污染就从高趋低，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这个理论无疑是一剂“放心药”，而在实践中，无论是“雾都”伦敦还是“雾城”洛杉矶，早期工业国家城市的发展也确实走过来这样一段路。一个原因是因为工业化初期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当时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起环保事业。就连20世纪初的环保运动，也是功利性的。如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当时的环保意识与当代不同，更多是为了持久的工业开发而保护资源，是一种更为精明、长久的利润获取方式。而很快，这种由中产阶级发起的运动很快失去了群众的支持。
艰难的觉醒
先进的工业国家们终于为他们的乐观与放纵付出了代价。1930年12月1日，整个比利时大雾笼罩，在大雾的作用下，马斯河谷工业区内13个工厂排放的大量烟雾弥漫在河谷上空无法扩散，有害气体在大气层中越积越吼，终于于第三天12月3日开始，河谷工业区有上千人突发呼吸道疾病，一个星期内有63人死亡。
在美国洛杉矶，40年代就拥有2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消耗1100吨汽油，排出1000多吨碳氢（CH）化合物，300多吨氮氧（NOx）化合物，700多吨一氧化碳（CO），另外还有炼油厂等石油燃料排放，这让洛杉矶的上空从1943年开始就笼罩在一种浅蓝色烟雾中，常常使整个天空都浑浊不清。1952年，洛杉矶发生第一起光化学烟雾事件，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5年9月，洛杉矶又发生一起污染事件，两天之内，65岁以上的老人又死亡400余人，许多人出现眼睛痛、呼吸困难的症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也发生过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这个小镇集中了多家硫酸厂、钢铁厂、炼铁厂，而这个镇坐落于一个马蹄形河湾内侧，两边的山丘把小镇夹在了山谷中。1948年10月，多诺拉镇气候潮湿，天空中一点风都没有，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工厂仍然持续不断排出的烟雾被封闭在山谷中，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二氧化硫的气味。这次事件造成小镇里的6000多人突然发病，其中20人很快死亡。
伦敦无疑是工业污染的重灾区，生活在当代的人或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伦敦污染有多严重。伦敦最早的有毒烟雾事件可以追溯到1837年2月，那次事件造成至少200名伦敦市民死亡。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恐怖的黑暗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在大雾持续的五天里，伦敦死亡人数达到5000多人，在大雾过去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相继死亡。但伦敦的毒气悲剧被还没有结束，1956年、1957年和1962年又接连发生了十二次严重的烟雾事件。直到1965年后，有毒烟雾才从伦敦销声匿迹。
但即使惨剧发生，伤亡重大，污染的治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伦敦事件后，英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推卸责任，认为政府不应该为污染负责，在民众的压力下，英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由比佛爵士领导的比佛委员会，专门调查烟雾事件的成因并制定治理方案。在比佛委员会的推动之下，195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该法案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工业企业建造高达的烟囱，疏散空气污染物；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并在冬季实行集中供暖。
而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从发生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到发现雾霾的根源，再到《清洁空气法》的建立，则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后，政府与研究者都认为“肇事者”是位于市区的南加州燃气生产厂。但是，在这家生产厂关闭停业后，有毒烟雾并没有减少，发生频率更加高了。人们意识到，雾霾的产生原因并不简单。直到1952年，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家哈根-史密特提出，雾霾的行程与汽车尾气与光化学反应下的气粒转化有着直接关系。他的研究成为美国治理空气污染的里程碑。
论起美国与英国等发达国家治污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在于民众与政府一起持续不断地推动立法的完善。在英国，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成立了由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部长出任主席的清洁空气委员会，空气污染治理就从立法层面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此后，该法案在1968年与1993年又进行了两次修订。1974年，政府颁布了《污染控制法》，规定和限制了油品（用于机动车或壁炉）中硫的含量，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烟尘控制区的范围。此后，《环境法》、《空气质量标准》等法律的推出，为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制订了完善的法律基础。
在美国也是如此，尽管在法律制订过程中，加州政府对汽车装备标准的规定遭到了汽车公司的抵制，而提倡新型燃料则惹怒了石油大亨们，但民众还是不断地推动立法的进行。如在1970年4月22日，2000万民众在全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呼吁环境保护，终于促成了1970年联邦《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此后，《清洁空气法》在1977年、1990年两次通过修正案，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起来了。
中国，醒了吗？
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晚了100多年，自然，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晚了100多年。近30多年来的工业化发展，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并提出坚决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伴随着粗放型制造业过快的扩张，中国一系列环境问题出现了，1994年淮河水污染事件、2004沱江“3.02”特大水污染事故、癌症村遍布全国各地，以及近几年“雾锁中国”的雾霾频发，已经让人看到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在法律的制订上，也是异常艰难与漫长。中国早在1979年就出台了《环境保护法》，直到去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完成了25年来的首次修订，被视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 是“有牙齿”的环保法，对污染是“零容忍”。在立法方面还有这样一个插曲，2008年，有关方面曾召集专家探讨奥运会空气质量对策。当时有专家提议，可以把美国的《清洁空气法》翻译过来，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法律根本没法翻译，光是英文版文本就有几十万字，译成汉语要上百万字，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实现。
但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用30年的时间，几乎走过了世界工业化200多年产业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因为经济积累已经都到了一定阶段，又有了经验教训在前，并随着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已经觉醒，中国对环境的治理可能也会像工业化那样，大大缩短时间。
西方国家治理污染至少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原因，并且，现在仍然在继续，中国的洁净空气之路，我们用时间努力与等待。
作者： 陈水仙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