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个银行家陈光甫
风投鼻祖吕不韦、红顶商人胡雪岩、汇通天下乔致庸、一代钱王王炽……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使得中国古代金融史鲜活生动、趣味横生，这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银行家陈光甫的发迹之路，同样耐人寻味。
苦出身的银行家
陈光甫生于1881年，江苏镇江人，在陈家八个子女中排行第四。小时候的陈光甫显得木讷，到七八岁方能说话。但就是这样，他居然在年轻时就学习英文，这对于一个晚慧、又生于那个封闭朝代的人来说是令人玩味的事情。期间的艰辛自不待言。多年后他回忆说：“鄙人年幼时，亦为学徒，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门之役，皆归鄙人任之。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饭时常不得饱，苟不与厨役联络，则枵腹之时，欲向厨役求一饭而不可得。”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捕捉到如下信息，大银行家早年亦是穷苦之人，天资平平，但能吃苦，并且有长远的眼光，后来在汉口邮政局的工作经历，使他认识到学习英文的重要。果然，1904年陈光甫得到岳父的帮助引荐，以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身份得以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这大大开拓了陈光甫这个来自清国的未知少年的眼界，之后他通过中国驻美大使的帮助，以官派身份进入圣路易商业学校学习，后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1909年，陈光甫回国，在江苏银行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期待创办属于自己的银行，因为在北洋军阀时代，军人主政，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他登场，银行必须与军阀结交，银行成了军阀的提款机，官办银行根本办不下去，动不动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最终，陈光甫离开了江苏银行，着手创办自己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在一百年前极不发达的中国开办银行谈何容易，首先是资金，出身寒微的陈光甫缺少资金，但他最大的资产就是他个人的声誉。他得到了著名买办庄得之的支持，还拉来了远亲盛宣怀家的存款，这个盛宣怀正是清末的邮传大臣，因将川汉铁路路权出卖给外国银行遭到成都五老七贤中的赵熙具章弹劾。说起来也是捉襟见肘，陈光甫开办银行的资本仅有65000元，员工只有7名，但有一个得力的搭档正是他在汉口邮政局时的老友杨敦甫。
这样一家迷你银行或小小银行的规模，颇使人看不上眼，连陈光甫本人也曾饱受怠慢。但陈光甫有自己的理念，这就是“服务社会”。那些大银行和钱庄因为资金雄厚就把眼睛盯在富商大贾身上，对一般平民百姓的小钱不屑一顾。陈光甫恰恰看中了平民，钱少但人数多，可以积小钱为大钱。陈光甫开办了一元即可开户的储蓄业务，甚至对那些未满一元的储户也发给储蓄盒，将一个两个铜元或一点银毫储积起来凑足一元到银行存起来。当时设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门面很小，陈光甫自己任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来还得为年轻员工开班授课。银行小就以优质的服务争取顾客，他们存款少但比大存户稳定，这种积少成多的方法，遭到大银行的耻笑，500元岂不要开500个存折？！但事实证明这一办法是实用的，1915年的存款仅为18800余元，到了1921年就达到170万元，1933年达到3330万元，且多为10年以上固定客户。陈光甫的认识是很先进的，他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仅凭信用就可以聚集社会不少资金。
陈光甫的成功还在于率先设立调查部，这又是一个智慧之举，其目的本来为了对顾客的信用和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确保放款资金的最佳流向和安全。银行的决策者依据这些信息资料确定对货物押款的伸缩，以及对每一个业户放款的数量的多寡等，这种信誉风险调查在今天已普遍应用，在当年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与此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还发展到农村，当时资金都集中在城市，而农村贷款利率奇高，农业建设资金匮乏。总之，陈光甫的策略是别人不为而为之，他脱离正统的英国专营商业金融的范围，而采取新颖的美国银行所谓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法，创办了一系列的附属企业：中国旅行社、宝丰保险公司、大业贸易公司及仓库、招待所、打包厂等。这是“择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置之”，这些附属企业不仅大大拓宽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影响，还增加了银行同社会各行各业的接触联系。
银行家玩转旅游业
