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也是鼠年。
此时，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社会大背景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西方列强正积极划分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二）因为外国人传教的后遗症爆发，中国华北地区频繁发生教案；
（三）天灾不断出现，民众的生活非常艰难；
（四）清王朝的宫廷权利斗争被内外交困的局面所激化。
这一年的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后来被清政府赋予“义和团”的农民动用私刑，屠杀了大量信教的群众，纵火烧毁了教堂和信教徒众的房屋。
这一年的六月，清慈禧太后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了外国在天津的租界，最终引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一事件，在清人的记载中，多称之为“庚子拳匪之乱”。
庚子拳匪之乱的过程中，发生了徐用仪等多位大臣被清廷诛杀的的事件。关于此事，清人朱彭寿在他所撰著的笔记——《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四中，有详细的记载。
二、“义和团”之乱与权力斗争
农历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春季和夏季，靠近京城的那些不肖之徒，聚众习练拳法。
那些习练拳法的人受到蛊惑，自称练习这种拳法之后，就会有神助。他们在宣传鼓吹的煽动下，非常坚定的认为：
这种神助的拳术非常厉害，可以躲避枪炮的袭击，有枪不入的奇异功能。
这种拳术活动在各处遍地开花式地习练以及对这种拳术神乎其神的各种传播，一下子就闹得沸沸扬扬，突然间就变得声势十分浩大。
当然，这个时候，清王朝虽然开放不足、人们的思想还未脱离迷信，但是，对于所谓的习练拳法可以躲避枪炮、可以刀枪不入的传言，很多有头脑的人还是完全不相信的。
习练拳术风行之后，清王朝的那些个昏聩无知、刚愎自用的亲王、大臣，那些个一直以来对外国人深深仇视的官员，听到拳术习练的传闻之后，心中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把这些个可以躲避枪炮、可以刀枪不入的乱民组织起来，利用这股子民间势力，让他们去对付外国人，不但可以抵御外国人的予取予求，可能的话，还可以洗刷以前外国人给朝廷造成的屈辱。同时，这也可以为他们的政治意图服务和利用，如果事情有成，完全可以借此对政见不同者、权力争斗者以斗争和打击。
这一拨希望利用习练拳术者抵御外敌的清朝官员，在征得朝廷实际掌权者点头同意之后，他们就把那些习练拳术的徒众征召进了京城里面，对他们大加褒奖，给予他们优厚待遇。为了名正言顺，在征得朝廷许可后，还给那些习练拳术的团体一个褒扬性质的称号——“义和团”。
“义和团”是一个以迷信拳术为主要支柱的松散组织，其人员构成相当复杂。这样的特征，决定了其活动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
义和团虽然也有他们自己行事的旗号，但是，在组织松散、人员混杂的情况下，旗号只是遮人耳目的标签，旗号下面的人心是不统一、是各怀心思的、是四分五裂的。
因此，“义和团”前期虽被清廷正名赐号，在他们生出许多祸端之后，便又被清廷被打成了十恶不赦的乱民、匪众。
这既是很多受蛊惑的单纯民众的悲哀，当然，这也可以看出当权者无耻、无义、凶残的本质。
本年农历五月中旬，“义和团”在京城的大栅栏一带肆意纵火。这一场大火燃烧起来之后，因没法控制，以致于延烧了街面上的很多店铺，受灾害的店铺数量有好几百家之多。那些无辜的店家，没有招谁、没有惹谁，平白遭了这人为的灾殃。因为“义和团”背后有朝廷的支持，他们有人多势众，所以，那些无辜被焚烧了店铺的民众，哭告无门，只能默默忍痛。
纵火焚烧大栅栏一带的时候，“义和团”还处于清廷的保护之下。所以，如此严重纵火案件，本该查明事情原委，追究相关人士的法律责任。可是，对于此案，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事人一般。大栅栏纵火凶案发生之后，清廷并没有任何的惩治措施，也没有逮办任何一人。
“义和团”大栅栏纵火案发生之后，清廷不闻不问的结果，就是大大助涨了“义和团”徒众的嚣张气焰。自此以后，他们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清廷的法令之上，所以，对于清廷的命官，他们也完全视作土人木偶，待之形同无物一般。“义和团”开始呼号召集他们的同党徒众，光天化日之下，携带兵器利刃，在大街上横行无忌，多有胡作非为之事上演。
接下来，“义和团”开始大规模焚烧捣毁教堂，开始围攻各国驻清廷的使馆。
焚毁教堂、围攻使馆的事情发声之后，作为兵部尚书的徐用仪坐不住了。
徐用仪的着急，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因为他对外交事务的熟稔。徐用仪深知，就其时清廷的状况，依实力而言，外国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与清廷对比，他们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如果“义和团”挑衅酿祸，导致战端一开，这肯定对大清的江山不利、对朝廷有伤。另外，作为一名清楚了解时事、清醒认知社会的开明官员，徐用仪对“义和团”的行事作为也深怀忧虑。他认为，“义和团”众之中，有很多混混、无赖，这些人，基本上属于匪徒一列，这是“义和团”人员构成让人担心的地方；另外，那些所谓的能够躲避枪炮、可以刀枪不入的假话，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根本不能相信，这是“义和团”真实实力让人怀疑的地方。
在清廷朝会时，徐用仪正直，他根本没有考虑实际掌权者的意图，他就事论事，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时事的担忧，诚恳地说明“义和团”无法无天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对于利用“义和团”焚烧教堂、攻击外国使馆的事情，徐用仪也完全持反对态度。这期间，前前后后，多次朝会，徐用仪都始终如一，坚决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三、许景澄被杀
前文已提及，那个时候，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清廷的实质掌权派人物倾向于重用“义和团”，并且，他们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
每次朝会，徐用仪的陈说都与当权派背离，这就使得当权派要推行他们的意志时，受到了牵绊和阻碍。因此，当权派对徐用仪及与徐用仪意见一致的人都非常不满，并且怀恨在心，他们视徐用仪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
这里，您或许会说，既然是当权派，那么，直接下手就好了，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啊？
