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事变，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的清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狩”至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京都。痛定思痛的慈禧同意了推行“新政”，看来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老佛爷也开始认识到：大清若再不变革，只有死路一条。
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列强先后强迫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大清帝国开始走上了屈辱又具有革新性的最后的岁月，此时内忧外患，社会所有阶层都“跃跃欲试”。根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统计：1894--1911年，清帝国向外国借款共计112笔，总额为库平银12亿余两，实收6.6亿余两。不断向外举债期间，晚清政府为了尽快还掉列强的“赔款”，对老百姓更是加快了搜刮。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让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步，使人们对政府逐渐失去信心，乃至失望透顶，当时人们常在茶楼或酒馆里看到“莫谈国事”的横幅。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时已是1899年，当时山东十分混乱，因为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很快就席卷了袁世凯管辖的山东。随着义和团逐渐被捧上神坛，清朝廷里的守旧大臣认为团民既然能够“刀枪不入”、“枪炮不伤”，何不让他们去和列强们干呢。这样一来可以一石二鸟。于是，这些大臣们开始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排外，意图压住西方列强的阵脚。很快，义和团就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反洋货、攻入天津租界、大量屠杀洋人及教士。许多在华居住的洋人全家迁入西北安居，希望能躲过义和团的追杀。各国公使要求晚清政府全力镇压义和团，但是一直就想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列强的清政府干脆装聋作哑。
次年5月8日，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英法美等八国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８月中旬，2万多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进攻北京，于14日侵占全城，慈禧慌忙携光绪帝西逃。除希望镇压义和团外，西方列强也希望清政府能够做出内部“整改”，“然而，当议和真正开始了以后，对于内部改革的提及却被遗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励似的，认为只要在他们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让步，他们那古老的政权便不会受到千扰”（《帝国的回忆一<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甚至，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写道，在《申报》报道里曾提到“皇太后、皇上起銮回京，每到一处，除一切供给外，一日索宫门费两千四百金，抵河南渐臻至四百余金，皆经宦官之手，地方官借此大差，勒索民脂民膏，饱其宦囊。河南各官莫不发财，百姓困苦，怨声载道。”
最后，双方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银４亿５千万两。《退想斋日记》云：“朝廷附从和议，而输与洋夷金四百五十兆，山西起派八百万金；吾邑派十五万金；太原一邑巨富，惟西峰村一户耳，然不过万金之产而己，其余数千金产者，才十余户，十五万赔款乌能凑足？谣言起人税每丁金一两五钱，起间架税每屋一间金三两，又起田税，每亩金二两。”
“庚子事变”给清政府和人民的负担更重了，整个帝国已崩溃至极点。
内外之困，一场改革在所难免。其实早在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袁世凯致电盛宣怀时，就提出“急症当变宜缓药”（盛宣怀《愚斋存稿》）表明了自己的变革主张。
此后，袁世凯多次上奏、电函清政府，提出变革主张。在致电刘坤一时，说：“前数日曾致书，行在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如蹈常习，故直无办法。宜请旨饬内外臣工条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各语，惟承乏疆寄，未便畅言。（盛宣怀《愚斋存稿》）”
于是，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同年2月6日《申报》1版《本馆接奉电音》：“……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
自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末新政的实际促动者、领导者与实施者之一。次年1月19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筹划新政。
实际上，早在维新变法时，袁世凯就与维新派来往频繁，对维新派提出许多改革建议，发起为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以及建立报馆、图书馆等募捐，自己还捐了五百金，还和康有为等人讨论开设书局之事等。
1897年，发生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后，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说，“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贴述论》）”
不过，这些还是难以判断袁世凯一直都有革新思维，直到他推动北洋各方面改革，创办新式官报样板《北洋官报》。
1901年，中国近代社会开始“转型”，和“清末新政”的全面展开有着莫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