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化史背后，刘邦真的是一个流氓吗？
在秦朝末年的战乱中，刘邦击败诸多强敌，一统天下，当上皇帝，开创汉朝盛世。历史上的他，究竟是雄杰，还是一个流氓？
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一个流氓。
一个流氓居然能在秦朝末年的战乱中，击败诸多强敌，一统天下，当上皇帝，创立一个延续两百余年的的强盛王朝，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那么，刘邦就是被抹黑了？
抹黑简史
史上抹黑刘邦第一人，不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而是三国时期的阮籍。这位阮先生曾在某一天考察了当年刘邦与项羽对战过的古战场，然后发表了一番个人意见：“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大意为秦朝末年，天下没有出现真英雄，所以刘邦这样的家伙才得以成功。
看来他不仅瞧不起刘邦，还连带鄙视了项羽等秦末群雄，觉得这都是一群“矮子”，刘邦是从这群“矮子”里面拔出来的将军。
阮籍之后，元朝一位坊间艺术人士睢景臣，堪称刘邦抹黑史上一位里程碑般的人物，他写了一部名为《哨遍·高祖还乡》的元曲，将刘邦当上皇帝后回到故乡的所作所为描述了一番，当然，全是丑行，同时还借由曲中百姓之口，将刘邦微末之时的诸多劣迹，一一道出，比如偷乡邻东西、赖账不还、诈骗勒索……
睢景臣之后，比较有名的抹黑者当属民国时期的李宗吾，“厚黑学”的发明者，在其看来，刘邦此人可谓是脸皮够厚、心性够黑的“天纵之才”，而且还得了张良的几分功力：
“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历，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圮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圮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再之后比较有名的接力者，当推活跃于上世纪中后期的柏杨先生，只不过他的抹黑，要“软”得多，因为他同时也在肯定刘邦的过人之处：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然后就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信息泛滥、假货甚多的年代，抹黑刘邦之事，依然在继续，只不过抹黑的技术越发低下，相比于这一行的几位前辈，在水平上是大大不如了。
比如某位知名学者认为，刘邦是一个流氓，项羽则是一个贵族，因此项羽敌不过刘邦，因为贵族的手段对流氓无效，这位学者还为刘邦高喊：我是流氓我怕谁。
又有一位知名学者，对此说甚为赞同，与其遥相呼应，称：“史书上说，早年的刘邦好吃懒做，没啥本事，又不肯苦干，坐吃山空，是一个穷光蛋。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他还故作惊奇道，“在当年，能文能武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无赖的刘邦最终成就了帝业？”
大圣之帝
后世对于刘邦之认识，最原始的材料，来自于司马迁所著《史记》。所以，在刘邦是不是流氓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司马迁。
司马迁是怎么说的呢？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这是《高祖本纪》，也就是刘邦传记中的司马迁之评语，其大意是从夏朝、商朝到周朝，其治天下之法的变化，都有吸取前朝教训，更正前朝错误的一面。但到了秦朝，其治天下之法，不仅未能纠正前朝之失，反而增添了许多更加错误的成分。汉朝建立后，在改正前朝错误这件事上，做得就很不错，可谓是符合天道。
这段评语看上去，并未直接评价刘邦其人如何，但从对于汉朝建立后治天下之法的肯定意见一一“得天统矣”来看，司马迁无疑也就是在肯定这个王朝的建立者，也就是刘邦。
再来看看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所言：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对起于乡野之间的刘邦，推翻秦朝统治，创立汉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称刘邦为“大圣”一一各方面都极为杰出的伟大帝王。
那为什么后来那些人要骂刘邦为流氓？
大约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刘邦发迹前，“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一一不参加生产劳动。刘邦出生于农户之家，又是男丁，按理说当早早下地干活，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后来他当上皇帝，也曾拿此事和父亲开玩笑：“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一一以前父亲总埋怨我不种地干活，养家糊口，比不得大哥，现在我当皇帝了，父亲觉得是大哥的家产多，还是我的家产多？
