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伯河是罗马市的母亲河，贯穿市中心。正值枯水季节，河水舒缓，河面较低，不时见到几人在悠闲地垂钓。我这个外乡人与周边的慢节奏极不协调，为赶往梵蒂冈，不时还要加快脚步，用中国效率在欧洲旅游，结果忙中出错，错过一个叫鲜花广场的景点。它离台伯河很近，因广场上矗立着布鲁诺的雕像而闻名。
因宣扬宇宙无限论及多个世界论而遭到宗教法庭审判的布鲁诺
布鲁诺（1548-1600）出身于那不勒斯附近一个破落小贵族家庭。那不勒斯也是文艺复兴的重镇之一，布鲁诺青年时进该市教会的隐修院学习，因表现出异端思想，于1576年离开家乡，开始流浪生涯。此后十几年，布鲁诺周游列国，时而座上宾，时而阶下囚，到过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最后回到意大利。布鲁诺继承和发展哥白尼的学说，提出宇宙无限论及多个世界论。他的异端思想既不容于天主教，也不被新教接受，最后落于教廷之手，死不悔改，关押七年之后在鲜花广场被烧死。为避免追随者纪念，骨灰被扔进台伯河，流入大海。
布鲁诺画像和罗马鲜花广场上的布鲁诺雕像
哥白尼（1473-1543）在临终前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详述了自己主张的日心说理论，这在科学史中被称为“哥白尼革命”，也被视为是科学革命的开端。布鲁诺对科学研究所下功夫不多，如果置身于古希腊，可以称为科学家，但是因为在哥白尼之后，所以他更像是一位科学思想的传播者。正由于此，布鲁诺的言行非常容易被教会抓住把柄，再加上宁死不屈的性格，导致惨剧发生。相比之下，伽利略（1564-1642）更幸运一些。
哥白尼和伽利略
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布鲁诺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也是罪有应得。苏格拉底之死被民主人士释为一次失误，同样布鲁诺之死也被宗教人士释为一次失误。辩解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雅典的民主制度没有毒死所有的思想家，罗马教廷也没有烧死所有的科学人士。布鲁诺在科学史中的地位没有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中那样重要，但他却是死于宗教势力的最著名科学人士。随着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上升，他的死就越发显得伟大。再加上鲜花广场的曼妙名称，烈火中永生的惨烈和壮烈，都极富艺术感染力，布鲁诺逐渐获得万众敬仰的殊荣。
纵观世界，各地区的主流宗教势力剿灭异端思想是一种常见的行为，和政治斗争的道理一样。但是随着时光流逝，很多错杀滥杀已经没有斤斤计较的必要，而是将事件置于历史环境中讨论，淡化道德层面的批判。不过布鲁诺之死有些特殊，事件本身像一个斗士还在坚持战斗，让天主教不时处于尴尬之中。这种尴尬是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甚至儒家所没有的。
除欧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是否产生过真正的科学，一直存在争议。要是严格与欧洲比较，不难看出，其他地区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只是产生过某些具有科学性的知识。如果据此认为各地区都有古代科学，则在欧亚大陆，可以分为欧洲、西亚（以伊斯兰为主）、南亚（以印度为主）、东亚（以中国为主）四个主要地区。古代西亚科学与欧洲科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可以说是同宗同源，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在欧洲科学的起步和低迷阶段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点类似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不过最终分道扬镳。印度与中国相对孤立，但是非常令人遗憾，对于科学的发展而言，孤立并非好事。
具有好奇心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日出日落，万物兴衰，都能激发人类的求知欲，科学的诞生就是从人类对自然的好奇开始的。但是观察自然现象只是科学知识积累的第一步，两河流域、古埃及都有丰富的遗存。中国在这方面也是佼佼者，像一名善于做笔记的学生，有很多世界第一。例如哈雷彗星，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明确记载，之后连续记载多次。而英国天文学家哈雷（1656-1742）根据欧洲天文纪录，发现有每隔76年出现彗星的规律，于是推测其为同一颗彗星。哈雷去世后，1759年这颗彗星再次光临，证明了哈雷的预测。而在中国只是又多了一次扫帚星的记载，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再多的观测也看不到自己脚下的这个星星，更别说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哈雷向前多走一步，看似简单，实际揭示出欧洲科学传统的另一面。积累知识在世界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学方法的形成唯独出现在欧洲，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从广义上说，科学方法也属于科学知识，不过在此有必要以示区别）。科学方法的关键之一是要把现象的成因和结果给出合理的解释，必须做到自洽，并且越简单越好。这一方法可以称为逻辑论证。
