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兰”之名
国人自古就有“兰花情结”，从孔子的《猗兰操》、属原的《离骚》《九歌》开始，文人雅士就与兰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兰为题的诗、文、曲、画，不可胜数。自古至今，“兰”作为君子淡雅高洁之德的象征物，其文化内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有趣的是，扶兰草到兰花，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兰”都代表着君子之德。
“当为王者香”：从孔子到唐太宗
古人和兰花的故事，较早的一个是孔子作《猗兰操》。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结束了周游列国，返回鲁国。据东汉蔡邕的《琴操》记载，返鲁途中，孔子看到隐谷中的兰生长得非常茂盛，却与其他杂草混生在一处，联想到自己14年周游列国，却始终未得重用，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于是喟然叹道：“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于是鼓琴作《猗兰操》一首，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时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根据蔡邕的记载，《猗兰操》表达了孔子以兰喻己，感叹怀才不遇、老之将至的心境。不过，后人多认为孔子的境界应不止于此。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曾经仿照孔子的语气将《猗兰操》补足，表达君子在逆境中也要坚守的情操：“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韩愈在补文中不但赞美了兰的“扬扬其香”，还描述了兰的态度：“不采而佩，于兰何伤。”意思是别人不去采摘和佩戴香兰，对兰有什么伤害呢？这其实是古诗文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说君子有着美好的德行却不为当政者所用，这对于君子能有什么伤害呢？之后，韩愈还引入了另外一个意象“荠麦”来与兰“作伴”：荠麦在霜雪中仍然茂盛生长，那是因为荠麦本来就拥有这样的品格和操守，君子即使受到了伤害，其操守却是不会改变的。韩愈的理解，似乎更接近孔子的境界，因为孔子在其他场合多次说过，“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就如“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一样。由于孔子的倡导，后人多以兰比德于君子，不论身处顺境逆境，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品德。
赵孟坚《墨兰图》
春秋战国时期，另一个与兰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是屈原。屈原生活于战国时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因才具优长，年轻时曾得到怀王信任，被委以大任。后被小人谗害排挤，两次遭到流放。郁郁不得志的他，满怀忧愤，行吟泽畔，以兰为侣，以蕙为伴，寄草木以明志，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有人统计，在屈原的作品中，《离骚》一篇“言兰者十”，《九歌》中“兰”字出现了十一次，《九章》两次，《招魂》六次。同孔子一样，屈原也把“兰”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用秋兰等香草香花来修饰自己（意为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自我修为，使自己拥有许多内在美质，同时又兼具优秀才能。可以说，“兰情结”已经渗透到屈原的心灵深处。
孔子和屈原的推崇，初步奠定了兰在中国文化上的崇高地位。但那时人们赞美的兰，可能还是以野生兰为主。如果说有人工种植的话，大概也如屈原所为，“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其中的“畹”，有人说是十二亩，有人说是三十亩，也就是说，“九畹”少说也在百亩以上，即使真的是培植，方式也是很粗放的。
