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南乡镇，基层卫生院妇产科是观察乡村女性生态的一个特别窗口。在病房里，我见过各种各样女性的疾病，见证她们的折磨与悲喜。乡村女性要想活得健康、幸福，不仅取决于医院的医疗水准，还必须要铲除吃人的陈旧社会观念。
大专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苏南的小镇，在镇上的卫生院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那时卫生院还是一栋简陋的二层小楼，开在小镇西北边的郊区。
医院虽小，但有从市里回来的陈主任负责妇产科工作，卫生院已经能开展很多妇科手术。附近的女性村民生病了，都被带到这里寻求帮助。
在农村，人们的谋生方式大多是务农与打零工。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生活，使弱者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妇产科，女性弱智者构成了乡村生活的残酷底色。
2007年，我接触的第一个手术患者就是位弱智者。她叫小芳，由她父亲带来妇科诊室。诊室门前排队的都是女性，小芳父亲站在角落里，双手扭在一起，脸涨得通红。我让他坐在板凳上，他犹豫了一下，只说站着就好。
小芳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红格子上衣，静静地站在父亲身边。她是典型的先天愚型患者，眼距宽，两眼向外上方斜视，15岁的年龄身高不到130公分。和其他弱智者不同，小芳看起来很是干净整洁。
一般孩子都是由母亲带来妇科，我忍不住问小芳父亲，孩子妈妈在哪里。男人低头回答说：“孩子妈妈嫌带孩子太苦，离开家了。”
男人继续说明来意。小芳14岁那年月经初潮，可每次月经来潮都因为痛经大喊大叫，还常常把月经血涂的满墙满被子都是。他希望能为孩子做子宫切除手术。
根据医院规定，我们不能轻易切除非患病器官，何况还是生殖器官。听我解释完，小芳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村委会的证明，连忙递到我面前，上面写着：“此举纯属自愿，村委会证明不会让医院承担任何后果。”
我看着这张证明犯了难，只好去求助妇产科的陈主任。陈主任扫了一眼证明，立刻冲小芳父亲喊道：“怎么又是你，不是要你去县里公证处申请手术公证吗？要是没有公证，我们做这个手术就是违法的。”
“可是公证处要不少的钱！”男人的声音更低了。
“这村干部懂不懂法啊！”陈主任的声音明显有些无奈，随即又大声地说：“明天早点来，跟我去县里，把你们家户口本带着，你那宝贝女儿也带着！”
男人连声答应，牵起女儿的小手离去。我站在窗口目送着他把小芳安置在三轮车后斗，车里铺着厚厚的棉絮，小芳靠在那里，逐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第二天一大早，陈主任向医院领导打了个申请，带着男人和小芳一起去了县里。医院为他们负担了公证费用。
回来后的第三天，陈主任带着我为小芳实施了子宫次全切除，她以后不会再经历痛经，虽然保留了部分女性功能，但再也不能生育。
陈主任特别交代我，小芳术后疼痛明显要早点用杜冷丁，别让孩子太遭罪。小芳倒是不声不响，只在一次换药时，指了指肚子上那道12cm的切口，轻轻地说了声：“姐姐，好痛。”
小芳出院半个月后，陈主任买了些水果，叫我一起去家里看看。她担心小芳爸爸护理不当，切口感染。
车子开到乡下，到了村口就开不进去了。村长带我们步行一小时，来到村子后面最偏僻的地方，指了指前方的破土房。小芳的家被前年的一场大雨冲垮，只好借住在村里没人住的房子里。
从低矮的房门走进去，屋子里打扫得干净清爽，里面的墙壁居然刚被粉刷过。小芳正坐在床边喝鸡汤，她父亲看见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接过我手里提的水果，连声道谢。