其实不然！
政治是各种派别的角力场，当权派虽然手握实权，但是，他们也必须顾及其他派别的感受，也要考虑社会的观感，也要避免舆论的压力。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就历史长河总体而言，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还算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会赤裸裸地蛮干。因为，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耍手腕的，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表演的……
不能野蛮处置，那么，肯定就不可以野蛮行事！
于是，当权派及其爪牙寻找各种机会，罗织各种罪名，对徐用仪加以陷害。他们在外面散步谣言，说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通常和外国人交流往来很多，这些人，肯定都是受了外国人的好处，所以，他们害怕外国人，处处袒护外国人，时时为外国人讲话，说白了，这些人全都是汉奸。他们还说，这些人，留着终是祸害，一定要把他们杀掉，才能对得起天下人。
当权派所指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当然是以徐用仪为代表的，不用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更何况，这个时候，徐用仪还是兵部尚书，占着个非常重要的大位子。
本年农历七月初三，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吏部侍郎嘉兴许竹垞（景澄）、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太常寺卿桐庐袁爽秋（昶）两人因为直言，在闹市之中被当众处以极刑。
无论当时的清廷官场有没有地方派别，就籍贯判断，这几个浙江人，在当时朝廷中身居高位，按照权谋论的推测，他们完全是可以成帮、成派的。因此，别人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浙派；加害他们的人，也可以给他们扣上浙派的帽子来斗争。
这两位浙江籍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件事肯定对徐用仪的触动非常大：一则，最明显的是被处决者籍贯与徐用仪相同，都是浙江同乡，就乡谊上，他肯定会心里难以接受；二则，被处决者和徐用仪一样，也都是喜欢直言，他肯定也想到了此前自己在朝会上的直言极谏。看来，说真话并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说真话是要用生命来负责的！
眼见同僚、同乡、同直言的两位大臣被朝廷处决，徐用仪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急。同时，因“义和团”焚烧教堂、攻击外国使馆的事情发酵，外国人已经集结军队，开始侵略了。虽然内外交迫，但是，徐用仪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
在许景澄、袁昶被处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七月初四，徐用仪给《安乐康平室随笔》作者朱彭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徐用仪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两个儿媳与几个孙子，他已经派三儿子送回浙江原籍了；信中还问朱彭寿的父亲，在形势如此不稳的情况下，朱家的状况如何？朱家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这封书信结束之后，徐用仪又另提一行，其中写到：
昨天发生的事情（许景澄、袁昶被斩事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这真可以说是千古不遇的奇冤啊！
朱彭寿的父亲看完这封信，因为文后那一行另提的语句，用词激烈，涉嫌议论朝廷、流露了对政事处置的个人意见，在时势如此波诡云谲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召来祸端。于是，朱彭寿的父亲对书信做了处理，他小心翼翼地将另提的那一行字裁割下来，当即焚烧掉。
接下来，京师内城城门被全部封闭了起来，内外消息完全隔绝。
四、许景澄其人
许景澄，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卒于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世称许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于浙江嘉兴，清同治年间进士。清德宗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开始外交生涯，曾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法、德、奥、荷4国公使。清德宗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改任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曾写《外国师船表》，疏清廷，建议加强海防。清德宗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沙俄出兵侵占中国新疆帕米尔地区，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据理驳斥沙俄侵略行径，俄军拒不撤退。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代表清政府与沙俄议定，在边界未划定前双方军队维持现状。
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并兼任中东铁路公司督办。中东铁路由沙俄兴建，公司设在哈尔滨。往来于彼得堡、哈尔滨之间，为签订协议奔波。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8月28日，参加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
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当时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时攻打外国使馆，对外宣战。许景澄极力反对，上书慈禧太后有云：“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太后大为震怒，被慈禧定为“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于同年7月28日在北京处死，时年55岁。著有《许文肃公遗稿》、《许文肃公外集》、《出使函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