魏晋以后，兰开始种植于庭院。西晋文学家傅玄写有《秋兰篇》：“秋兰荫玉池，池水且芳香。芙蓉随风发，中有双鸳鸯。双鱼自涌濯，两鸟时回翔。君其历九秋，与妾同衣裳。”这一首乐府风格的爱情诗中，“秋兰”生长在“玉池”（可以理解为白石砌成的池塘）边上，与池水相互掩映，又与同在秋天开花的芙蓉相伴，池上一对鸳鸯来回飞翔，水中双鱼游动泛起粼粼波光，这显然是人工园林的景致，而非山野自然风物。到了东晋时期，隐士陶渊明的庭院之中也种上了兰，他的组诗《饮酒》第十七写道：“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长在“前庭”的幽兰，当不是野生的，而是陶渊明刻意栽培用来点缀庭园的。
到了唐代，植兰、赏兰之风更为盛行。其时，皇家苑囿、私家庭院、乡村园圃，处处可见兰的倩影，唐诗中众多的咏兰之作即是明证之一。
“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这一首《芳兰》，写了兰的“浅色”“浮光”，日光下参差错落的花影，清风里或浓或淡的芳香，颇为全面和细致，最后又沿袭了孔子以来以兰喻德的传统，希望折兰赠予君子，“佩里作芬芳”，格调颇高。“紫苑”“淑景”等华丽之辞，则透露出“皇家气象”——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开创者，诗品亦不凡。唐代其它的咏兰诗，或赞叹兰的绚丽多姿、品性高雅，如上官仪的《假作幽兰诗》：“日月虽不照，馨香要自丰。”或以兰自喻，感怀身世，如李白的《孤兰》：“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更有前面提到韩愈补孔子的《猗兰操》。可见，到了唐代，兰已经成为诗人们经常运用的意象之一。
菊科植物泽兰
兰科植物建兰
“清风摇翠环”：从“兰草”到“兰花”
从孔子到唐太宗，兰作为体现中国人精神的植物载体之一，不断地被丰满、强化。不过，直到唐太宗时，人们所说的“兰”，却很可能还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兰科兰属植物兰花，而是另外一种植物——菊科泽兰属兰草。
关于“兰草”与“兰花”的区别，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辨明，说：“近世所谓兰花，非古兰草也。兰有数种，兰草、泽兰生水旁，山兰即兰草之生山中者。兰花亦生山中，与山兰迥别。兰花生近处（指李时珍家乡蕲州一带）者，叶如麦门冬而春花（即春兰）；生福建者，叶如菅茅而秋花（即建兰）。”李时珍所说的“古兰草”，就是从孔子、屈原到陶渊明、唐太宗一直在吟咏的“兰”。这一类菊科泽兰属植物，在我国分布地域广泛，长于野外，也可人工培植。古兰草的香气芬芳清雅，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祛除恶气，令人神清气爽，所以古人想了各种方法把它们的芬芳“留存”在身边，可纫（串起来做花环）、可佩（佩戴身上）、可藉（装起来做枕头）、可膏（熬制成膏脂）、可浴（煮在热水里用来沐浴）、可焚（焚烧它用来熏香）……屈原《离骚》中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人与兰草的“互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兰草应用大全”。这些非常实际的“用途”，也证明彼时的兰与唐以后用于观赏的兰花是完全不同的。
有研究者认为，大约从唐朝末年开始，国人的审美趣向发生了改变，逐渐从喜欢“兰草”变成了喜欢“兰花”。根据是唐朝末年的两例诗文：唐彦谦的《咏兰》和杨夔的《植兰说》。
唐彦谦《咏兰》诗大约作于公元860—880年间，其中有一句：“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苍玉”，指的应该是淡绿色的或者白色偏绿的花朵，花瓣上滴了清凉的露水之后，有类似于苍绿色的玉的质感，这应该就是描写的兰科兰属植物兰花。兰花的花朵虽因品种不同而大小不一、还有多头和单头之分，但是每一朵花都是清雅而丰盈的，用“苍玉”来形容很是恰当。而菊科泽兰属兰草的花，一般都极小，每一朵小花比米粒大不了多少，很多朵小花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伞形的“花团”，有似于繁星点点，但和“苍玉”相差甚远。回过头来再看“翠环”，这其实是兰画中的一个专业名词。画兰花有最基础的三笔：第一笔起手向右画一条半圆形长状叶子，即“翠环”，然后再向同一个方向画一笔半圆形长状叶子与第一笔相交，其空白处构成“凤眼”形状，最后再从“凤眼”的左眼角处向上画一笔短而直的叶子与前两笔相交，俗称“破凤眼”，三笔形成一幅兰花的骨架。唐彦谦《咏兰》诗中的“翠环”，显然指的就是这种长条状能够弯成半环状的叶子（专业上叫“线形叶”），也就是兰科兰属兰花的叶子，而菊科兰草，叶子是卵圆形或者披针形（叶形前尖后宽，一般叶长是叶宽的四到五倍），没有“线形叶”那么长，弯不成“翠环”。
