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维新派力促女子教育兴起,却为何被斥为“祸国殃民”?

近代学制建立之前,女子教育问题还无法突破中国传统女教的束缚,获得社会认同,取得法律认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西学东进,其中就有西方女学思想。

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教会,为了发展信徒,开始宣扬以男女平等、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宗教思想,而妇女成为他们工作的突破口。西方传教士以“兴女学、戒缠足”口号,积极鼓吹兴女学的重要,并进行一系列女子教育实践活动,还将西方的女权运动以及各国女学堂的发展状况介绍到中国来。当然,此时的一些国人也关注女学了。

1876年《申报》就女学问题展开一场集中讨论,引起人们的关注,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结果却惊人一致:批评中国不让女子读书的传统习俗,并主张兴女学。此后,各种报刊也展开相关问题讨论,如兴女学的合理性、可能性及社会功用等。1878,《万国公报》刊登一篇名为《中国女学》的文章。文章一边介绍英、美、德女学堂的发展状况,一边鼓吹中国兴女学的三大好处:可提高妇女地位;可使女子自食其力;有利于儿童早期教育。

之后,随着民间一直呼吁兴女学,加上有关女子教育的各种新思想开始逐渐被认同,逐步击垮了传统女学。

不过,直接推动女子师范教育兴起的,离不开维新派与革命派。

其中,维新派最早提及“女子与男丁并重”。1890年,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正式出版,里面描述了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兴起的始末。他还在《日本杂事诗》中,举了日本国后这个例子,阐述日本统治阶层重视发展女子师范教育的“理论”,云:“明治九年(1877年)国后出藏金,命择士族、华族女百人,延师教之,曰女子师范学校。亦三年得为女师,开簧之日,卒业之时,国后亲临,笃铃载道。校中勤慧者,时赐书,时赐衣。”

只是这个时间段缺乏兴办女学的时机。

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国内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是否能救中国产生了疑问,引发了文化危机。

维新运动兴起后,妇女问题特别是女子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社会各个阶层、进步人士,开始摒弃几千年来形成的“妇无公事”(《诗经》)的偏见,开始重新认识被誉为“半边天”的女子,在社会发展、国家强盛中的作用,反思传统女学的陋习。

很快,一大批为“兴女学”而做舆论准备的文章开始陆续发表。1896年,陈识发表《妇学》;1896年到1897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专述女学的两篇文章:《变法通议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1898年,康同薇的《女学利弊说》发表在《知新报》;1902年,董寿发表《兴女学议》;1904年,亚特发表《论铸造国民母》等。与此同时,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在上海建立。一些宣传女子教育的报刊也相继发行,如《女学报》、《女报》等。

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保种”、“保教”为目的,在《变法通议》中指出:“女学强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大力提倡女学,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贤妻良母主义”才是女子教育观的主要思想。

而以金天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从男女平等为出发点,认为:必须保证女子的入学权力,才能谈得上“女权”;通过新式教育将女子培养成完整而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国民,摆脱旧式“三从、四德”的女子奴性教育。周南女子师范的创建者朱剑凡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女权,说:“剑凡出日本返国,慨念女子沉沦黑暗,非教习无以拔置高明,遂辟舍之西隅,设学石曰周氏家塾。”

面对两派对女子教育的主张,张謇则身体力行将理论用于实践,创办了南通女师。其的宗旨对女子师范教育做出榜样:“初,马关条约成,继以庚子之祸,外现大势,内审L14,知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危亡,而普及教育,师范为先,乃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毅然创设通州师范,嗣又以‘女子教育不可无师,与‘小学师宜女子’,更设女子师范学校。(《南通文史资料选辑》)”

在“兴女学”经由最初的教会传播、实践,到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大力宣传之后,很多中国民众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并不坚定,甚至反对。

《广东设女学货之风波》记载,1902年,广东多宝大街女学堂董事想办女学,于是“发帖请同志及绅士。”谁知“绅士中之不以为然者,得帖后函达某道,转禀李抚,请其封禁。谓初闻有人倡女学堂,此何等事,未必真公然举行,乃咋竟敢送帖来请,胆妄己极”。而且还批评了其中几个为“女学”出头的,“汪举人胆敢纵容其妻刘佩珍为女学堂教习,而曹姓之妻附和之,大伤风化。”动静越闹越大,但是最终女学堂还是可以兴办,只是要遵守三条规定:“一,更换女学堂名目;二,不得演说;三,不许学生住堂”。可见,兴女学的阻力有多大。

尽管新兴资产阶级一直强调:兴女学是能拯救民族危机的有效法宝。但是,保守派却将其斥之为“祸国殃民”、“秩序大乱”的开端。主要还是保守派还秉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认为“教士东来,不应以闺阁中人列诸经筵之侧”(《益闻录》)。

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女子教育最终在1907年写入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