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三十二抬大轿的是非
野史中传说的轿车到底有欤无欤、是耶非耶？张居正究竟是贪腐的能臣还是德才兼备的救时宰相，是是非非伴随其身前身后。就如同他身后“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场一样，张居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在“人治”的社会体制中，任何个人的功过毁誉，都会与其遭逢际遇紧密相连。
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后，张居正回乡奔丧途中，从北京到江陵迢迢数千里，盛况空前，各地文武官员无不倾巢出动，设祭迎送，靡费浩繁；有的官员甚至跪在地上呼天抢地，如丧考妣。此行尤其招眼的便是首辅高贵奢华的“如意斋”。所谓“如意斋”，就是张居正回乡乘坐的轿车。
轿车由河北真定知府钱普“供奉”，前半部是办公室，首辅白天在此处理公文；后半部是寝室，劳累了便可小憩。轿车既大且重，需三十二个壮丁抬轿，左右两边各站一位童仆，伺候相公起居。轿车前后伴有六名训练有素的鸟铳手，这是戚继光为报首辅知遇之恩，精挑细选出来，专门为首辅回乡保驾护航的。
这座绝世奢华的轿车遭到当时无数士子的严厉指责。清朝《四库全书》编纂官纪昀认为：“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张居正确实是位颇具争议的传奇历史人物，“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他的传奇不仅在于以一人之力实现大明王朝的中兴，更在于缠绕他生前死后无数的恩怨是非。他既勇于革新，为帝国立下不世之功，又擅权揽政，作威作福，人们总能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有时不免流于人云亦云。而几百年来，种种离奇的说法无不影响着对张居正的褒贬评价，也展示了“三人成虎”的可怕影响。
有关张居正乘坐轿车的记载最早见于同时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王世贞和张居正虽是同科进士，却有嫌隙，《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写，因此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尤爱从私生活方面下手抹黑张居正，轿车即是其中之一。书末对张居正的评价则是除了有才干外乏善可陈，对其人品修养却大加鞭挞，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后世不少文人都认为王世贞逞才使气，褒贬抑扬过度，不足以据为信史。清代纪昀等人在将《嘉靖以来首辅传》收入《四库全书》时评价其“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但也不免有道听途说之语，甚至存在失实错漏问题，尤其是那些贬低张居正的记载。
王世贞毕竟是明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王氏晚年颇为自得的作品，流传广泛，晚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上至官修史书，下到笔记野闻，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焦竑《玉堂丛语》基本延续王世贞的说法：“张居正奉旨归葬……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筵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焦竑作为理学名流，对张居正夺情守制一事极为愤慨，加之张居正曾禁毁天下书院，焦竑也对这位铁腕宰相缺乏好感，其著作中凡提到张居正处，多为批评他专制擅权，骄奢无度，成见的存在致使很多细节记载失真。
野史大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录了他耳闻目睹之市井风俗和逸闻琐事，首辅轿车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戊寅，江陵自京师归葬，及自荆州还朝，其以异礼事之者，无不立致尊显。惟真定知府钱普以嗜味进，最为当意；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
沈德符的记述主要是针对真定知府钱普，说他为“谄附”张居正制作供奉了一顶大轿，本想藉此飞黄腾达，不料时蹇运乖，不但没捡到丝毫便宜，却因这顶轿子被王世贞等人记录在册，永被后人耻笑。文中只说该步辇制作得像书房一样，可以放置一些坐卧家具，也可以容纳童子伺候，规格肯定高于普通轿子，但这与王世贞所记“三十二抬大轿”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无论如何，张居正归葬乘坐轿车的细节在当朝史家绘声绘色的描述渲染下，似乎成为“信史”，后世学者和大众都深信不疑。《明神宗实录》《明史》等正史中并无记载张居正的轿子，但批判张晚年“骄恣”，僭越乘坐巨无霸轿子是否是他骄恣的一大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当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乡葬父时，他在途中曾给神宗皇帝上过《请宽限疏》，其中报告：“臣于三月十三日，蒙恩准假辞行，至间月初四日抵家。”
依此而论，张氏的行期只有22天，返程时因适逢阴雨，走了24天，北京与江陵之间单程就将近三千里，则平均每天要行进超过130里。途中张居正还要处理政务，接见官员，拜会藩王，参加宴会，行色匆匆，即便不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并且按照每天行进10个小时计算，平均时速也要达到6.5公里，这对于单人步行来说，已是相当迅速。而32个轿夫即使个个都训练有素，抬腿起步整齐划一，扛着大轿22天就从北京一路走到江陵，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最初记载轿车的王世贞并未详记他乘坐这顶大轿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程。他所说的“凡用卒三十二人”是指先后轮班抬轿的共计32人还是同时抬轿的有32人，并未明确说明；后世之人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三十二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地从北京南下”难免有点主观臆断。
那么，或许张居正返乡途经真定府时，盛情难却，接受知府钱普所赠大轿，行进了几天。因这段路恰好纵贯华北大平原，而且张居正途中还要批阅重要的奏章，如治河专家潘季驯著名的《两河经略疏》就是张居正归葬途中批准允行的。紧张的行程中能在舒服宽敞的轿子里休息些许，继而集中精力批阅公文，似乎也能理解。