杨夔的《植兰说》，大约写于公元880—890年问，文中提到了自己种兰的一段经验：因为种的兰和香荃（一种香草）长得不好，所以就学着老园丁的法子给它施了很多肥料，没想到兰、荃和其它“杂莽”（杂草）不一样，肥上得重了，小苗很快枯萎，地下的根也紧接着烂掉。作者于是感慨说：“噫！贞哉兰荃欤？迟发舒守其元和，虽瘠而茂也。假杂壤乱其天真，虽沃而毙也。”虽然文中的“兰”、“荃”是用来比喻坚守高洁的君子，“杂莽”则是比喻贪图享乐的小人，但是作者这一条种兰经验，倒是和今人所知的兰花栽培常识完全相符：兰科兰属的兰花，是不喜欢大肥大水的。
从唐彦谦的《咏兰》、杨夔的《植兰说》这两篇诗文来看，从唐末开始，人们逐渐将对“兰草”的爱好转移到了“兰花”身上，种植和欣赏“兰花”的人越来越多。不过，这种审美趣向的转变，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大约到了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才逐渐完成。
专家认为，唐末的北方战乱不断，而江南地区则安然无恙，中原士人大批南迁，为早已在“江南文化圈”中享有盛誉的“兰花”，提供了一个“文化晋级”的好机会。
江南古为吴越之地，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种植兰花的记录，较早的一位“植兰”者，是著名的越王勾践（约前520-前465）。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众所周知：为了灭吴雪恨，勾践一面悄悄恢复国力，一面向吴王夫差献上美女西施，又经常进贡珍禽异兽、名贵花草，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稀有的“兰”，以麻痹夫差、消磨其斗志。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勾践终于灭掉了吴国，成为诸侯霸主，不夸张地说，他所培植的异种兰花，也有“灭吴之功”。
据说，绍兴城外的渚山，就是勾践专门为夫差“养兰”的地方，所以也叫兰渚山，兰渚山下的驿亭则名为兰亭。勾践灭吴后八百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于公元353年三月初三上巳节，召集当时名士42人聚会于兰亭，即著名的“兰亭雅集”，后世名士纷纷效仿。大约从那个时期开始，江南文人就已经认定此“兰”即传承孔子、屈原等高洁精神之“兰”。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战乱再次导致士人大批南迁，也促成了“兰草”与“兰花”的对接与相融。“五代，则兰花已名正言顺登上大雅之堂，以‘香祖’之尊为江南人所重。……常为江南人津津乐道的‘越王勾践种兰渚山’、王羲之等人于‘兰亭’的雅集，以及南北朝士人对‘兰’的褒赞，早就埋下了古今兰‘对接’相融的‘种子’。于是，当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于江南时，吴越之地盛产的兰花（主要是春兰），还能不因其古老‘种子’而大放光华，独领风骚么。”（吴厚炎《清香幽处共“兰”名一一古代佩兰与今日兰花“对接”探秘》）
“尚如逸士气昂藏”：宋代以降的兰文化
到了宋代，由于更注重生活细节和文化品位，宋人对于包括对兰在内的花卉的欣赏，也变得细致、风雅，正如扬之水所总结的：“唐代是万人空巷去看花，宋人大概更多的时候一面县买了花来插瓶，另一方面是自己栽花莳草。”宋诗中有关买花插花、移花栽花、赠花索花的句子数不胜数。如赵以夫《咏兰》：“一朵俄生几案光，尚如逸士气昂藏。”刘克庄《兰》：“孤高可挹供诗卷，素淡堪移入卧屏。莫笑门无佳子弟，数枝濯濯映阶庭。”这些诗中的兰，都是养在花器之中、供于案头的，彰显的是文人雅趣。
