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英宗朝的“濮议之争”
仅仅在位四年的宋英宗，却经历了一场朝堂之上的“濮议之争”。在亲情与皇权之间，最终还是亲情败下阵来。
英宗是北宋的第五个皇帝，上承仁宗，下启神宗。他在位时间极短，不足四年就因病亡故。在这数年中，英宗并没有像他自己的儿子神宗皇帝那样，锐意革新，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举英宗一朝，最受世人瞩目，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的一桩事，当属“濮议之争”无疑。
“濮议之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纯属礼仪虚名之争。但在当时，却成为朝堂政争的中心、民间议论的焦点，上至皇太后、皇帝、宰执大臣，下到翰林学士、台谏官员，都被卷入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潮中。甚至连名满天下的欧阳修、司马光也加入其中，且两人各执一词，更是让后人对这一事件倍加关注。而欧阳修的政治生命也因这一事件而遽然中止，更是令后人为之扼腕叹息！
初见端倪
“濮议之争”的起因是宋仁宗在世时，妃嫔虽曾为他生过三个儿子，可惜都夭折了，直到晚年依然膝下无子。在中国古代，寻常男子没有儿子继承家业，都是一件颇令人烦恼的事情，更何况富有四海、承祖宗之托、继社稷之重的皇帝。万般无奈之下，仁宗皇帝将堂兄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收养宫中，改名赵曙，立为皇子。仁宗驾崩后，赵曙在皇太后曹氏、宰相韩琦等人的拥立下继位，史称宋英宗。
宋英宗在位不足四年，却风波不断。刚一继位，就忽然神智失常，对皇太后语出不逊，在仁宗柩前奔走呼号，状若癫狂，根本无法正常处理政务。宰相韩琦等人无奈之下只得请曹太后垂帘听政。幸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英宗的身体慢慢康复。但是太后与皇帝之间却已种下心结。
其实，英宗的心结，并非成于一日。在继位之前，他的日子过得极为压抑，实在可以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来形容。仁宗皇帝没有儿子，英宗在不足3岁的时候，就被带进宫中，赐名宗实，由曹皇后亲自抚养。可是，当宗实7岁时，仁宗皇帝忽然有了亲生儿子，于是他就被送还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四年后，仁宗的儿子不幸夭折。但仁宗还是寄希望于上天能赐给他一个儿子。一直到嘉佑七年（1062年），仁宗去世前一年，终于对生子一事绝望，才决定立英宗为皇子。在此之后，仁宗又受到太监的蛊惑，有时对养子颇为苛待。身为皇子的赵曙深处宫中，有时甚至到了饮食不周的地步。终于，英宗在30岁时登基称帝。但他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这种希冀、失望、恐惧之中度过，其中的煎熬、难堪实非外人所能知。在他的内心，对仁宗、对太后，恐怕不无怨怼吧？再加上宦官、宫人为怙权争宠，在母子之间架设虚词、挑拨离间，更是导致太后与皇帝积怨日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濮议之争”的序幕徐徐拉开。
“濮”指的是英宗皇帝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因为英宗被仁宗皇帝立为皇子，所以根据礼制，仁宗皇帝就成了英宗的父亲。英宗登基前，生父濮安懿王已经过世，登上皇位的英宗想要追尊生父，以“皇考”来称呼，并令群臣集议此举是否妥当。
事关皇家，大臣们都不敢轻发议论。天章阁待制司马光提笔写下自己的意见，翰林学士王珪这才在司马光意见的基础上，向朝廷提交了正式奏章：皇帝不当以“皇考”来称呼生父。理由有三：第一，根据《礼仪·丧服》的规定：英宗既然已经过继给了仁宗，已经是所继之父的儿子，不得同时并尊两位父亲。第二，秦汉以来，也有从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即位后，追尊生父母为帝、后的，但这些都被后世所批评讥笑，不足效法。第三，前朝入继登基的皇帝，都是在先皇驾崩之后，由太后或大臣所拥立。英宗皇帝则不然，是仁宗在世时，亲授天下，恩德似海。生父濮安懿王的追赠典礼，尽可以隆重庄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但当以合乎礼义为原则。最后给出建议，皇帝可以称呼濮王为“皇伯”。
