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丹长崎“唐馆”：清代中国驻日本的贸易机构
17世纪的日本长崎，有一座规模盛大的唐馆，是赴日清商的居所。不过，今天人们只能从画册中了解到当时的盛况。
在日本长崎市内有个地方叫馆内町，其名来自于历史上这里曾有一座占地颇广的“唐馆”。顾名思义，唐馆专供“唐人”居住，而所谓唐人也就是中国人，主要是来日本经商的清朝商人。日本人将唐馆又称为“唐人屋敷”和“唐人屋铺”，它是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产物和象征。
德川幕府于1612年宣布“禁教令”，禁止欧洲人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又于1633年和1635年两次宣布“锁国令”，规定日本人不许去海外，已在海外者不准回国，并指定长崎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只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在此经商。为此，日本政府在长崎填海造了个人工岛“出岛”，供荷兰商馆使用，又在附近为中国商人建了唐馆。
长崎唐馆的建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来自海上的威胁基本解除。于是，康熙帝于次年发布“开海贸易”令，打开了关闭二十多年的海禁之门。开海令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中日贸易，到康熙二十六年，去长崎经商的中国商船由三年前的24艘激增到115艘，赴日的清朝商人数量也随之大增。幕府原先用来管理外国商人的宿町制度逐渐不能适应这一变化，造成治安事件增加、贸易不对等、金银大量外流的不利局面。为此，日方对来长崎清商的居住方式进行了调整，划出一个与当地人隔离的特定区域让他们集中居住，并于1688年在长崎修建唐馆。次年完工后做出规定，所有来长崎的清商一律居住于此，宿町制度废除。
作为长崎清商新的居住区，唐馆内配置有唐人住房、店铺、庙宇及池塘等生活设施，并在附近修建码头、仓库等港口设施。为加强对清商的监管，幕府命乙名、町使、船番、通事等官吏进驻唐馆，还设有哨所和牢房。乙名是入驻唐馆日本官吏的头目，负责馆内与清商有关的各项事务。町使负责警卫工作。船番由侨居长崎的17名浪人担任，主要是对进港的外国船只实施警备。通事除担任翻译外，还从事一些贸易管理工作。
在唐馆内，清商的活动受到严密的监管。一旦进入长崎，他们就要集中居住于唐馆，不得擅自外出，如有前往官府或参拜寺院等，要预先向通事说明情况，再由通事转告相关官员，定好出行的日期和人数，待出行之日在船番、町使等人的陪伴下方可出馆。由于清商到达长崎即被困在馆内，唐馆周围又修建了围墙，故清商把唐馆形象地称为“土库”、“土牢”：“名日唐人馆，实土牢也。三面背山，一面临海，搜查明白，人货俱入库中，重兵严守，不听出入。”同时唐馆对日人进馆的限制也极严格，除派驻的管理人员外，其他人不得擅自入内。在唐馆的二门（内院之门）外竖立有名为“禁制”的木牌，牌上的禁令有三条：唐人不经允许不得出门；游女以外的女子不得进入；布施化缘的僧侣及乞丐不得进入。此处的游女指的是长崎花街丸山的青楼女子，表明当地的妓女有进入馆内的特权。
日本官方对清商出馆和日人入馆限制很严，但对清商在馆内生活的限制则较为宽松。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清商可依据传统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如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家家张灯结彩，“馆内无数的灯笼将唐馆照成了不夜城”。被日人称为“蛇踊”的舞龙表演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春季清商则会举行龙舟赛（日人称“彩舟流”）。唐馆的这些风俗也传到了日本民间，成了今天尚存于长崎的舞龙、赛龙舟、灯会等文化遗存。
清商在馆内经常举行宴会。幕府对在馆内设宴给予特殊照顾，向馆内提供蔬菜、鱼肉等食材。唐馆落成之时恰逢幕府颁布杀生禁令，普通人一概禁止宰杀和食用家禽家畜。但幕府在向本国臣民重申禁令的同时，向唐馆的清商网开一面，规定他们不受禁令约束，并继续向馆内提供肉食。在中日贸易中与食物有关的还有所谓“俵物三品”。当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棉织品和药材为主，日本的出口商品以铜为主。后来为弥补铜出口的不足，幕府大量出口“俵物”，是指装在草袋里晒干的海产品。其中“依物三品”特指海参、鲍鱼、鱼翅三种。有人认为，正是这一出口才使后来的中国菜中盛行采用这些名贵海味。
