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世纪，中国成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划时代的革命性发明，它让人类货币上升为铸币的符号与代表信用的纸币。与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纸币相比，交子早了六百多年。也就是说，当中国已经讲入明朝，西方才出现与中国宋代四川交子性质相似的纸币。
扬一益二，商业繁华
中华疆土自秦岭以南，三峡以西之西南地区，为山岳地带，山峻谷深；以成都盆地为唯一广大平原，加之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故成都在地理位置上为中国西南部纵横数千里之天然的交通、经济中心，亦为见史以来，中国西南部最重要且恒久之政治军事中心。
鬼斧神工，天设地造。高空俯瞰，巨扇形状的成都平原，总束扇柄为都江堰，西边的扇沿为龙门山脉，东边的扇沿为龙泉山脉。丰腴的成都平原，舒畅于两大山系的中间，恰似一张翡翠晶莹的海棠阔叶。
西蜀成都是天下的肚脐，时称锦官城。丰腴、性感，被常年的盆地雾纱包裹得恰到妙处，恰到妙处地遮掩，恰到妙处地炫耀。
宅兹中国，宅兹成都。蜀锦、蜀酒、蜀漆、蜀笺，为成都四桩大宗买卖。仅以蜀锦为例：锦，又称“织文”，亦称“织贝”，是一种五彩蚕丝提花织物。汉唐以来，在蜀郡成都生产的织物称为蜀锦，具有图案丰富、色彩艳丽、质地厚重、织造复杂的特质。
西汉扬雄《蜀都赋》日：“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渗缘庐中，发文扬彩，转代无穷。”三国时，蜀相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是指蜀锦不仅是蜀国和魏、吴两国进行商贸的重要商品，也是军费开支的主要来源。
西蜀四川在唐代就是全国的主要造纸中心。四川生产的黄、白麻纸，为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纸。元代费著的《笺纸谱》记述成都生产的楮纸，“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从唐末到五代，四川一直是全国的印刷中心。北宋平蜀，宋朝军队在占领成都后，在拉走的各种物资中书籍最多，这是因宋太祖命大臣孙逢吉专程到成都收罗后蜀图籍，以充实史馆之故。
成都的薛涛彩笺，风靡天下，几乎成为一个商业神话。前蜀宰相诗人兼词人韦庄有诗句说：“也知价重连城壁，一纸万金犹不惜。”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述：“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在农耕社会，一座城市繁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口。
唐代的成都城究竟有多少户人家？诗史杜甫于《水槛遣心二首》里对成都人家，在比较城区与所居草堂时记述：“城中十万户，此地二三家。”中唐女诗人薛涛也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向新任成都尹、领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的“上帅”诗时说：“手持云篆题新榜，十万人家春日长。”
杜甫与薛涛都一致明确了当时成都城市人口户数为“十万人家”，可为今天推测唐时成都人口作为依据。今天学者在《成都通史.大事记》记述：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成都人口达11.7万户，74万余口，仅次于国都长安，成为全国人口居第二位的城市。
从唐代至五代，由于成都一直处于战乱之外，为有名的“后花园”，因此一直都为天下富庶之地，维持着“扬一益二”的地位，甚至有时超过扬州的富裕。
在宋代城市商业普遍发展的背景下，成都仍旧是西南地区蜀锦、绢帛、麻布、茶叶、药材、纸张、书籍贸易的最大集散地。从唐至五代，再至宋，四川成都一直是西南最大的商业中心、手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
蜀地少铜，铁钱泛滥，引起民变
用铁钱还是用铜钱？这是一个问题，是困扰北宋立朝后西蜀四川的大问题。
问题矛盾之一，四川本来就缺铜矿。为解决此矛盾，在后蜀孟昶广政年间就开始铸铁钱，不过孟昶稳定铁钱币值的办法，是采用铜钱与银两双本位作为本金，甚至加以绢帛为保证，以确保铁钱的币值的稳定，并且所铸铁钱相当精工，相工艺与重量几乎与铜钱一样。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三）记述：“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铁工精好殆与铜钱等。”