说到陈光甫将业务拓展到旅游业，也是出于意外。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旅游业处于空白，旅游业务皆由外国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揽，还发行旅行支票“通天单”，可以在军阀割据地币制不统一的情况下通用。1923年夏天，已经是盛名之下的金融家陈光甫准备从香港到云南旅行考察，他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买票，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名女子只顾调笑，致静立一旁的陈光甫于不顾。陈愤然而去，改到别的银行购票。这件事触动了他，也引发了他创办中国人的旅行社的想法。他说干就干，在旅行途中收集了有关的资料带到船上阅读。当时去云南先要到上海，经过香港转往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前往，这种旅行让人十分辛苦。当时正好有全国教育会的会议在昆明举行，陈光甫便致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包办各省代表在上海之车船食宿，便利了参会人员。银行随即设立了旅行部，最初只是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的火车票，后又陆续开通长江航运及南北海运代办客票合同，再推广至其他铁路。1927年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了中国旅行社，至此，中国开始有了正式的大型旅游事业。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1930年12月，陈光甫北上旅行途经徐州车站时，看到三等车乘客风餐露宿，就决定设立招待所和食堂，并于当年聘赵君豪为主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旅游杂志《旅行》。商业奇才陈光甫不仅开办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还成为中国最早开办旅游事业之人。
由此看来，陈光甫的成功得益于他独到的眼光，也得力于他的行为，他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将银行职员和银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大我小我化为一体”，行兴我兴，行败我败。到了1937年，他的银行存款总额已近2亿元，机构超过百家，通汇地点已遍布国内外重要都市商埠，员工达到2775人。这与当年草创时那个只有7名员工的中国最小银行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面对这么多的员工，陈光甫知道人才的重要，“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他不仅办实习学校，又办传习所和训练班，1923年，陈光甫又将私人藏书移存行内，设立了图书馆，供职工们阅读，1927年又创办了银行行刊《海光》等。
陈光甫可谓最早创立企业文化的银行家，他还吸收员工入股，变员工为股东，制定职工特别储金制度，这样不仅促进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也使那些具有杰出才能的高级职员无法中途辞职，杜绝了竞争者抢挖人才的漏洞。
一生远离政治权力
陈光甫被人称之为上海滩上的“滑头”，为了避免出头，陈光甫不肯明确加入官方任职，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虽然多次成为不同政治势力角力争取的对象，但在政商关系复杂的民国，陈光甫总是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得以保全。
陈光甫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于权力若即若离，周游在政治圈的内外。他一方面积极为蒋介石筹措军饷，但蒋介石几次三番请他做官，他并不愿意全身投入，外界传言他要担任财经部长等职务，但他只以顾问身份出现，绝不离开银行本业，甚至在好友张公权在法币崩溃中接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时，他也评价说“跳入火坑”。1948年李宗仁亲自上门邀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他当面加以拒绝。
1935年南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推行币制改革，建立法币与英镑集团的通兑关系。此举引起美国政府的怀疑和抵制，下令禁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中国币制发生动摇。陈光甫在美国金融界有声望，财政部长孔祥熙派陈光甫赴美谈判。陈光甫与美国财长摩根韬谈判，经过沟通最终达成谅解，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银价按照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一举稳定了国内金融。同样的事情在1938年再次发生，这时正值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急需贷款购买军火，陈光甫受蒋介石的派遣再度赴美与摩根韬谈判。当时战事正紧，中国孤立无援，美国的注意力尚在欧洲，陈光甫作为金融家经过分析认为，只有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才能谈判成功，又对国内各种产品进行梳理认定用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美国的急需军用物资，最终用桐油做抵押促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40年又谈成了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这就是陈光甫作为一个商人的个人信誉，后来不到两年中国方面就提前还清了桐油贷款的本息，为此陈光甫在美国和国内分别设立公司，以确保协议的执行。他的能力甚至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赞赏，答应陈光甫到美国来随时可以接见他。
作者： 王跃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