小芳手术切口恢复得很好，看得出父亲的精心照料。陈主任笑着交代了些注意事项，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地一直将我们送到村口。
回去的路上我不停问陈主任，小芳长大后怎么办？会不会结婚？会不会被男方嫌弃不能生孩子？会不会被丈夫欺负？
陈主任淡淡地看了我一眼：“你想太多了。”
我以为小芳被切除子宫已经足够苦难，但事实证明，她几乎是所有农村女性弱智者中运气最好的一个。
后来工作中陆续接触过很多弱智女性，有对母女都是智力障碍者，她们无依无靠，不知被谁引诱，最后女儿怀孕五个月，只能堕胎。还有个16岁的女孩，被村里几个老人用棒棒糖引诱过去，直到怀孕才被人发现。村长报案后，孩子引产下来，一做检查，居然与女孩父亲的配型最为吻合。
面对她们的遭遇，我只能牢记陈主任的话，不在工作时投入太多感情。可当我看见文文时，我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18岁时一场车祸，撞伤了文文的脑子，她的智力一下回到5岁。文文走进产科时，根本没人相信她有智力障碍，她身上干干净净，皮肤白皙，不停地对每个医护人员微笑，笑容近乎讨好。
文文进产房时已经有了规律的宫缩，她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只能咬着嘴唇硬挺着不吱声，努力地忍受着宫缩的疼痛，憋得满头大汗。而其他几个待产妈妈用了分娩镇痛，都在一旁吃着水果聊天。
我心里不忍，问文文是不是很疼？她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声音很低地告诉我“很疼。”
我让她哭出来发泄一下，她却摇摇头说道：“文文不哭，哭了会有很多人不喜欢，妈妈说只有笑别人才会喜欢，文文才能好过。”
面对如此乖的文文，我实在忍不住，跑出去跟她家里人商量，给文文做分娩镇痛。公公婆婆并不反对，但当得知需要多花1000多元时，他们沉默了。半天挤出一句：“算了吧，费钱呢。”
文文的丈夫听了，居然说了一句：“她一个呆子哪知道痛不痛！有这个钱不如去馆子里吃两顿呢。”
旁边另一对中年夫妻，看起来像是文文父母，一直焦急地望着我，却未说话。就在我转身回去的瞬间，文文丈夫嘟囔道：“医院挣钱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
没有家属签字，我们做不了麻醉镇痛，为了分散文文的注意力，我开始和她闲聊。文文说妈妈教他背过很多书，《荷塘月色》、《背影》她都会背。说着便自顾自地念起来；“产妇郑文，女，20岁……”，她一字不漏地背出了医患沟通记录。
我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她却摇摇头说：“老公说我是呆子，背了没用。”她像是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一样，脸上还挂着微笑。
最终，文文因孩子偏大难产，需要行剖宫产手术，签手术同意书时，婆婆不停埋怨文文父母：“你家文文就不能坚持坚持？又要多花钱？”文文父母只好陪着笑脸。
最终文文生下一个8斤重的男孩，我抽空去看了一眼，文文公婆围着宝宝笑得合不拢嘴，她的丈夫只顾埋着头玩手机游戏。
而陪在文文身边的只有她年迈的父母。
2008年夏天我遇见了阿卯。那时我在医院工作了一年，早已习惯各种污秽气味，但她的到来还是让我屏住了呼吸。
阿卯是被一群人拉到医院的，她头发乱蓬蓬，身上的衣服已经洗得看不出颜色。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把她推到我面前说：“医生，麻烦给检查一下，儿媳妇快生了。”
我问阿卯怀孕几个月了，她只笑笑，不做声。我又问，之前生过没有？她一边笑一边把手指头竖起来三个，想了想又摇摇头，竖起四个手指。
她婆婆看见立刻将阿卯拖到身后，贴过来跟我套近乎：“医生，她脑子不好使，别听她瞎说。她是第一胎。”
“不是不是，妈妈说我是第四胎，肯定生儿子，妈妈说不能骗大人。”阿卯着急地打断婆婆。