唐馆的大门和二门之间设有哨所，执勤的唐人番在此检查出入者。清商在到长崎后，除去船主、船商在指定日外出做交易，工匠修理船只，遇到长崎主要祭日可在人看护下外出外，在唐馆的数月中是不得外出的。雍正朝的浙江巡抚李卫在奏折中提到长崎唐馆：“平常贸易之人，到彼皆圈禁城中，周围又砌高墙，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为土库，不许出外闲走，得知消息。”
“长崎三书”中的唐馆贸易
对长崎唐馆以及相关的贸易情况，清代前期有三部史书记述得较为详尽。这就是被称为“长崎三书”的《海国闻见录》《长崎纪闻》和《袖海编》。
《长崎贸易图册·丢票》，这几乎是唐馆的全景图
《海国闻见录》的作者是陈伦炯。他出身于清代水师将领之家，父亲陈昂曾随施琅远征澎湖、台湾。他们父子都去过日本。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序中称：“少长，从先公宦浙，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咨明季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1710年）夏，亲游其地。”可见他去日本带有考察和研究的目的，想要了解明末倭寇扰乱中国沿海的情形。
童华的《长崎纪闻》是一部专门记述长崎中日贸易的著作。童华在任苏卅I知府时对中日在长崎的贸易活动多有了解。当时的长崎贸易主要是清政府进口日本的铜，以作铸造铜钱的原料。在《长崎纪闻》序中，童华写道：“乃追思在苏时，曾办洋铜百万，于各商交铜之际，询以长崎风土，至今犹能记忆，因信笔录出，名日《长崎纪闻》。盖以华（童华）在吴（苏州）二年办铜多而为日久，故问之详而知之悉。”童华本人并未到过日本，他的《长崎纪闻》主要依据其督办洋铜事务向去过长崎的商人咨询而写成。
与前两本书出于官员之手不同，《袖海编》的作者汪鹏是个商人。他亲自从事中日贸易，往来于两国之间，以商船船主身份至少去过长崎八次。他同时也是个儒商，精通诗文书画，还热衷在日本搜求善本图书。《袖海编》正是他在客居唐馆时完成的。他在该书的序中说：“乾隆甲申余客东瀛，寓居山馆，岩壑在望，云烟满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抛南岳卷沧溟之志，姑就其所见闻略为记识。”表明正是在长崎足不能出户的唐馆中他写成了这本书。
通过这三本书可以了解中日长崎贸易的不少情况。日本德川幕府初期对中国来的船只数和贸易额没有限制，所以来日的船只不断增加，造成日本的金、银、铜大量外流。于是德川幕府在正德五年（1715）推出“正德新商法”，将每年来日的商船定为30艘，并发给信牌作为贸易凭证。从此中日之间进入了信牌贸易的时代。童华在《长崎纪闻》中记载了信牌贸易的具体情况：
康熙五十年后，长崎始给倭照（信牌），以船之大小定铜数之多寡，大约每船七百箱者居多，大者至千八十箱，每箱百斤。其照用蜡纸，写宋字，字皆端楷。定铜数，填商名，用其国年号，钤译司印。译司者，通事也，凡九姓，大都皆商种也，司贸易之事。商人无照者，船不得收口，货不得入市。一时江浙嚣然，大照一张值七八千金，小照四五千金，以质子钱家亦可得一二千金，贵逾拱璧矣。新商无照者，租一照约输铜一百二十箱，仍须旧商同去，供验明白，方准收货。其照三年一换，逾期而往则销毁不给。各商求如期而出，以奉倭法，始有钻谋求托之弊。岛中给照、毁照之权，俱在通事，于是通事至唐馆，踞首座，颐指气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辄骂詈而去。商人蠖行鼠伏，媚词泉涌，自同奴隶，积威约之渐也。
这段记述将信牌制度实行后的变化描绘得很生动：那些兼翻译和管理职事于一身的通事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他们原本也是在日本经营的中国商人的后代（“皆商种”），却在权力大增后压榨同根而生的清商。现在还保存有信牌的实物，上面用汉文书写，内容为有关信牌贸易的规定，并记有长崎通事和清商船主的姓名，落款用日本年号。
汪鹏的《袖海编》对长崎贸易的交易程序则说得清楚明白：
货库距馆殊近。唐船维缆之后，当年司事者示期上办，上办即以货贮库。……日清库，司事者与客会集货库，将上办所贮货物一一盘查，各为记号，俾无遗失。并将各货包皮秤明斤两，以便出货时除算，明晰而清楚也。……日讲价，通事之官进馆集客列坐，授以批价文簿，评论低昂，随时增减，至有竞而哗者，非一日所能。定则书卖字于货口之上，盖以图记，则交易之事粗毕，专待出货。每数艘讲价已定，本国商人咸集于会馆，看板则知某货共有若干，其货之优劣。看板后各商书其所值之价，密封投柜，名日丢票。然后择善价而售之，不劳较论，亦交易之良法也。
