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布泊沙漠深处死寂的荒芜里，几万平方公里不见人烟。难以想象，除了搏命的盗墓者，还有人遵从内心的召唤，孤零零誓守在此处。
罗布泊镇是全世界最大的镇，行政面积比得上欧洲小国。没有常住人口，周边地区均为高度盐漠化的盐壳，寸草不生，气候变化无常。
2016年5月，我途经此处，准备骑摩托前往中东。
躲避漫天肆虐的沙尘暴时，我认识了老许。他是东北人，46岁了，某个清晨从吉林白山出走，辗转到了罗布泊。出走之前，他是白山一家儿童服装店的老板，卡里有200万，人们见面会喊他“许总”。这一切在妻子离婚后都已成过往云烟，加上当地同行结成联盟打压，生意落败。
一夜风沙之后，罗布泊恢复平静，公路两旁死一般的荒芜。我和老许下到路边的盐碱地上，地面如石头般坚硬，降水量几乎为零，生命力再强的植物也无法生存。
作者图 | 无人区“最后的警戒线”
“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大片地，要是能在这里种上树，”老许捡起一块结晶物，“如果每一个来罗布泊的人都带一包土，死亡之海也是能见到绿色的。”
我没当回事，猜想他很快就会离开罗布泊，去下一站或者直接回家。结果第二天他说，自己在镇子外面发现了一个地窝子，“比旅馆便宜，才30块一天。而且，那里有一片地适合种菜。”他说，自己已经把地翻了一遍，大蒜和洋葱也泡好了，土堆被风吹散就完了，让我赶紧骑着摩托跟他一块去。
“种菜？”我听后哭笑不得，“老许，你这是走火入魔了吧，种出来又怎样，有意思吗？能赚到钱吗？憋瞎折腾了行不。”
“怎么没有意思，出门就可以看到一片绿，难道这不足以鼓舞人吗？而且，我要让这里的人都知道，罗布泊是可以种出东西来的。没时间解释了，快开车吧。”
地窝子也叫地窖，是戈壁和荒漠中最简陋的居住方式，地面挖个坑，再弄泥巴盖顶。我跟他搬过去，地窝子在小镇外的一处废土堆里，由于挖得太浅，加上密不透风，感觉不到一丝凉意。我端了一盆水浇在被子上，躺上去，不到半个小时，被子都被焐热了。
作者图 | 地窝子
住进地窝子的第二天，沙尘暴又开始了，这一次比几天前更为猛烈。大风卷起地表的灰尘、砂砾和杂物，能见度只有十米。我从未见过如此强劲的风暴，老许说如果他长得扁一些，肯定要被吹到天上。
老许拉着我出门。顶着风骑车，呜咽着的沙尘暴吹起砂砾，打在脸上生疼。天地间一片昏黄，魔鬼似乎再次统治了黑沙漠。
老许全然不顾被风扬起的灰尘，抄起一个啤酒瓶，使劲把土刨进塑料桶。把土运到地窝子后，老许用铁锹翻土、洒水，将一把大蒜和几个洋葱埋了进去。整个过程相当熟练，做完这些之后，他又把一面不知从哪找来的国旗，插在地上。
红旗在风中舞动，像目睹着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般，老许看着这不到一平米的土地，下面埋着一个中年男人孩童般纯真的梦想和倔强。
作者图 | 老许的红旗
“等着吧，七天后，这里将诞生罗布泊的第一片绿”，老许说，“我要请全镇的人来看，所谓的死亡之海，照样可以绿起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才知道，老许的47岁生日就要到了，而他的愿望便是在生日时看到自己种出的绿色，然后一个人开车去罗布泊湖心，摆上几瓶酒，放几支烟花。“人要是不想，活着就没有意义。我要把罗布泊都种上树、庄稼、蔬菜，后半辈子守护这些绿植，到时候这里就不是死亡之海了，而是一大片的绿洲。”