问题矛盾之二，北宋朝占领成都后，不仅将蜀中的轻货与重货“日进”调出，成为宋朝统一的战略性物质，更是将蜀中的铜钱、金银装发运往汴京开封，致使蜀中铜钱更加竭乏。
问题矛盾之三，宋朝立国后，使用铜钱。“太祖初钱，文日‘宋通元宝’。”而在四川地区却限用铁钱，《宋史.食货》（卷一百八十）记述：“蜀平，听仍用铁钱。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也就是说，北宋朝各地均使用铜钱，而四川仍旧使用铁钱。
问题矛盾之四，商贾乘机以铜钱牟利，进一步导致铁钱贬值。当时铜钱与铁钱的官方汇兑率为“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问题矛盾之五，亦有地方官员竟混水摸鱼，用“月俸所得铜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
物价飞涨，铁钱泛滥，民不聊生，民怨日益鼎沸。如此众多的问题与矛盾集合搅杀在一起，最终激起了民变。北宋平蜀二十八年后，终于爆发了遍及川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交子萌芽的气候
“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这是宋代学者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钱币》里的定论。也就是说，成都交子是民间智慧的结晶。
在北宋太平兴国时期，四川已成为铁钱使用专区了。然而，铁钱材质沉重，而币值轻贱。据《宋朝事实》记述：“小铁钱每贯重六十斤”。淳化二年（991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记述：京官宗正少卿赵安易使蜀，亲眼所看“见铁钱，而物价踊贵，市罗一匹，为钱二万”，重达130斤。也就是说，当时在成都街市买卖交易，所携铁钱三五贯以上，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
可以设想一座有人口十万人家四五十万人口的大城，一座西南最大的农业中心、手工业中心、商贸中心，整天价地为沉重的铁钱所困扰，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如此沉重的问题？民间智慧的结晶“交子”便应运而生了。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有它的历史文化前因后果与内在外在条件的。成都交子的产生至少要具备三大条件：
其一、发达的商业经济，活跃的贸易，周转率高的金融流通；
其二、有商业信用的传统，及精通金融货币流通规则的专家；
其三、精良的纸张与精工的刊刻技术及难以仿造的印刷工艺。
这三个具体的条件因素，互为表里，必须具备。
“扬一益二”，发达的商贸城市，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金融流通的渠道，而成都盛产的楮树、先进的刊刻技术和印刷工艺，为其提供了技术的支持。
交子诞生的技术支持
交子所需楮纸的材质，起码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巨量产出，二是可持续生产。
《天工开物.造皮纸》：“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其皮更美。”
那么宋代成都平原楮树最集中产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文献上说楮纸主要产于广都，即今天的成都双流区，具体的位置应在双流的牧马山。
牧马山属于成都冲洪积扇状平原在南向和南西方向的三、四级基座阶地之一，高程一般为550-610米，经侵蚀、剥蚀，被切割为数条纵列的长达60公里、宽达25公里的垄岗平台，方圆二百里，从双流一直迤逦到新津。
牧马山属地双流。双流县原名广都县，建置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古蜀旧史传说成都是开明旧都，郫县为杜宇旧都，温江为柏灌与鱼凫旧都，而双流则曾是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旧都，广都瞿上是其所居地。
秦灭蜀，置广都。《隋书·地理志》记载“仁寿元年改县日双流”。而双流之得名，蜀文化专家一般认为极有可能取自晋人左思《蜀都赋》之“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一句。
从空中鸟瞰，牧马山台地，为成都平原上一座隆起的土阜，肥厚而丰饶。
