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桩晚清“冤案”引出的家族文献
家族文献，是记载一个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史籍，是中国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历史文献。保护、研究与发展家族文献，对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百余年来一系列的社会大动荡，使这具有平民特色的历史文献惨遭破坏，不少珍贵的谱籍在浩劫中濒临灭绝，对我们研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造成极大的困难。如在近代历史名人中，因缺少家族文献的佐证，就流传着晚清头品重臣、我的高祖觐堂公（讳薛焕）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的生平，让人难分孰真孰假。
一个是传说中的觐堂公：他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时，因贪恋美色，用中国海防图《梅花桩》向侵略者换取外国美女金氏，洋兵借此打进中国。事发后他被皇上砍了头。因无头，目前在赵场古木湾的焕公墓中，是一具装上金头的尸身。
一个是史料中的觐堂公：他在风雨飘摇、饿殍遍地的晚清率先在中国实施洋务，因不为时人理解，饱受误会与辱骂，在官场大起大落。但为了“奠安国家”，他坚定地“负天下之重而任其谤”（《清朝碑传全集》3册，薛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清朝第一任专职洋务大臣。
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早在我记事时，就听到觐堂公是卖国贼的传说。在那个是非混淆的时代，贪美色被砍头的卖国贼后人不但引以为耻，更是不敢出面辩白，也无力辩白。
但到底是自己先祖，我开始悄悄关注有关觐堂公的文字，并查找蜀南薛氏家谱，以图从家谱中找到相关信息。
但多次赴宜宾赵场古木湾老家，拜访了不少薛姓人家，皆说不清楚觐堂公家事。询及家谱，都说担心受“卖国贼”牵连，早就烧了。而觐堂公居住的薛家大院，连同薛氏宗祠及相关家族文献，也在1938年的一场大火中烧为灰烬。除了两座刻有“圣旨”二字的节孝大石坊与毁掉墓碑的觐堂公坟茔外，再找不到其它遗存。
幸好，那两座矗立在水田边的节孝大石坊，留下了觐堂公不是被砍了头的卖国贼的证据：一座是觐堂公生前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改题、觐堂公伯母赵太夫人的节孝坊，一座是赵场薛氏家族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觐堂公弟媳薛郭氏建的节孝坊。上面不但各镌刻有“圣旨”二字，还有因觐堂公而得到皇上封赠的先祖们的名字、家族世系人名与任职，及清道光朝到光绪朝从清廷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们为其歌功颂德之联。如薛母赵太夫人坊南面主联是内阁学士、四川提学使赵杰题“纶缚新恩光荣阡表孝慈旧德泽焕史编”，边联是恭亲王奕的老师卓秉恬题“逮事重堂淑德皆堪式训能成独子苦心愈足褒嘉”。又如，薛郭氏坊上，是四川督学使者吴树棻与叙州府知府长白文焕等题联。
觐堂公若是被砍了头的卖国贼，在他去世后，皇上怎么没褫夺对其先祖的封赠？怎么还会有众多著名的政要为其亲人题联？
这些史料增强了我还原历史真相的信心。我开始致力查找有关“梅花桩事件”的史料。但除了传说，我实在找不出与“梅花桩事件”的丁点相关文字。相反，我在《大清历朝实录》中找到觐堂公是致仕后病死原籍并得到优恤的文字。
进一步，我在《筹办夷务始末》《清碑传》及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图书文献处的《薛焕传包》等有关史料中，找到觐堂公的墓志铭、行状、各类奏章及相关谕旨、照会，始知，觐堂公于1844年中举后，由江苏金山县令起，官至头品顶戴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他在江苏任上顶住清廷闭关自守压力推行洋务时，因太超前，不为时人理解饱受打击。他在参劾权臣吸食鸦片却反被清廷以“讦人阴私”罪降五级处分期间，仍据理力争，让前钦差已签署的《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废弃，避免了中国领土澳门被葡萄牙“合法”侵占。