从这段记述可知，唐船送来的货物存放在离商馆不远的库房。其交易过程严格而周密。中国商船在进港后首先查验信牌，然后查验货物品种和数量清单。其后的卸货和运进仓库都有日方官员仔细检查并进行严格的评议，其后才可进行交易。其中提到的“丢票”类似今天的投标，商人将货物价格写在纸上，投入柜中，然后开柜选择价格合理的购买。然而实际情形还有前奏，日方的监管从中国船只到达长崎海面时就开始了。在长崎湾前端的野母岬设有瞭望哨，负责官员叫“远见番”。他们监视洋面，一看见中国船就骑快马去报告。来船先在港外指定位置抛锚。长崎奉行所用小船将负责迎接的人送到船只停航处，系上拖绳，用数艘小船将之拖入港内。然后，奉行所官员和通事等人登船。通事把写有宗教禁令的牌子挂在桅杆上，读给船上的人听，接着询问船上人数、起航地点等。还要进行“踏绘”，即将铸有天主教图像的铜版放在地上，让人从上面踏过去，以判定其是否天主教徒。
《袖海编》中还有对唐馆商人生活的描写。前面提到，幕府虽禁止日人入馆，但游女不受限制，甚至还可留在馆内。她们进入馆内“申刻（下午四至五点）点名，出亦如之，名日应办”。最初游女在门口登记后，可进内院逗留一至三日，后来延长到可在高级船员处逗留十日，下级船员处逗留五日，再后来则可连续登记，直住到船队返航。汪鹏对此有诗作：“红绡队队雨丝丝，斜挽乌云应办时。蜀锦尚嫌花样拙，别将金片绣罗襦。”有些商人还在馆内与游女育有子嗣，双方关系与夫妻无异。日本官方也允许清商在馆内养育子女，有些富裕商人则托当地人购置宅第，供子女居住。但幕府明文规定，商人在日期间生养的子女一律不得带回国内。于是在唐馆经常出现父亲与子女离别的悲怆情景。
图像史料中的唐馆
长崎唐馆除去砖石建造的少数庙堂外，只有一扇木门（二门）保存了下来，其建筑多已不存。幸而有当年的画家画出了它的形貌，留下了珍贵的图像史料。描绘唐馆的大多是日本画家，比较有名的有渡边秀石绘《唐馆图卷》、石崎融思绘《长崎名胜图绘》等。大庭修编有《长崎唐馆图集成》，将这类图绘汇集成册，被收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佚名画家所绘《华人邸舍图》（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长崎唐馆图的画家大多有官方身份，是受官府之托制绘，这就是他们的职业（唐绘目利），目的是以图像便于官方监管中国商人。
在现存长崎唐馆图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长崎贸易图册》。该图册的作者情况已难以查明，甚至其人的国籍也无法断定。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名为《崎阳（长崎别称）唐馆交易图》的图册。这两套图册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
《长崎贸易图册》共有八幅，每幅图画、文字各一页，标题相同。该图册以唐船与长崎贸易为中心，包括“起货”、“南京寺”、“王取货”、“丢票”、“出货”、“开漆器店”、“唱戏”、“看会”等八个主题，描绘了从唐船抵港口到交易完成的各个环节，以及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民间信仰的内容。同样描绘唐馆的《华人邸舍图）地是八幅。通过对《长崎贸易图册》《华人邸舍图》等图像史料的观察，大致可将唐馆的基本布局复原。这组建筑坐南朝北，为不规整的长方形。它分为内外两院，外院小，进大门右侧的两栋房子，是负责监管的日本官员住的“乙名部屋”和“通事部屋”。左手有口水井，旁边有警卫驻扎的“改所”。还有块供当地人卖蔬菜鱼肉的空场。从外院进二门，先遇到一片广场，可见到匾额上书“福德宫”的土地祠。其右侧有条路，路边有几栋小楼小院。路左边有数家出售食品的店铺。馆里还有后来修建的天后宫（南京寺）。馆中最大的建筑是二十多栋二层长屋。长屋楼上供运货的唐船船主和高级水手住，楼下则住普通水手。长屋最多时可供两千多人同时居住。馆内还有用于取水的池塘和沐浴的澡堂等生活设施。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日本的国门被打开，长崎不再是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清朝商人不再受禁锢，唐馆也名存实亡。1870年，一场大火将唐馆的木建筑烧毁，此后，在唐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长崎的唐人街——新地中华街。
作者： 陈仲丹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