当时在位的宰相是韩琦、曾公亮，副宰相（宋代称呼为参知政事）是欧阳修、赵概，他们不希望因为这些礼仪虚文忤逆皇帝。对于翰林学士们提交的建议，他们心知肯定不合英宗的心意。于是他们提出意见反对称呼濮王为“皇伯”，理由有二：第一，礼仪和法令条文中规定：“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意思就是出继子为养父母守丧三年，为亲生父母守丧一年。但是出继子仍称本生父母为父母；第二，汉宣帝、汉光武帝都尊奉本生父亲为“皇考”。所以，执政（宋朝以中书省、枢密院合称“二府”，中书省长官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相，枢密院设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二府长官称为执政）们认为称呼“皇伯”，于礼无据，应该再次召集三省、台谏官集体讨论商议。他们以为如此一来，肯定会有乖觉的大臣揣摩上意，提出附和的建议。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朝臣们议论纷纷。连退居深宫的太后也被惊动了，写了一封信，责问宰执，不当用“皇考”来称呼濮王。英宗无奈之下，只得施展缓兵之计：暂停讨论此事，等相关部门详尽调查后，再提出符合礼仪的方案。
当时负责礼仪方面事务的机构是太常寺，由翰林学士范镇出任长官。针对英宗所说的等相关部门详尽调查后，再提出方案的意见，他就坡下驴，马上率领礼官们上奏皇帝：汉宣帝、光武帝用“父母”来称呼生身父母，被天下后世所批评。现在皇帝陛下想要崇奉生身父母，“凡称帝、称皇、皇考、立庙，都不合乎仪制典礼”。宰执看到范镇的奏疏后大怒，把他叫到中书责问：“诏书上明明说要详尽调查后再说，为何突然提交奏章？”范镇却很从容：“太常寺负责礼仪，拿到诏书后，不敢拖延，马上调查，即刻奏闻皇帝，这是我的本分，难道谨守本分也有错？”受到范镇的鼓舞，台谏官们纷纷上奏，请求朝廷按照王硅的建议行事。
见此情形，忠直敢言的司马光坐不住了，他提笔写下奏疏：“《尚书·洪范》曰：‘三人占，从二人言。’国事有疑难，就决之于众，此乃古今不易之理。对于追奉濮安懿王一事，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名侍从大臣都认为应当以伯父之礼对待，朝臣们集议了两次，无一异词。但是宰执大臣却偏偏误导陛下，尊奉濮王为‘皇考’，这实在有违先王之大典，背离天下之公议。”对于宰执们给出的支持称呼“皇考”的理由，司马光逐一批驳：“宰执们引用礼仪、法令条文，说这些条文都用父母来称呼出继子的生身父母。这实在是欺枉之言。圣人制定礼法，必须明白易懂。条文规定：出继子为其生身父母服一年丧期。试问如果不用‘父母’两字来称呼，又该如何表达呢？但是条文已经明确规定为生身父母所守丧期只有一年，而为父母所守丧期为三年，其中含义还不够明白吗？至于汉宣帝尊奉生父史皇孙为‘皇考’，是因为他所继承的汉昭帝，是他的祖父辈，所以并不会扰乱汉朝皇室的昭穆排行。至于汉光武帝称呼生父为‘皇考’，是因为他起于布衣，诛杀王莽，披坚执锐，以得天下。名义上是继承帝业，其实跟开国之君并无二致。像他这样，就算追赠七代也无不妥，何况仅仅追赠生父为皇考？！”
司马光还打了一个比方来质问皇帝、宰臣：“假如仁宗皇帝现下并未驾崩，濮王殿下也尚在人世，陛下被立为皇子，试问陛下该称呼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呢？如果说先帝在世时，就称呼濮王伯父，先帝不在了，就称濮王为父亲，恐怕陛下不会如此行事吧？！”
刚上任的枢密副使吕公弼也出来委婉地劝谏皇帝：“台谏官员，是陛下的耳目之官。近段时间以来他们的奏章，朝廷极少采纳，这不利于陛下及时了解朝野上下的情况。”
冲突加剧
就在这纷纷扰扰中，转眼已是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这天，开封城忽然天降暴雨，城中排水不畅，河水倒灌，冲坏房舍一万多间。街巷都被积水阻断，以至于当天赶到朝堂上朝的官员才十几个人。宫中也积水为患，英宗下令开启西华门泄水，结果积水奔涌，把侍卫营房全都冲毁了。
古人都相信天人合一的道理，天有灾异，一定是朝政有失。于是台谏言官纷纷上书皇帝，希望皇帝上应天意，下顺人心，改过自新。司马光上书批评皇帝有三点不足，所以招来了天灾：不尊太后，大臣专权，闭塞言路。司马光劝说皇帝要孝敬太后，对先帝的几位公主也要多加关爱。可惜英宗皇帝却依然故我。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知制诰郑獬、秘书丞范百禄、御史中丞贾黯等人连上奏疏，引《五行志》：“简宗庙，废社稷，水不润下。”为据，直指此番天降暴雨，乃是因英宗追赠生父濮王礼仪过当，所以“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知谏院蔡抗面见皇帝时，痛哭流涕，希望英宗能停止追尊生父为皇帝的非礼之举。英宗也被老臣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泪流不止。