觐堂公致仕后，又在四川解除八股文禁忌，创办了在传统儒学中加入西学的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并首任山长。
清廷御制碑文给予了觐堂公很高的评价。对他秉公办事方面为：“不为苛细，尤严邪正公私之辩……”对他锐意改革方面为：“公为政持大体，高瞻旷览，归画远利……”对他用人方面为：“即有造请，必视其立身植行，可择而取……”对他总的评价则：“延庆一身，光明俊伟。终其所怀，已溺已饥……”这里的“已溺已饥”，乃指先祖关怀百姓疾苦，以消除为己任之意。
墓志铭往往有隐恶扬善成分，用以服人尚不足。鉴于有关觐堂公“贪庸误国”、“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的流言，我专门查阅正反各方面的史料，但实在找不到相关文字。因权力斗争，御史蔡寿其、杨荣绪，通政使王拯等曾参劾过他，清廷也曾派大学士桂良，及一直打压他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他“贪庸”各款，但最后反因桂良奏章“（薛焕）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以及同治帝谕“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而此次王拯折内，亦未能指实款迹……”证明了觐堂公的清白与能力（《清史列传·卷五十三·大臣画一传档后编·薛焕》中华书局，1929年）。
与此相反，史料中对觐堂公锐意改革，与守旧派及侵略者斗争的文字却不少。如在1857年任上海道时，发现美国犹太浪人号船装满劳工准备贩运到古巴作苦力，焕公就毫不犹豫地扣其出港证照，同时照会美国领事馆：“诱骗本国民人离其国土，乃非法行为……”（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对外经济贸易志·第六卷劳务输出·第一章第一节：出洋华工》）
又如清廷請英国人李泰国代购西洋舰，发现受骗不予接受。李泰国以成约在先坚持其议。为此，焕公前去与英使额尔金交涉，以“进退之权在我”据理力争，使额尔金屈服并驱李泰国回国（《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明文书局，1985年）。
先驱者往往不为时容。觐堂公为洋务，一生遭受误会与委屈，但他坚持追求中国复兴之道。正如他面临那些守旧者诟骂时，豪迈地对中国第一任驻英使节郭嵩焘说的：“吾两人以洋务为诟天下，其庶几奠安国家，一滞斯言乎？”（《清朝碑传全集》3册，薛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觐堂公逝世后，清国史馆为他所立传记，本足以否定那荒唐的《梅花桩》传说。而好友祁青贵更是在时任上海道的吴煦档案中，查到了觐堂公在与英法美上海谈判结束，钦差们已经同意额尔金舰队入江后，他还在以条约尚未生效下令：夷轮如果不遵劝阻入江，镇江守军即予炮击的指令，因此得出与《梅花桩》传说截然相反的意见。
为还原历史真相，我开始写觐堂公传记《洋务先驱薛焕》。
但写到《梅花桩》传说中的“红颜祸水”金夫人时，我写不下去了——历史上“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事例实在不少，史料虽已证明觐堂公不是卖国贼，但金夫人是否侵略者送给觐堂公的“洋妞”，是否使觐堂公干过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我却无半点依据来证明她的清白。金夫人是觐堂公传记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我必须查明金夫人的真相，才能完成觐堂公传记。
为不让觐堂公传记残缺，我唯有放下笔，在浩瀚的史料中再找有关金夫人信息。但我查遍相关的正史、野史、清人笔记、书信，却仍无半点与金夫人相关的文字。
我转为寻找有关觐堂公的家族文献——因为家谱中，一般都附有族中优秀人物的小传。若家族文献中都找不到金夫人的资料，那传说中的金夫人就有可能是子虚乌有了。
成都薛立钊宗长得知后，送来了《河东薛氏联宗谱》，觐堂公原籍的兴文县薛信良宗长送来了《兴文水车坝薛氏族谱》，连襟赵正华送来了觐堂公原配夫人赵氏家族的《宜宾赵氏族谱》。
根据这些家族文献，我得到三个非常珍贵的信息：
一是根据这些文献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从薛氏产生及如何繁衍到自己这支的脉络，并根据这些文献整理出了宜宾赵场薛氏世系图与蜀南薛氏世系主脉表，借此厘清了我从哪里来的个人谜题。
二是根据这些文献我看到家族（包括宜宾赵氏）对觐堂公是引以为荣，而非引以为耻的态度。