第二，刘邦有好酒和好色的一面，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好酒及色”，这方面的事例可不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第三，刘邦不尊重知识分子，他不仅经常辱骂儒生，还有向儒生帽子里撒尿的行为。
第四，刘邦不讲亲情，他曾为了逃命，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下车，父亲被项羽俘虏后，面临被人家煮了吃的危险，他还在大言：“分我一杯羹！”
第五，刘邦大杀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等等，后来都被他杀了。
第六，刘邦没有文化，是文盲，有反智倾向。
先来看第一点。
不参加生产劳动，这种人在当时被称为“无赖”，刘邦被戴上流氓的帽子，这个“无赖”可谓头号功臣。
无赖与流氓，在今天是近义词，但在两千多年前，两者区别还是比较大。当时“无赖”，主要是指不干活，不能给家里带来收入，成为家庭经济支柱。今天的“无赖”，则是蛮横无理的地痞流氓之意。
显然，刘邦距离地痞流氓的“境界”还差得远。
第二点，好酒好色，这是毛病，但不是大毛病，何况刘邦在关键时刻，总能以高度的自制力，压抑住这个毛病，不至于耽误了正事。如他进入秦国都城咸阳后，面对各种诱惑，就能管住自己的手脚，同时也管住自己手下那支军队，并未沉迷于酒色之中。
第三点，不尊重知识分子，这是表面现象，他不尊重的是那种只会空谈的“腐儒”，对于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则是极为推崇信赖，这一点，从他麾下人才济济就能看出来。陆贾、叔孙通等著名的儒生纷纷投入其麾下，并得到刘邦信赖与重用，也很能说明问题。
第四点，不讲亲情。刘邦推孩子下车，与“分我一杯羹”，这两件事，看上去是畜生所为，但实际上则是情非得已，理性使然。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领导人物经常要面临个人亲情与集团大局之取舍，他们往往会选择牺牲个人亲情，保全集团之大局。若刘邦选择讲个人之亲情，那么结局很可能就是他的丧命，以及这种丧命带来的集团毁灭，包括他的孩子与父亲，也不会幸存。尤其是在“分我一杯羹”中，刘邦知晓这是项羽的诡计，他反其道而行之，看似不顾父亲死活，实则是将不仁不义之罪名，弄到项羽头上，迫得他不敢加害其父，从而达到保全父亲性命的目的，是走了一招险棋。
第五点，大杀功臣，这条最经不起推敲，刘邦前后分封功臣35批，王侯总计有161位，其中“谋反被诛”者，有几位呢？
5位。
臧荼、韩信、陈豨、彭越、英布。
再加上两个被逼叛逃出境的一一卢绾与韩王信。
一共7位。
封了161位功臣，迫害了其中7位，占比不到5%。其中韩信、彭越、英布、臧荼4人，在楚汉相争之时，便已表现出明显的逆反苗头和割据倾向，是大汉王朝统一安定局面的潜在威胁，可谓不得不杀。陈豨、韩王信则是两个投机分子，又多有不法行径，罪有应得。唯独卢绾，其乃高祖发小，一直忠心耿耿，却因对于汉初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是可惜。
第六点，刘邦是文盲，且反智。这是看书不认真或者根本就不看书犯的错误，司马迁明明在《史记》中写了刘邦曾在幼年学习文化的事情，只不过没写在《高祖本纪》中，而是在《韩信卢绾列传》中。刘邦留给太子的遗训，其主要内容也是鞭策太子好学，并对自己早年不精于学问十分后悔，那表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只是不太高而已。至于他反智，更是胡说八道，他不仅不反智，还以善于驾驭他人，借其智谋为己所用而著称。
别有用心
司马迁没有说刘邦是流氓，他认为刘邦是“大圣”。
那么为何后来有如此多的人，要将刘邦往流氓这个角色上靠呢？
首要的原因，在于刘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王，他的形象与世俗价值标准中的“明君”相去太远，导致一些人很难接受。
礼贤下士、仁慈爱民、睿智深沉、严于律己……这些都是世俗价值标准中“明君”当具备的素质，符合这些素质的帝王，只有上古时代的黄帝、炎帝、尧、舜、禹，什么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都不够格。
刘邦更不够格，他在47岁之前，是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无名小卒，既无高贵出身，也无高深修养，是某些酸腐文人所鄙夷的山野村夫，这个山野村夫却当上了皇帝，统一了天下，这让那些挑剔的酸腐文人如何接受得了？于是便要骂他为流氓得势了。
更多的，则是别有用心。
如那位极尽丑化刘邦之能事的元朝艺术家睢景臣，他的本意，是要借骂汉高祖，来讽刺批判当权的元朝统治者。元朝实行两都制，每年九月至次年三月，皇帝和一班臣僚待在大都（今北京），每年四月到八月，则回元朝发家之地一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避暑。睢景臣是以骂刘邦回乡的方式，来暗讽元朝皇帝每年回上都之事。可惜的是，他所发明的巧妙暗语，需要高级别的政治智商才能理解，但偏偏其载体元曲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东西，普罗大众哪里知道他的意图，只知道他在大骂特骂刘邦了。