但是，宰执大臣们还是想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于是把蔡抗调出谏院，去做国子监的长官，把御史中丞贾黯赶出朝廷，做陈州知州。本就有病在身的贾黯，忧愤之下，过了十二日就亡故了，临终前还口述遗表，念念不忘濮议之事。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朝廷忽然又把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范镇赶出朝堂，继刚刚亡故的贾黯为陈州知州。原来，早前英宗皇帝登基后，为酬谢宰执大臣的拥立之功，提升了他们的官阶。身为知制诰的范镇起草皇帝的诏令时，将韩琦比之周公、霍光。英宗对此颇为不快，认为不该用圣人周公来比拟韩琦。本来参知政事欧阳修与范镇交情颇深，结果因为濮议一事，两人立场相异，范镇此前上书皇帝之举，让欧阳修甚为不满。于是，欧阳修就乘机对英宗说：“范镇草诏，将韩琦比作周公，那不就是把陛下当做未成年的周成王一般的孩童了吗？”英宗这才将范镇贬出朝堂。
由于立场不同，中书宰执与台谏官员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眼看着盟友连遭贬逐，接连上了十一道奏疏，也不见采纳，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率侍御史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上疏弹劾中书宰执，矛头重点指向参知政事欧阳修。在奏疏中，谏官们批评欧阳修：“豺狼当路”，“奸邪在朝”，“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又弹劾韩琦庇护奸臣，阻塞公议；曾公亮与赵概备位宰辅，不能匡扶正论，有失大臣之体。
面对台谏官员激烈的言辞，中书宰执也呈词辩白：第一，“皇伯”的称谓，经籍不载，亘古未闻，是无稽之谈；第二，怠慢宗庙以致水灾，纯属牵强附会之辞。根据礼仪法令，出继子对生身父母，服制丧仪可以降等，但父母之名不可改。“皇考”这一称呼，是世人用以称呼父亲的通用名称，皇帝用以称呼濮王有何不可？
欧阳修与韩琦等人又秘密商议，要想堵住言官、朝臣们的嘴，最好能让太后颁下懿旨，准许皇帝尊奉濮王为皇，皇帝不称“皇考”，只称“亲”。然后让皇帝表明态度，不敢追赠生父为皇，只称呼为“亲”，在墓园中建庙，以后再逐渐提高规格。商量妥当后，欧阳修大笔一挥，写好诏书草稿。到中午时分，太监果然拿着密封好的太后懿旨前来，“执政相视而笑”。拿到太后懿旨后，宰执们腰杆子就更硬了，很快将太后懿旨颁布群臣，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皇帝称呼生父为“亲”。皇帝再假意谦让：“称亲之议，谨遵懿旨；追赠为皇，不敢克当。”
吕诲等人得到消息，大为震怒，干脆上缴任职文书，家居待罪，并接连弹劾欧阳修等人。他们认为，此前太后曾颁下手书，责问韩琦等人，不许皇帝称呼生父为“皇考”。为何时隔不久，忽然又改变主意，愿意尊濮王为“皇”？范纯仁更是单独上疏：皇太后自从还政之后，深居九重，怎么能够干预朝政？历览前朝政事得失，权臣窃取国柄时，往往冒充太后的名义。太后干政，大臣专权，不是国家之福！他日权臣假托太后旨意，意图不轨，陛下将何以自安？！宰相韩琦看到范纯仁这封奏疏，不觉背脊发凉：“我与其父范仲淹，情同手足，把范纯仁看成自家子侄，没想到居然如此攻击我？”
英宗令太监拿着任职文书，送还给吕诲等人，吕诲等人以谏言不听为由，虽接受文书，但仍旧家居待罪，上疏弹劾不已，并说：“臣等与欧阳修，理不两立，如果不罢黜欧阳修，臣等绝不复职！”“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这已经是势同水火了。英宗还是希望能调和中书与台谏的矛盾，令中书省下文，催促台谏官员复职。而吕诲等人干脆将前后进呈给皇帝的奏疏直接送到中书省，坚决要求辞职。
英宗无奈，召集宰执商议该当如何？韩琦说：“臣是忠是奸，陛下是了解的。”欧阳修说：“御史们声称与臣誓不两立，如果陛下认为臣有罪，就挽留御史们；如果认为臣无罪，如何处置，请陛下圣裁。”英宗犹豫许久之后，下令贬黜御史们，但又叮嘱说：“别处分太重了。”于是，吕诲被贬为蕲州知州，范纯仁为安州通判，吕大防为休宁知县。根据惯例，侍御史知杂事卸任，朝廷要颁布诰辞。但当时当值的知制诰是韩维，他还兼任通进银台司，有封驳诏书之权。宰执们怕韩维不肯起草诰词，甚至驳回诏书，干脆绕开韩维，直接将诏书送到吕诲等人家中。这让韩维大为不满，他上书皇帝要求撤回诏命，恢复吕诲等人的官职。英宗不从，命令朝臣举荐新的御史人选。在这一片纷扰之中，天上出现了白虹贯日、彗星晨现等昭示不详的天象。