宋代史籍所载、画家所画的“兰”基本上都是兰花而不是兰草了。1233年，赵时庚写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兰花的专著《金漳兰谱》。该书由“叙兰容质”、“品第高下”、“天地爱养”、“坚性封植”、“灌溉得宜”五个部分组成，对紫兰（墨兰）和白兰（建兰）的30多个品种的形态特征进行介绍，并论及了兰花的品位。此外，宋代还有《王氏兰谱》《兰谱奥法》《种艺必用》《全芳备祖》等艺兰专著。
宋代画家赵孟坚（赵孟頫之兄）所画的《春兰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兰花名画，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不过比他年代稍晚的南宋遗民郑所南（思肖）画兰，则别有深意。入元之后，郑所南特意改名“思肖”，因为“肖”字为“赵宋”之“赵”繁体字的一部分。为表达古国之思，之后郑思肖所画兰花，均无根无土，并题诗云：“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三希堂画谱大观·兰谱浅说》评价：“（郑所南）独以画兰不见根，寓国土沦亡之感，而墨兰之法，一时称盛。”对后世影响极大。
明清两代，艺兰、写兰、画兰之风更盛。随着兰花品种的不断增加、栽培经验的日益丰富，兰花走进了千家万户，更多地付诸文人画家的笔端，并出现在瓷器、家具、服饰和建筑物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兰花的释名、品类和用途都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明清两代的艺兰专著或较多地述及兰花的书籍有：明代张应民的《罗篱斋兰谱》、高濂的《遵生八笺》；清代许羹梅的《兰蕙同心录》、袁世俊的《兰言述略》、杜文澜的《艺兰四说》、冒襄的《兰言》、朱克柔的《第一香笔记》、屠用宁的《兰蕙镜》、张光照的《兴兰谱略》、岳梁的《养兰说》、汪灏的《广群芳谱》、吴其溶的《植物名实图考》、欧金策的《岭海兰言》等等，可以说非常丰富，是今日爱兰人士的必读书目。
明清两代的画兰名家，数不胜数，如明代的文璧（徵明）、项元汴（子京）、周天球（公瑕）、徐渭（文长），清代的郑燮（板桥）、华喦（秋岳）、石涛（朱若极）、李方膺（虬仲）、罗聘（逐夫）、汪士慎（近人）……其中以“一世画兰，半世画竹”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最为著名。他的画作多将竹、兰、石结合，以显示自己“有节有香有骨”的狂狷之气。
民国以后，兰艺继续发展。1923年，浙江杭县人吴恩元以清代的《兰蕙同心录》为蓝本，出版了《兰蕙小史》，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兰的历史，并记载了当时的兰花品种和栽培方法。该书配有照片和插图，图文并茂，引人入胜。此外，还有1930年夏治彬所著的《种兰法》。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干、潘天寿等都以擅长画兰而著称，并各具风韵。
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中，也不乏兰花的爱好者。因“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幽禁的张学良将军养兰以自娱，并深深爱上了兰花。张将军有首平易真切的《咏兰诗》传世。诗曰：“芳名誉四海，落户到万家。叶立含正气，花研不浮花。常绿斗严寒，含笑度盛夏。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
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人文化意象中的“兰”，由上古时期的“兰草”转变为“兰花”，时至今日，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中国兰花，也就是“国兰”，已拥有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五大类（一说为七大类），共上千种园艺品种。虽然与“国兰”同科不同属的各种“洋兰”，如万代兰、文心兰、蝴蝶兰，以及石蒜科的君子兰、文殊兰等，花朵硕大、色彩绚丽，也更为常见，不过，能够偶遇一株国兰，享受它所带给你的古朴、清雅与宁静，当是红尘中一段难得的福气。
作者：苏生文 赵爽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