在老许种下大蒜的第二天，罗布泊漫天的黄沙终于偃旗息鼓。我在一条指示“楼兰村”的路牌下驻足。“楼兰村”其实并不存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上100来公里，穿过无人区的腹地，在雅丹风蚀岩的映衬下，有片残破不堪的城阙，便是传说中的楼兰遗迹。
和楼兰保护站那两个孤独坚守的汉子比起来，老许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人。
在罗布泊深处死寂的荒芜里，楼兰古城以及神秘墓葬群的光芒，吸引着幽灵般穿梭其中的盗墓贼。由于缺乏保护，一时间，楼兰的盗墓之风盛行。
2002年，央视摄制组进入楼兰古墓群拍摄，居然“偶遇”七个盗墓贼。他们正躺在一个被掏空的贵族墓里睡觉，墓室里到处是散架的干尸、棺材板，陪葬品已被同伙运走。
2003年，一个探险队发现一辆逃窜的无牌白色汽车。它留下几座被盗的古墓，彩棺被劈开，干尸及绸缎碎片散落地面，精美绝伦的壁画惨遭损坏。
在那之前，楼兰并无专人看守。由于罗布泊面积广阔，各个方向都可以进入古城遗迹和古墓群，要想阻击盗墓贼，只能设置固定站点。这两起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发生后，为了反击日益猖獗的盗墓贼，失落的楼兰古国在千年之后，迎来了第一座人类建筑——楼兰保护站。
文物部门在这片“生命禁区”里安排专职人员，日夜看守。保护区内，几万平方公里都是苍茫的无人区，谁会愿意驻守这里，忍受难以想象的寂寞呢？
作者图 | 楼兰工作站
一间老旧平房上挂着“楼兰工作站”的字牌，若不是最近有修路队驻扎，保护站里那两个汉子是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仅有的居民。一路颠簸来到这里，我想知道，那两位楼兰卫士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我走向对面那栋墙体已经斑驳的建筑，敲门，一个中年矮个汉子叼着烟出来。他叫崔有生，是保护站的站长，听我说明来意，一声不吭进屋去了。他的同事杨俊面无表情地开了门，示意我进去。
杨俊和崔有生要在保护站整整蹲两个月，才能返回若羌县城，过上一个月的现代人生活，然后又返回楼兰，如此反复。在这两个月里，他们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一部卫星电话。漫长的值守岁月里，狗成了保护站工作人员最亲的“家人”，最老的那条已经陪伴他们八年了。
到了晚饭时间，崔有生给我端来一碗泡面，里面加了两块馕饼。“一碗泡面两个馕，两个馕一碗泡面……”崔有生念叨着，多年以来，泡面和馕是他固定的无人区套餐。所有的补给都是换班时一次性从380公里外的若羌县拉过来的，一路颠簸，到站里时已经坏掉一小半。
罗布泊夏季地表温度高达六七十度，即使是冻了一夜的羊腿，立刻用车送往保护站，也会在路上腐烂。所以夏季的保护站里没有肉，食物是蔬菜、米饭、泡面以及馕饼。崔有生在地窖里养了十几只鸡，根本舍不得杀了吃，因为鸡可以生蛋。
保护站最珍贵的宝贝是一台液晶电视，但柴油发电机的功率过小，每天只能看三四个小时。夜里，两个修路队的民工来保护站看《老九门》。崔有生切了最后一个西瓜，分给他们。在这一个小时里，他接连抽了不下10根烟。
作者图 | 修路工人
崔有生和杨俊还要在这里呆上四十多天，才能调班回若羌县。烟草是最后的寄托，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成了不切实际的奢望。而都市的繁华，由于离开太久，更像是一片虚妄的海市蜃楼。
当晚我住在保护站里，夜间风声大作，呜咽之声不绝于耳。在只适合死亡生存的地方，你不敢去想明天，更不敢回忆过去，最孤独的守候莫过于此。
