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取士延续了五代的科举制度，而五代的科举制度承接唐代。科举考试分为两大门类，一类是进士科考试，另一类是制科考试，后者也称“制举”，在北宋是地位仅次于进士科的考试，含金量也很高，同样进士及第。而制科考试选拔的很多人才，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邦济世之才。
制科考试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主要是对一些身怀异才的知名人士提供展示才能的机会。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科目。参加考试的有当朝官员，也有布衣百姓。在任的官员参加这类考试可以增加知名度，普通人参加考试可以得到步入仕途的机会。但是这类考试不被当时的人看重，即使制科登第，在进士科及第的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据传当时有张姓八兄弟，七个考中进士，一个考中制科，结果这个人备受歧视，七个兄弟都不屑跟他坐在一起。
到了北宋，制科考试依旧保留，但是地位和重要性大幅度提高，已经能够和进士科并驾齐驱了。考中制科的人，一样受人尊敬，比如北宋庆历名臣富弼，就是在范仲淹的建议下，参加了制科考试而一举登第的。北宋的制科取士开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包括三个科目，分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娴吏理达于教化。到了宋太宗时期，制科考试内容分为诗赋、论、颂、策、制诰。除了诗赋之外，其余都是偏重于实用型的文章。比如后来当了宰相的富弼，他的文学才华在北宋根本排不上号，让他参加进士科考试，准会一败涂地，然而他写策论文章，阐述国家政事很有一套，具备吏治天赋，通过制科考试，成了一代治国名臣。制科考试的科目在太宗以后，一直在变化，并且严格限定参加考试的人员范围，主要是限制在职的官员报考。
范文正公
北宋很多名士崇尚儒家的“明体达用”之学，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如能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十数年间，异人杰士必穆穆于王庭矣。”学校教育学生，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同时教授算学、工程、医药、军事等专科知识，培养有才、有道、有功的英才。这类人才不但大通六经之旨，还要懂得历史兴衰之道，掌握治国方略。能够学会处理当今的时务，活学活用，经世济民，成为“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济世良才。最后朝廷人才济济，君子满堂，人人都德才兼备，个个是治国良才，“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
早在唐代，学校除了教授儒家经典之外，首次开设了专科学校，培养实用人才，这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实用专科学校，比欧洲早了一千年。学校教授的科目包括算学、律学、医学、卜筮、天文、历数、漏刻、兽医、校书。其中算学指的是算术；律学指的是学习法典条文；医学包括中医科、针灸、按摩、药师等内容；漏刻就是学会制造计时工具；校书是校理典籍。
范仲淹
到了宋代，不但创建了文化盛世，在实用科学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到了明清两代，有识之士对于实用科学也非常重视。比如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就建议：“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而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则说：“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要求读书人不但熟悉儒家经典，还要学会天文、地理、兵农、工程制造等专业知识。从这两位大儒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首倡的培养经邦济世的实用人才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那么宋代有识之士为何对呼吁培养实用人才不遗余力呢？这与当时官员只会耍嘴皮子而动手能力奇差有关。在当时的郡县之中，除了郡守、知府等朝廷委派的官员之外，剩下的都是小吏。在古代，官与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存在着深深的鸿沟。官员大都是进士出身，优越感很强，自认为是精英阶层。而负责干活跑腿的小吏，大都是布衣出身，或者粗通文墨，可以当师爷和幕僚，比如及时雨宋江，就是郓城县衙负责起草文书的吏；或者具备一定的工程建设经验，可以负责地方的工程施工；或者身强力壮，能吃苦，就当衙役和捕快，比如插翅虎雷横和神行太保戴宗。这些小吏虽然地位卑贱，但是能力很强，官府片刻都离不开他们。如果官吏关系融洽，那么地方会治理得井井有条。遗憾的是，大部分时间官吏之间都互相瞧不起，官员看不起小吏出身，小吏就嘲笑官员只会夸夸其谈。由于官员不懂专业知识，很容易就被小吏所蒙骗，他们就绞尽脑汁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历朝历代，对底层百姓祸害最大的其实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而是那些狐假虎威的小吏。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欣赏一位不懂专业知识，甚至连图纸都看不懂的官员如何与小吏斗智斗勇的故事吧。据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有一个叫许元的官员督造大船，每次检查用料的时候，都发现铁钉的消耗量非常大，比一般的耗材高出很多。他找来负责管理材料的小吏询问，小吏坚持回答造船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么多钉子，只多不少。就这样你来我往，丝毫问不出结果，最后，这名官员用了一个谁也想不到办法，揭穿了小吏的谎言。那么他用的什么方法呢？是找来造船的图纸，仔细研究用料？或者再派一名心腹监督造船的小吏，伺机找到同行的贪污罪证？或者找有经验的工匠，加以询问？统统不是！他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办法，放了一把火，将刚建好的船烧成了灰烬，然后将里面的铁钉都收集起来，清点数量，再和上报的用料核对，证明了小吏果然在贪污。这名官员还将实际用的铁钉数量定为标准，交由手下严格实施，终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则轶事在相关正史上也能找到。
看了史书上记载的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评价这名官员呢？是喝彩还是质疑？而史书上对这名官员的做法大加褒奖，是作为一项政绩加以记录的。其实，即使站在当时的角度，这名官员做的事情也属于故意破坏公物。脑袋是很聪明，可惜没用在正道上，也没算明白铁钉和大船的价值。一艘船造价多少？被小吏贪污的铁钉价值几何？即使铁钉消耗量比实际多一倍，又能多花几个钱？岂能和一艘大船的价值相比？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名官员采用了最笨的一种。这还是名留青史的官员，素质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根本就入不了正史的其他官员了。由此可知，宋代有识之士提倡培养能够懂得专业知识的官员，有多么迫切和重要。
作者：王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