其实，明代对官员乘坐车舆有严格规定，据《明史·舆服志》记载：“（代宗）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孝宗）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世宗）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
直到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万历三年，还“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并交床上马”。可见张居正当权时期，明代对官员乘车坐轿的待遇问题要求非常严格，张居正至多也只能用四人抬轿。
《明史·舆服志》没有说明皇帝的步舆（步辇）规模，但《清史稿·舆服志》中介绍：“清初仍旧明制，皇帝乘舆有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乾隆十三年，谕定大轿为步舆。”其中，步舆“臾以十六人”。也就是说，皇帝的步舆也仅能用16人抬轿，如果张居正真敢乘坐32人抬的大轿，则不啻超越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了。张居正晚年纵然再骄恣枉为，也不至于昏聩至此吧？况且他当时又在大刀阔斧地实行“公车改革”（驿递改革），他不正己肃下，又如何能号召百僚支持改革呢？
张居正是一个大破常格革故鼎新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显赫的地位使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无不被大家广为关注。如果他真的乘坐轿车，必然会受到给事、御史等言官的弹劾指责。可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未因此受到攻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张居正在世时，就一直有人批评他作威作福。万历四年正月，张居正的门生刘台就曾上疏弹劾他“擅作威福”。万历五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夺情”事件中，更遭到大批翰林、御史等的集体反对。他归葬回京后，又遭到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的猛烈弹劾，批评他擅权乱政，但也未提及轿子。
或许由于万历皇帝和两宫太后都支持张居正夺情而大力打击言官，因而没人敢于在他生前拿这顶“逆天”轿子说事。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起对他的清算，墙倒众人推，“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各种攻讦纷至沓来，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记载过张居正乘坐轿车的沈德符也记载了落井下石者罗织的罪状，并对捕风捉影、造谣生事如杨四知之徒予以无情的唾弃与鞭挞：
“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指张居正）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
除此之外，谋逆篡位、掘人坟墓、侵夺王府、变乱成法、专制擅权等各种有的没的罪名都被恶毒地用来攻击故首辅。种种奇闻，连不满张居正的沈德符等人都深感匪夷所思，反映出当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环境。但即使此时，竟未有人拿“三十二抬大轿”这绝好的“罪证”说事，此事的确成疑。
明末清初士人梁清远《雕丘杂录》有条札记格外引人注目：“野记言，江陵相予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步舆以媚之，步舆内数童子，执拂供役，无异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绢轿无异恒制，但轿傍二童子执拂步随耳。无步舆之说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为真者，野史讵可商场憑乎？”
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后人，梁清远的回忆较为可信。在他的记忆中，先祖梁梦龙亲眼目睹乃师张居正路过真定时，乘坐的轿子完全符合规格，只不过轿旁有二童子跟随，无奈后来发展成骇人听闻的步舆，他以此质疑野史的可靠性。
这条记载鲜为人知，但却是张居正并无僭越乘轿的直接证据。梁清远的先祖正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梁梦龙，梁梦龙又是河北真定人，必然比外人更加熟悉真定知府的所作所为。
由于梁梦龙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一向被视为“江陵党羽”，且此记载又为孤证，不免令人怀疑是否为居正开脱罪责，否则为何众多沿途目击者中唯独梁家后人为张居正喊冤？
徐学谟《归有园稿》记叙的张居正归葬途中另一件轶事或许能揭开谜团：“江陵公之归葬其父，四方赙者亦累数百万，江陵亦未尝受，即祭文俱却之。车载骡驼而归者，络绎于道，此江陵人所共见者。第其夺情之举见鄙于士论，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谓其乘丧黩货耳。”
徐学谟并未溢美居正。张居正归葬途中，各地官员为谄媚首辅，借吊唁张父之机大肆行贿，而张居正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却能不为所动。他路过河南时，封藩在开封的周王朱在铤派人持礼物和祭品在边界迎接。张居正只收祭品，其他一律封还。尽管如此，士林由于厌恶他夺情违制而不顾事实真相，想当然地认为他乘奔丧贪污敛财。
同理可推测，由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得罪不少人的利益，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士人带上有色眼镜，乐于接受这位离经叛道当权者的负面传闻。在那些本来就与张氏有怨的文人笔下，他的缺点被无限放大甚至无中生有，使得原本简单之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野史中传说的轿车到底有欤无欤、是耶非耶，在明代历史上无足轻重，但却直接关系着张居正的为官操守和历史评价。他究竟是贪腐的能臣还是德才兼备的救时宰相，是是非非伴随其身前身后。就如同张居正身后“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下场一样，张居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在“人治”的社会体制中，任何个人的功过毁誉，都会与其遭逢际遇紧密相连，既无公正可言、也无公平可待。
作者：齐悦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