修路队一个月前驻扎进来，要修一条从保护站直通若羌的公路。习惯了寂寞的崔有生和杨俊，并没有因为人多而变得兴奋。
“这方圆几百里，平时连个鬼都没有”，最长的一次，由于没人换班，崔有生在无人区待了八个月，出去后蓬头丐面的他三天没说过一句话。而杨俊则连续坚守过整整半年。
作者图 | 楼兰工作站的人和鸡
自2003年设站以来，很多看护人员都被艰苦的环境吓跑。有人第一天来了，第二天跟着补给车回去了，有的人连工资都不要就辞职了。
眼前的老男人已经在这片无人区孤独守护了13年，没有人知道这13年里，面对茫茫荒原以及两千年前的楼兰遗迹，他会生出怎样的情绪。
四十三岁的崔有生直到最近才结婚，几年前，每次从无人区回到县里，亲朋们都会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可是等到他再次返回，女孩已经选择了别人。
当我说“崔哥，其实你看起来也就三十七八岁”时，崔有生开心地笑了，而这居然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笑。
年复一年面对荒芜，时间已经死去，而他依然在这里坚守。
保护站外停着两辆车，一辆越野车，用于每天巡逻遗迹。还有一辆军绿色的北京皮卡，前胎爆了，斗子里散落着不少黑色石头，像是陨石。整个车被一层沙尘覆盖着，似乎搁置了很久。
“几个月前两个人进来采石头，迷路了，把车开到保护站附近。他们见到我俩站在门口，掉头就跑。你跑个球嘛，还往墓葬群方向跑。我们就把他们抓了，限三个月内交两万赎车。但这都过去半年了，人也没来。”
近年来，随着百米高的瞭望塔建成，加上工作人员巡逻设备加强，盗墓现象越来越少。但在此之前，杨俊和崔有生面对的可不只是进来采石头的人。
2009年12月13日晚，崔有生夜间瞭望时发现墓葬群方向有车灯。次日一早，他便开始寻找盗墓贼，终于在下午2点多找到了两辆摩托车。四个盗墓贼弃车步行至五六公里外盗墓，三人挖墓，一人用望远镜望风。
“这伙人鬼得很，摩托车放在远处，这样我们即便发现摩托了，他们人在什么地方却找不到。”崔有生把盗墓贼摩托车的气、汽油全部放掉，行李也烧掉，回到保护站打卫星电话向文物局汇报。由于路太烂，接到报警后，汽车开了8个小时，警察深夜才到保护站。
当他们第二天赶到盗墓贼停放摩托车处，却发现车不见了。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在来的路上，每隔几十公里都藏有汽油和食物。
沿着摩托车的车痕继续追赶，盗墓贼却故意在小型雅丹间穿行，甚至来回行驶，制造混乱的车痕。这场生死追捕持续了四天，终于，苍茫的戈壁滩上出现了2个黑点，正是那2辆摩托车。警察鸣枪示警，终于将二人抓获。当时他们已经吃完了食物。几天后，另外两个逃脱的盗墓贼也被抓获。
自建站以来，他们一共抓获盗墓团伙五个，缴获盗墓所用车辆三辆，驱赶盗墓团伙四个。若不是他们，整个楼兰早已被盗掘一空。
第二天一早，崔有生和杨俊便起床了，检查越野车，准备出发巡逻墓葬群。我打算和他们一起去，但崔有生拿着一部卫星电话走过来，“刚接到电话，部队和文物局今天下午要来视察，你赶紧走，被他们逮到，车子都给你没收了。”
我没有办法，毕竟这里名义上仍属于军事禁区，我也没有任何申请单，只好匆匆离去。离开之前，我问了杨俊最后一个问题：“你后悔来这里吗？”
“有啥可后悔的，这地方总得有人保护。”杨俊依旧蹲在水泥地上抠着指甲，淡淡地答道。
随后老崔发动了越野车。在两个平凡、孤寂灵魂的守护下，楼兰古国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