婆婆听了转头就对阿卯推推攘攘起来，还顺手掐了她几下。阿卯痛得大叫，引来了隔壁办公室的陈主任。陈主任一过来，婆婆立刻不做声，凑过去几乎要贴到陈主任身上。
陈主任转身避开，边走边问：“阿卯婆婆，你家是有多少财产呀？非要生个孙子？你家之前三个女孩怎么办？”
“这农村人哪，总想生个男孩子嘛！那几个孩子不在身边啊。”婆婆不敢正眼看陈主任。阿卯听了却突然叫起来：“宝宝换了金戒指，婆婆一个，我一个！”一边说一边抖搂着手上细细的戒指。我瞥了她婆婆一眼，左手上果然带着一个粗手镯和一个大戒指。
婆婆见我看她，赶紧将手往背后藏去，又在阿卯的手臂上胡乱掐了几下。
“别吵了！”陈主任将阿卯带进检查室，我跟着进去。检查室里阿卯身上的异味更浓了，陈主任也忍不住问她多少天没洗澡了。
“没洗过澡啊。没洗过。”阿卯睁着大眼睛，回答的很认真。
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陈主任将阿卯的衣服撩开，果然胳膊和后背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青紫色斑痕。在陈主任的轻声询问下，阿卯变得有些委屈，说道：“婆婆，老公，还有公公，阿卯不听话就打。阿卯不能说，妈妈会哭。”
看见阿卯满身的伤痕，我再也忍不住，告诉她被打了要报警，这是家暴。可阿卯满脸茫然，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陈主任瞪了我一眼：“就你懂，收起你泛滥的同情心，没他们阿卯能活得下去吗。”她示意我一起出去，迈出检查室，陈主任表情瞬间严肃，问道：“谁是阿卯丈夫？”
一个满身酒气烟味的年轻男人站了出来。
“阿卯不洗澡，你们就不怕宝宝在肚子里感染吗？怀孕还打她，你们是不想要孙子了吗？”两句话击中他们心中要害。第二天阿卯来住院时，身上果然干净多了。没过多久，阿卯生下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儿子。
出院时，阿卯特意抓着一大把糖果，找到我，笑着说：“小吴医生，请你吃糖。”
我本以为她的命运会因生了儿子好转。没想到2009年大年初一那天，我又在医院遇到了阿卯。
那天早上八点，医院急诊门口挤了很多人。我过去一看，阿卯穿着花棉袄，直挺挺地躺在抢救台上，衣服上全是冰渣，已经没了气息。不再是往日的娇憨模样，她静静地躺在那儿，身上的冰慢慢融化成水，一滴一滴在地上汇成小河。
警察例行来到医院，阿卯的父母公婆丈夫都坚决拒绝警察介入，并统一口径说阿卯是半夜乱跑失足落水。他们说的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但面对毫无证据的死亡，警察也无能为力。
直到我去阿卯生活的村子里探视别的病人，才在无意间听说了背后的故事。
阿卯并不是先天弱智，她也曾是父母捧在手里的宝贝。直到6岁那年，父母生了一个儿子。那年阿卯得了脑膜炎，当时父母一门心思扑在弟弟身上，直到阿卯不行了才送到医院抢救。阿卯捡回了一条命，但智力永远停留在了6岁。
为了凑儿子初中学费，阿卯在20岁时嫁入一穷二白的婆家，换来了800元彩礼。婚后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婆婆都悄悄将女儿送给周边没孩子的人家换钱。直到阿卯生出了儿子，才把孩子留在家里。
而在那年年底，阿卯婆家的村子要拆迁，因为是商业拆迁，赔偿数额不小。有了钱，想换个正常媳妇的想法冒出来，阿卯老公更加嫌弃阿卯。大年三十的那个半夜，阿卯莫名溺死在村外不远的池塘中。
接受了女婿给予的几万元钱，给了阿卯一个体面的葬礼。阿卯父亲对外说当夜女婿喝多了留宿在自家并未出门。有了不在场证明，警察也无能为力。而这些事都被阿卯父亲酒后当做谈资说了出来。有了女婿给的钱，儿子大学学费不成问题。
大年三十的晚上，沉浸在过年气氛中的同村人，并没有把夹杂在鞭炮声中的呼喊当回事。阿卯的尸体在第二天被出门拜年的人发现，早已被冻得僵硬。
- END -
撰文 | 吴晓慧
编辑 | 马延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