三是在《兴文水车坝薛氏族谱》中看到了金夫人在觐堂公抗敌时散财激励将士的一条信息。这信息虽寥寥几字，却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这族谱没注明信息出处，更没注明金夫人是哪国人。仅凭寥寥数字，若用以否定“梅花桩事件”中关于金夫人的传说，未免太轻率。不过，信息虽少，我却信心倍增，凭着这“寥寥数字”，在网络上不断搜寻，并广托亲友在史籍中寻找。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网络上查到一本《薛母金太夫人传记》书名，作者是薛华培。
薛华培是焕公第三子，是我的曾叔祖。为生母写传，内容定是丰富。为此，我遍请亲朋好友帮忙查找这书。两年来，凡先祖生活过的地方档案馆、图书馆都去查找，却渺无音讯。我也曾在网络上反复呼吁热心人帮忙，仍一无所获。
正当我万分失望时，祁青贵文兄经检索中外图书馆藏，得知此书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并设法获得该馆管理员Ma Xiao-He先生联系方式。
经焕公第五世外孙、李鸿章家族第五世孙李泳表弟出面联系，一月后，一本《薛母金太夫人传记》影印件寄来了。其内容在希望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
这是华培公于1899年按金太夫人的墓碑图、行述、墓志、祭文（附挽诗）、挽联（附各亲友惠赐的挽联）分类整理的一套生母資料手稿，而非出版物。其书法灵动流逸，几可乱真王右军《兰亭集序》。全书共144页，书名是燕京图书馆加的。真想不到，这全世界唯一珍本，竟会在异国图书馆保存完好。
为金太夫人写墓志的，是晚清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原两广总督李瀚章。虽短短一千余字，却详尽记录了金夫人辅佐焕公一生的重要事迹。
原来，金太夫人不但不是传说中侵略者安排的红颜祸水，相反，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中国传统女性：浙江平湖县人，17岁嫁给觐堂公为继室，继故原配赵太夫人持家40年，“生而有柔嘉淑慎之德……恭俭慈惠，而动不过礼，生平无疾言遽色….驭下犹宽，皆爱戴，愿为尽力……躬勤劬以主内，致门以内肃然秩然。”在觐堂公面对数十倍强敌进攻，慷慨登上城头，发誓与上海共存亡时，金太夫人为激励士气，散财犒军，并抱着刚4岁的女儿坐在府邸井畔七昼夜，发誓说，只要城破，就跳井以殉。“当时论者谓公保障东南之勋不在张睢阳下，而太夫人与有劳焉，挽车截髢之贤不足喻也！”在教子方面，在华培公入仕之日谆谆教导说：“仕途清苦，励节为准，往往不求贪而贪至，汝其勉之，勿丧吾家清德。”并时时监督其行。就是去世，也是在关键之时救了儿子一条命：原来，华培公作为光绪帝变法的17名骨干之一，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前夕，恰因金太夫人去世，因奔丧侥幸躲过屠刀，没让“戊戌六君子”再加上一位。
这些家族文献让我看到，觐堂公一生并不富裕：三个儿子，次子华坤公先于先祖在河南候补道任上殁，长子华垣公在先祖去世后数月病逝。三子华培公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上海竭尽全力筹资，方能扶金太夫人灵柩回宜宾安葬。觐堂公所留，唯“吾家清德”，及与江南名士们交流的书画。“梅花桩传说”纯属子虚乌有，其尸身上的金头更是无稽之谈。
根据这珍贵的家族文献，我更加坚定了否定“梅花桩传说”的信心，很快完成了《洋务先驱薛焕》写作，并于去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经过这次对《梅花桩》传说的历史真相探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讲述或记录历史事件时，国易为“政治”左右，家易为“尊者”左右，百姓易为“传言”所左右。后人若非认真对照分析，很难看清事件的真面目。但我们若将家族文献与各种史籍互为补充、印证与修正，国与家“和谐统一”后，我们在研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时，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保护、传承、发展、研究家族文献，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历史重任。
作者： 薛元敬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