牧马山的树，最常见的是楮树，俗称构树，为成都本地树种，多依靠鸟粪传播，遍山遍野地疯长。因为构树叶子上布满细细茸毛，山民习惯拿其树叶来洗碗擦锅。构树，桑科（Moraceae），属落叶乔木。树皮平滑呈暗灰色，为造纸原料，隋代已有大量生产。正是这种外形粗粝、豁皮裂干的构树，却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段辉煌的货币历史。构树楮纸最显赫的时光，就彰显于北宋时期的“交子”，是成都人让它成为了中国农耕社会商业资本流通加速器的轻薄型载体。
有了载体，刊刻雕印技术遂有了用武之地。
自唐以来，成都刊刻雕印技术一直领先于其它地区。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雕印及中和二年（882年）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是世界最古的印本历书，现存伦敦博物馆。中和二年历书虽为残本，却保留了“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和中和二年的纪年。它有力地证明，刀法娴熟的成都工匠，为在北宋初年刊刻制作交子的雕版提供了最可靠的技术保障。
成都的平面设计也是让世人惊艳的，早在商代就有了“太阳神鸟”的金帛刊刻。在彩色印刷上，风靡中国的是唐代的“薛涛笺”。这都为交子的印刷打下了基础。然而，交子的印刷工艺，还有一项关键技术“水纹”。所谓“水纹”，是指迎光看时显出帘纹以外发亮的线纹或图案。在唐宋时期四川就能生产一种叫“蠲纸”的高级皮料水纹纸，其中剑州（今四川剑阁）的“鱼子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砑花水纹纸。关于其制作，据北宋四川人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记述，是“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再用雕有纹理图案的模子，用强力向纸面上压，使“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纹>笺’”。
万事具备，在北宋初年，成都民间顺风顺水地设计印刷出了“私交子”。私交子用红、黑两种颜色印刷，以复杂的图案和秘密记号来达到防伪目的。客户向交子铺交纳现钱，交子铺将钱的数量用手工填写在纸券上发给客户，这种书写面额的交子，代替笨重的铁钱在市面上流通，极大地便利了商民们的交易。
交子的死与生
《宋史.食货》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唐飞钱。”这说明了交子产生的历史渊源。“飞钱”是产生于唐代的存款信用凭证票据，最早的交子就是借鉴了“飞钱”的做法。
最初的交子可能是这样的，外地来成都从事大宗贸易的商户，往往将大批沉重的铁钱存放于成都专门进行铜钱与铁钱交易的某个铺户，待需用时再去提现，而双方的手续凭证，便是“交子”，保管方则提取一定数量的保管费。因此历史专家推断最初存款性质的交子可能在北宋太平兴国时期就已经在成都产生了。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民间铜钱与铁钱日益减少，成都坊市上私交子开始在民间流行。此后，信用票据的交子又演化为纸币性质的交子。据推测，纸币性质的交子大约产生在995年左右。
由存款凭据的交子进化成为纸币性质的交子，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树立金融信用。为了获得更多的金融利润，吸引更多的存款人与扩大存款金额，成都十六家资金雄厚、商界信誉很高的富豪成立了成都交子联盟。这个类似现代民间储备银行的成都交子联盟，统一印制出了面额不等的世界第一张纸币一一成都交子。“印文用木屋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可以说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张具有防伪功能的纸币。
实际上，成都私交子在十六户富豪联盟运营前，有一个整顿民间散户交子铺的阶段，即私交子经历了“民之所自为”到“富民十六户主之”的过程。这些散户交子铺有挪用存款的行为，它们利用暂没取走的余款“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以致出现交子持有者不能兑换现钱的情况，“奸弊百出，狱讼乃多”，扰乱了金融秩序。于是成都官府对私交子进行整顿，才将成都交子的发行经营权利有条件地授予了十六户富豪。成都交子遂从民间地下私交子演变为官方认可的、公开交易的四川流通纸币。成都交子联盟，拥有交子兑换权利，后来又进行交子的发行，实际上变成了民间的储蓄银行。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的动力，也意味着堕落。资本的特性与富民的贪婪同样差一点就毁掉了成都交子。成都交子联盟的大亨们，在掌握与操纵成都交子金融市场后，由于缺失官府的有效监管，一方面将暂未领取兑换的存款挪作他用，另一方面超出只许经营铁钱存款的经营范围，做起了兼营发行交子纸币的业务。在没有足够的本金状况下，竟然擅自“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币”。显然，这种滥发交子的行为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混乱。持有交子的人无法兑换现钱，聚向交子铺户索钱，交子铺则“关闭门户不出”，双方闹得“聚众争斗”，官府只得出面干预，“差官拦约”，强制交子铺户归还现款。结果交子持有者最多每贯只得七八百文。