世界其他地区，借助神话传说、宗教图腾、巫师哲人各种各样缺乏理性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自然现象，成为共识后，很少再有疑问。而古希腊人比较特殊，他们将大自然视为一个有规律可循的整体看待，把各种现象联系起来，由一个问题衍生出多个问题，并且每个问题得出答案后，还要看各答案之间是否有矛盾，再做进一步的逻辑论证。以今天的标准看，古希腊的科学知识只能属于小儿科，科学方法在细节上也多有谬误。但是宏观层面的科学方法一开始就踏上了正确的道路，简单来说就是避免怪力乱神，用理性看待一切，与巫学分道扬镳。科学方法在古希腊出现的原因讨论起来非常复杂，但答案也可以很简单。考虑到古希腊独特的商业、政治等等都与地理因素有关，那么科学方法可能也不例外。古希腊的一群有闲、有钱、有文化的人，面对妻儿思考不出什么科学问题，而面对以爱琴海为主的复杂地理环境，白天远眺大海，夜晚仰望星空，也许会有些灵感。
比如观察太阳的升落，是人类初期认识自然现象的共有经历，历法、天文、农业都与此有关。大部分地区的人们生活在内陆，只能看到太阳地升地落的景象，今天也是如此，古希腊人不同，海洋对于科学的诞生及发展似乎存在某种魔力。希腊城邦米利都和雅典都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分处爱琴海的东西两端。在米利都可以看见太阳地升海落，在雅典是海升地落。不仅如此，在某个海岛上可以看见太阳海升海落，深入一点陆地是地升地落。相对狭小的时空内可以观察到四种现象，如此复杂的局面，如果只给出一个神话般的解释，恐怕连神仙都不同意。在继续钻研，寻找能够解释各种现象的过程中，以致于有人得出地球自转，同时围绕太阳运转的超前结论。而在其他古文明地区，太阳的升落早已有各自的标准错误答案，无需再做进一步研究。一群古希腊人就这样交流讨论，寻找答案，还使用数学来测算、验证，在没有商业利益、战争硝烟、权力争夺的平淡过程中，一步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炼就了神奇的科学方法。古希腊人见多识广，所提问题的质量非常高。没有答案，就将问题留给后人。反观中国，生活无忧的文化人闲暇时多醉心于琴棋书画、炼丹养生，虽生于天地间，也能悟到一些奇妙，但是很难形成科学方法。
古希腊衰落之后，科学传统被罗马帝国继承，亚历山大港、罗马、君士坦丁堡都担当过科学中心的重任。中世纪开始，科学发展在欧洲出现停滞。通常认为这一时期的科学传统被拜占庭和伊斯兰继承，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兴起后，才回归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在意大利复活。这种认识的偏颇之处在于将科学传统仅限于科学知识，而忽视了科学方法。拜占庭和伊斯兰的科学成就不容否认，但在科学方法上其实是对古希腊的抛弃，否则现代科学更应该出现在亚洲，而不是欧洲。从大范围来看，科学传统中最重要的科学方法并没有离开地中海，从小范围来看，直接继承者就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
基督教兴盛之后，抛弃与宗教相悖的科学知识，但是由于和古希腊、古罗马地域相同，不免将部分科学知识吸收入神学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不自觉地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宗教理论。比如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家托勒密（约90-168）主张地心说，这是错误的结论，但是在科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从某种角度看，他的科学方法正确，基于当时的观测水平，较好地解释了望远镜发明以前的各种天文观测现象。基督教继承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将其他恒星、行星都视为在某个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行。最初的模型非常简单，随着观测资料的增多，神学家们不断添加轨道，改进地心说。到15世纪轨道数已多达八十多个，此时的地心说理论和天文观测矛盾加剧，破绽百出。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经过多年观测，化繁为简，提出日心说，将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对调，实现乾坤大挪移，重创了上帝创造的完美宇宙。日心说离经叛道，新教领袖路德都斥责哥白尼愚蠢。但不能否认的是哥白尼本人就是一名教士，观测地点是教会的天文台，他是天主教体系内的反叛者。地心说是错误的，但日心说也仅限于太阳系，可以说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增长的是科学知识，不变的是科学方法。
天主教由于继承了科学方法，所以在构建宗教理论时比其他宗教要辛苦。因为一个谎言要用一千个谎言来遮掩，一个神迹要用一千个神迹来辅助，而且还要构造谎言和神迹之间的逻辑性，甚至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神学家们对于民间和自己提出的“十万个为什么”都希望能给出标准答案，不仅给许多名词下严格的定义，而且涉猎广泛，考证圣物（圣杯、裹尸布）的真实性，研究天使的大小重量，在结论、数字、年份方面留下一连串的荒诞。谎言和神迹重复千万遍，传承千百年也不能成真，但是天主教对于作茧自缚乐此不疲，艰辛论证的最终实际效果是在反驳和推翻理论。