更让英宗和宰执们心烦不已的是，尽管已经把吕诲等人贬出朝廷，朝臣们却依旧不依不饶。此前被派去出使契丹的三位台谏官员恰好在这时回到开封。英宗就把同知谏院傅尧俞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结果傅尧俞却坚决不愿就职，并自动要求降职处分，朝廷只有将他派去做和州知州。一同从契丹回国的赵鼎做淄州通判，赵瞻做汾州通判。一时之间，大宋朝廷执掌言职的御史台和谏院为之一空。而在此之前，名重一时的司马光已于去年十月辞去知谏院一职，自请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做个知州足矣。
言官们都被赶走了，朝廷还得继续运作。很快新的言官人选就获得了任命。欧阳修向来厚待太常博士蒋之奇，蒋之奇也曾在欧阳修面前极力赞同追尊濮安懿王一事。于是，此番台谏有空缺，身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就力荐蒋之奇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人事问题摆平之后，英宗又下发诏令，将吕诲等人曲解圣意、封还诰敕、擅离职守等罪责，出榜朝堂，遍告臣民。结果才隔了一天，彗星就出现在天穹，长一丈五尺。这实非吉兆！此时是治平三年三月末。
到了十二月，英宗一病不起。在病榻上他立皇长子颖王赵顼为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英宗终于带着万般不舍，离开人世。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一场闹得朝野上下鸡飞狗跳的“濮议之争”，也伴随着偏执的英宗皇帝的离世烟消云散了。一场更加轰轰烈烈、引发千古争论的“熙宁变法”正等待着年轻的神宗皇帝去拉开序幕。
余波未尽
但是，对于“濮议之争”中力主英宗追崇生父濮王的欧阳修来说，风暴并未过去。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欧阳修的立场与绝大多数朝臣相左，几乎得罪朝野所有士大夫。加上欧阳修性格直率刚烈，每次宰执大臣商议政务，但凡意见不合，欧阳修都要力争到底。台谏官到政事堂来批评时政，明明事情与欧阳修无关，被批评的同僚还没有出声，欧阳修已经冲上前去与台谏官辩论不已。对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其他宰执往往不愿得罪人，模棱两可，欧阳修却往往很直接指出哪些建议合理，哪些建议不合理。由此之故，树敌甚多。
如今，英宗驾崩，朝臣们对欧阳修却嫉恨难消，想找个由头把他贬出朝廷。英宗死后不久，就有御史弹劾欧阳修在为英宗守丧期间，孝服下穿的是紫衣。还好神宗皇帝没有降责，只是派了个太监令欧阳修换掉紫衣。
御史蒋之奇是靠着在“濮议之争”中迎合欧阳修，在欧阳修的力荐之下才挤进台谏行列。此时，眼看英宗驾崩，欧阳修朝不保夕，蒋之奇担心群臣们将他视为欧阳修同党，千方百计想要自保。恰巧，欧阳修妻子有一个表弟叫薛良孺，因举荐他人不当遭到弹劾，欧阳修请求朝廷不可因为顾及自己的颜面轻易赦免。薛良孺因此被罢免官职，对欧阳修恨之入骨，故意制造谣言说欧阳修帏薄不修，与儿媳妇吴氏有染。欧阳修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攻击他的由头，乘机大造舆论，一时之间人言籍籍。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跟自己的下属蒋之奇提起此事。蒋之奇听说后，大喜过望，独自在朝堂上弹劾欧阳修，请求皇帝对欧阳修处以极刑。
欧阳修身为参知政事，道德文章为天下士林所推许，一时名流俊彦如三苏、曾巩都出自其门下，怎会犯下如此令人不齿的丑行？神宗皇帝对此表示怀疑。蒋之奇就将上司御史中丞彭思永找来作证，连连叩头，定要将欧阳修扳倒。欧阳修受此奇耻大辱，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上书自辩。欧阳修的儿媳是盐铁副使吴充的女儿，吴充也上书要求朝廷辨正虚实，明示天下，使家门清誉不至枉受屈辱。于是，皇帝下诏彻查此事。结果蒋之奇、彭思永到最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朝廷就将此二人贬出朝堂。
经此一事，欧阳修深觉官场之污浊险恶，连上三表，请辞参知政事。朝廷任命他为亳州知州，欧阳修又连上六表请求致仕，其求去之心可谓坚决。宋代史学大家李焘提到此事时，不由痛惜道：“修年才六十也。”
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濮议之争”终于随着主角们的或死或贬，悄然拉上帷幕。此后不久，神宗谈及父皇此举，颇为感慨道：“此为欧阳修所误。”殊不知，又是谁误了身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呢？
作者： 陈刚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