又如民国的李宗吾，他所发明的厚黑学，本身就是一种对国人“厚黑”的讽刺，其中所引刘邦等人的例子，也是他为了讽刺所需而故意歪解。不料他的厚黑学，却被许多国人当做了“厚黑真经”，刘邦等人也被当做了“厚黑大师”，实在令人无语。
远见卓识
凡事分阴阳，既然有抹黑者，自然也有崇拜者，有骂刘邦为流氓的人，也有推崇刘邦的人。
司马迁自不必说，在他之后，有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汉书》中，对刘邦推崇备至：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这段赞语大意是刘邦虽文化程度不高，却悟性过人，善于用人，虽在位时间不长，却做了许多长远的规划，对后世影响至深。
班固之后，东汉末年，有一位荀悦，乃曹魏名臣荀或之族兄，他在其所著史书中，将刘邦赞为“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的雄俊之才。
荀悦之后，有一位石勒，是从奴隶做到皇帝的传奇人物，他在西晋末年的乱局中，打下一片江山，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权，称雄于一时。此人目不识丁，却好学不倦，他学习的方式，是让一些知识分子给他读史书。他是政治军事斗争的参与者，也是胜利者，对于历史人物之评判，自有他的标准，在他看来，刘邦雄才伟略，无人能及，他如果遇到刘邦，那么只有俯首称臣，遇到刘秀的话，那还可以争一争天下，曹操、司马懿之流则是只能搞阴谋诡计，令人鄙夷：
“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
唐太宗李世民，一位重量级的帝王，他对刘邦也是极为推崇：
“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刘邦极善用人，显然李世民也是在借题发挥，以赞刘邦用人来暗扬自己的众望所归，并以刘邦为自己的标杆，进行参照。
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也是刘邦的“粉丝”，他为自己取汉名为刘亿，以示仰慕刘邦之意，又赐姓外戚“萧”姓，以示萧何辅佐刘邦之意。
北宋文豪苏轼与他的兄弟苏辙，都对刘邦有颇高的评价，苏轼称刘邦为仁德之明君，苏辙则认为：“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最最崇拜刘邦的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他统治时期，刘邦之地位，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其所选定的古代十七位帝王祭祀名单中，刘邦仅次于三皇五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排在了东汉光武帝刘秀、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之前。
朱元璋本人则喜读《汉书》，因为此书对刘邦赞扬甚多。他认为，刘邦是历代帝王中排第一号的人物：“惟汉高祖皇帝除赢平项，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爱屋及乌，朱元璋不仅推崇刘邦，还连带推崇刘邦的那些臣子，他将李善长比喻为自己的萧何，将刘伯温比喻自己的张良，将徐达比喻为韩信，当然韩信因为后来谋反的缘故，在比喻时比较含蓄，没有那么直接。
这个是萧何，那个是张良，那么朱元璋是什么呢？
是刘邦。
这便是朱元璋推崇刘邦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二人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是出自于社会底层，在天下大乱中，以艰苦征战成为群雄之中的王者，进而荡平四海，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作为“后辈”，朱元璋将自己向刘邦靠拢，太正常了，当时就有人看出其中端倪一一“太祖以汉高自期。”再考虑到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比刘邦还要差上许多，在涉猎历史范围不太大的情况下，刘邦更是成为了他主要的效仿对象，可谓是他的人生导师和政治楷模。
这种对刘邦的推崇和效仿，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许多大臣在参与政治事务时，经常要搬出刘邦时期的一些事例，来做为自己意见的支撑。如崇祯年间，一名为王象云的大臣，为了弹劾尸位素餐的首辅周延儒，就以当年萧何尽心尽力辅佐刘邦，搞好后勤为依据：“将谓钱谷非辅臣职耶？彼汉高帝经营天下，何以萧何运粮关中？”南明时期，权臣马士英一手遮天，学者张岱上书，将其指为比刘邦麾下拥兵自重的韩信、彭越还要恶劣之人一一“较之韩、彭，其坐视更恶。”
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国际友人对刘邦的评价：
“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此人名为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说得不错。
作者： 匡济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