比如世界和人类起源的时间问题，世界其他宗教和哲人们大都回避具体年份，根本不思考或者用几句深奥的话轻轻带过。但是在天主教中，这是一个必须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他们依据《圣经》和其他历史文献，推算出各种上帝创世纪的具体年代，基本都处于几千年到一万年的区间内。因为答案各不相同，所以论证永无休止。认为地球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这样的结论现在看很无知，但当年却是学者辛苦之后的学术成果。
荒诞的知识只是一面，理性的方法是另一面。神学家兼主教大阿尔伯特（1200-1280）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认为信仰和理性可以并存，极力调和神学与自然哲学之间的矛盾。他的学生，另一位神学家阿奎那（1225-1274）著有《神学大全》一书，是宗教理论的扛鼎之作，被教廷钦点为经典。书中明确引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思维，而在此之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因为过于世俗，长期被禁止传播。古希腊的学术成就和天主教神学的结合，只能将荒诞的知识推向极致，而理性的思维无形中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埋下伏笔。最终在文艺复兴中，经过一批神学家兼科学家的努力，由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导出了广义的现代物理学。不过受时代所限，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家，不是在否定上帝，而是在完善上帝，或者说是推翻老上帝，塑造新上帝，区别的标志是构建出不同于神学的知识体系。所以表面上科学与神学还在一个上帝之下，实质已经决裂，因为科学命中注定最终是要告别上帝的。
大阿尔伯特和阿奎那的壁画像
天主教和科学有相关性，却无因果性，科学火种播撒的时间要比天主教早。二者因孕育于同一片地理区域，出现交集并产生纠葛是历史的宿命，冰与火的对抗远远超过其他宗教那些空泛的辩论。天主教设立神学院，建立大学，本意是希望培养有知识的信徒，没想到最后培养出一批更有知识的“叛徒”。经历这一特殊阶段后，天主教从此和其他宗教无异。
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知识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只是科学大厦的一层基石，而科学方法中实验验证的完善才是创造性的核心内因。实验行为在很多地区的早期历史中都曾经出现过，但是方法简陋，也很难与逻辑论证有效结合，古希腊在科学上裹足不前，一个主要原因是缺少实验验证。文艺复兴后期，由于重复观测和数学计算在天文学上的成功，学者们开始重视模拟研究对象并进行实验和计算。实验方法取得突破的关键性人物是伽利略。他开始尝试进行系统的实验，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反复对照测量，从而获得某种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伽利略把数学作为描述自然界的语言，并用数学语言来分析和描述实验的结果，通过数学和实验的结合，把抽象的科学知识和具体的事物现象做了有效连接。至此，实验验证已经不再是支撑科学大厦的另一根顶梁柱那么简单了，而是戳破所有非科学知识体系的利器。正如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科学必须立足于观察和实验，不能依赖权威和传统。
自然科学的两大基石是数学和物理学。对于科学方法而言，逻辑论证的核心是数学，实验验证的核心是物理学。二者结合之后的效果惊世骇俗，牛顿于1687年出版的巨著书名就是《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不过在实验验证尚不完备、科学知识积累的初级阶段，科学与神学还能混在一起内斗。此后科学则暂时被重新纳入哲学的范畴，公开与神学对抗。
科学进步离不开技术进步，文艺复兴前后一批精密仪器被工匠们发明制造出来，并在科学家的指导下得到改进，如望远镜、显微镜、钟表等等。在这些仪器的帮助下，科学家扩大了观测范围，测量更加精准。另外航海业对科学一直有启迪、助推、验证的作用，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都是如此。相比于南地中海沿岸的平缓，北地中海可谓百转千回，仿佛人的大脑拥有更多的沟回，在海上发生的故事也多。大航海之后，欧洲人地跨大西洋两岸，甚至绕着地球思考问题，比古希腊人更加见多识广，也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从左至右依次为：伽利略的钟摆擒纵机构、胡克的显微镜、牛顿的望远镜。
现在可以举出很多天主教压制科学的故事，其实当年科学只是多种异端中的一种。天主教也压制迷信、巫术等等，认为它们都是妖言惑众，在抢自己的饭碗。烧死布鲁诺是天主教犯下的大错，意大利统一后，政府为纪念这位科学人士，同时出于压制教廷的目的，于1887年为其建立雕像。教廷于1889年承认错误，为布鲁诺平反昭雪，一桩历史公案在程序上终于完结，但是宗教和科学的矛盾永远不会完结。
宗教是人类为缓解无知和愚昧发明的安慰药、止疼片、麻醉剂，科学是人类为战胜无知和愚昧，通过理性发现的超级武器。从经济的角度看，宗教的物“美”价廉是科学不能比拟的。理解科学要更困难，花费更高。科学的魅力如果不经过现代教育加以强化，很多人无法享受，宗教则不然。
科学早期的发展虽然与质疑宗教有关，但更大的目标是求真，与世俗功利无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来形容科学最为恰当。客观世界的真相只有一种，虚假的描述何止千千万万，而人类的内心深处永远存在对真的渴望。科学一出，经天纬地，云游四方，神鬼皆惊。不死守经典，只完善知识和方法，并且天下一统，别无分号，真是非常神奇。
文 | 丁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