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股票见证一个王朝的覆灭
两张薄薄的“股票”，背后却隐藏着当年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段壮烈往事。
笔者收藏有两张清末“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其中“伍股票”为蓝色边框，长44厘米，宽26.5厘米；“壹股票”为绿色边框，长26.5厘米，宽22厘米；最上端龙云纹中有繁体“商办”二字，二字下面是飘带图案，上印“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字样。四角皆有一个“伍”和“壹”字。“壹股票”的编号为毛笔所填“第壹百拾玖号”；编号下面是套红印“大股”二字；票面正中间，竖排分别是“伍股票”、“壹股票”；票面的右边“股东汤敦厚系四川省涪州”；票面左边印“总理，驻四川胡峻，驻京乔树楠，驻宜费道纯”，三总理名下有一枚朱色篆文印章，较为模糊，经辨认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总理印信”；票面左上角印“本公司蒙督部奏准商办，先集股本银叁千伍百万两。股票分大小两宗，大票计伍拾万股，每股库平银伍两，小票计贰百万股，每股库平银伍两。息单附给。”左边印“光绪年月日给”；“壹股票”另加改为朱印“宣统元年二月三十日给”。说明虽然朝代更新了，但任然使用光绪的票面，只是在上面加盖“宣统”二字。
两张股票背面图案一致，皆印有一列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火车头，上面交叉两面龙旗（当时的国旗）。“壹股票”左上角朱印“第四次股东会验訖”，说明这张股票的持股人，参加了第四次股东大会。
火车图下面有两段文字，分别是中文和英文，内容一样，中文为“此股单照定章不得转售或抵押与非中国人，如不遵章此单即作废纸。”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张股票上印的三个人名，第一个是驻川总理胡峻，第二个是驻京总理乔树楠；第三个是驻宜总理费道纯。一个公司，为什么会有三个总理？原来四川总督锡良调往云南工作，修铁路之事就交邮传部负责，邮传部奏请川汉铁路公司按照粤汉铁路公司设立三总理制度，分设驻川、驻京、驻宜总理，朝廷准奏，即在成都、宜昌、北京各设了一个总理。
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位驻川总理胡峻，胡先生同治八年（1869年）生于成都（华阳），字雨岚，号贞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光绪癸卯（1903年）任四川省高等学堂监督（校长），赴日本考察学务；光绪甲辰年（1904年）胡峻任川汉铁路公司总办，赴美考察铁路建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由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朝廷，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举胡峻为公司副总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元月，清廷发表胡峻为驻四川总理，担起四川全省铁路建设的总责。
胡峻身体一直不好，早年患有咳血病，他以赢弱之驱，担起全省铁路之责，实在是辛苦。加之凡大小事其必亲力亲为，日夜操劳，多方奔走，不幸于宣统元年（1909年）2月21日撒手归西，年仅40岁。临终遗言，只有四句：“室有藏书，可遗子弟；家无积财，不负川人。”
第二位为驻京总理乔树楠，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不过，说起他的孙儿乔大壮，知道的人就多了。乔大壮名曾劬，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篆刻家、爱国词人，被誉为“一代词坛飞将”，惜于1948年在台湾自杀。乔树楠也是成都人（华阳县），字茂萱。少有神童之目，读书过目不忘。光绪癸酉年（1873年），选为拔贡，进京廷试，实授七品刑部主事；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中举，1898年任刑部员外郎。话说当年乔树楠在京任职，与川籍京官如高树高楠兄弟、赵尧生、宋育仁、杨锐、刘光第等交往甚密。他们常在一起饮酒聚会，赋诗唱合。高家、乔家还是儿女亲家，高树九弟高楷之孙女涞儿嫁与大壮为妻。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罹难，乔树楠不避祸事，亲自为刘光第、杨锐收尸，名动京师。故有史书称赞他“杨刘罹难，茂萱不避祸事，哭敛之，时论甚高”。清末任学部左丞，深孚众望。
第三位驻宜昌总理费道纯，为四川省保宁府阆中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与高氏兄弟一道参加了己丑科殿试，高氏兄弟同榜进士，费氏仅得第三甲32名，但文采飞扬，才华横溢，新都桂湖桂花亭今天还有他的楹联：“桂棹荷衣齐入赋，湖光山色好为诗。”
当年费道纯丁忧在家，丧假未完，接到任命，立即起程赴宜昌就任驻宜总理。时逢川汉铁路宜昌至秭归路段最后勘定线路，费道纯和勘测队员一起出山川，进河谷，餐风宿露。盛夏酷暑，秋天燥热，忽热忽冷的天气，将费道纯击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费道纯勘测兴山路段时在一山谷染病暴卒，以身殉职。
费道纯殉职后，邮传部奉旨任命王秉恩接任宜昌总理，不久王秉恩辞职，只得由驻京总理乔树楞兼任代宜昌总理，坐镇北京指挥宜昌。
1907年，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改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由资产阶级立宪派掌权。修建川汉铁路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用“租股”的办法来筹集，因此全川7000万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
世事难料，朝廷政策突变，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清朝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更可恶的是，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为什么四川的保路运动尤其激烈，因为强收川汉铁路为“国有”，涉及到7000万川人股权与利益。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股民们一致认为，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是野蛮夺取四川人民的财富，湘、鄂各省既已力争，四川不能拱手退让。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不久，四川各地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反对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勾结，把铁路建筑等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
这个组织很快引起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注意，为了把保路同志会负责人一网打尽，赵尔丰设下一计。9月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赵尔丰派人到会场，说是邮传部发来对川汉铁路有关问题的回电，需要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到总督府去当面磋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听说邮传部有了回电，简单商议了一下，最后决定终止会议，由几个负责人前去总督府。
结果，蒲殿俊、罗纶等人刚进总督府就被逮捕。消息传出后，人们涌到总督府门前，要求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等人。一时间，成千上万的请愿民众，每人左手抱一个黄纸写的德宗皇帝（光绪）的牌位，右手拿一根香，高喊“释放被捕者”、“铁路民办”的口号，潮水般涌向总督府。赵尔丰绰号“赵屠夫”，以其在川边藏区杀人如麻而得名，小孩子夜里哭闹，只要说“赵屠夫来了！”，都会吓得不敢出声。他在总督府楼上，见到外面人山人海，凶残的本性一下子就被激活了，他命令机枪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扫射，当场就有30多人倒在血泊中。
血案发生之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关闭所有城门，控制所有的邮政和电报系统，封锁“成都血案”的消息，城楼上加派重兵把守，任何人不得出城，妄图阻止民众的反抗斗争。同志会其他人员连夜制作几百张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21字，并在木板上涂桐油，以防字被水浸湿而模糊。趁鸡还未叫时，将几百块木牌秘密投入锦江中。“水电报”沿江而下。各地接到“水电报”的消息后，便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
“水电报”漂至叙府后，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仅宜宾县就有数万人响应，并有一部分向成都进军。围困成都的同志军声势浩大，短短几天之内，各地同志军成千上万人兵临城下。
四川各界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发动下，掀起全省的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武装斗争。同时广东、湖南、湖北各界也群起响应，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华侨也宣称“粤路国有，誓死不从”。
全国数十万人参加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清廷派湖北新军前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志军、革命军联合趁机起义，一举推翻大清王朝，结束了千年帝制。
作者： 彭雄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