此时，作为大宋少有的懂得财政的金融专家，益州成都转运使（相当于地方财政厅长）薛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但是没有被北宋朝廷采用。交子铺户发行交子引起的混乱仍旧时有发生。
天禧四年（1020年），能臣寇碱任益州知府，发布禁令，一方面令交子铺户归还现款，另一方面“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其余外县，有交子户者，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并下令“今后民间，更不得似前日置交子铺”。至此，在政府行政高压之下，成都交子联盟瞬间就土崩瓦解，成都市坊的商民百姓又只得吭哧吭哧地背负着铁钱来到市场进行交易了。
成都交子被查禁了，成都市坊景象为“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这是《宋朝事实》（卷十五）的记录。
民间废除交子，在蜀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朝廷关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四月，寇碱调知邓州，前益州转运使薛田又入蜀为官。这次薛田是由知开封府调知益州，他的京官经历，积绾了许多人脉，深得朝野上下看重。鉴于废除交子所引起的民沸，薛田与益州转运使张若谷等人共同商讨关于存废交子的事宜，并制订出一系列有关交子的具体管理办法与措施，由薛田领衔上报宋廷，并获得支持。
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益州成都设置交子务，专门管理官方交子营运，民间不得假造交子。薛田的金融试验田获得成功，益州的交子务由于兼有管理金融与发行纸钞的功能而成为大宋官方的储蓄银行，薛田成为世界上主持发行国家法定纸币的第一人。
天圣三年（1025年），薛田代表宋廷第二次发行官交子，为保持币值稳定，又创造性地制定了分界、限额、准备金、新旧相因的官交子发行管理制度。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载：“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宋人称交子为“虚钱”，铜钱与铁钱为“实钱”，为了保证交子所代表的铸币面额能兑换同值的铸币，分界发行，确定两年为一界为交子的流通期与兑换期，就避免了发行机构拒绝或拖延兑现弊端，并且又防止了交子在长期流通中造成的票面磨损而引起的麻烦。至于每界准备的本钱“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是为了防止滥发交子引起的通货膨胀。“新旧相因”，是允许旧交子可换取新交子，从而减少了铁钱的兑换的支付量。
自此，成都交子按照这一系列规则开始运作，薛田被称为了“交子之父”。
椒子街还是交子街？
所有因素都是文化的因素，所有结果都是文化的结果。
一千年前交子的光荣，是成都人最长久的荣光之一。为了纪念交子的辉煌，成都有一条交子街。然而，是“交子街”，还是“椒子街”？这是一个问题。
据学者胡昭曦详细考证，成都的“交子街”属于“椒子街”的以讹传讹。“椒子街”街名出现，可能是嘉庆二十一年至光绪五年间的事。宣统二年（1910年）成都文化人傅崇矩撰写刊印的《成都通览》上，“东门外之街巷”条列有“椒子街”。又据今天《四川省成都市地名录》（第一分册）记载：此街72号大院内原有一株油楠树，其子名山胡椒，椒子街由此得名。
那么，成都人为什么要固执地将“椒子街”唤为“交子街”呢？或许这种解释最合理：这是成都人对于“交子”的一种集体记忆。
成都交子，世界第一张纸币，长久深植于成都人的意识之中。直到清末民初，从成都竹枝词中还可以读出成都人对纸币的欣然：“金融源涸闹钱荒，纸币纷纷尽出场。纵逊银圆交易好，暂通财政尚无妨。”[（近代）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
作者： 谢天开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