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式窒息:梦想是怎样被扼杀的?

不许说冷水江话

王佳梅来自湖南冷水江,在来到香港之前,先在东莞住了一阵子,学会了粤语。

学粤语对要去香港和母亲和姐姐团聚的她帮助很大。母亲担心她不能融入香港,在家里都禁止她说冷水江方言。

所以她的粤语和香港人一样熟练,只不过在细微之处还是会有些许不同。

和大多数内地来的学生一样,她在学校不是个刺头,有些沉默,但总归还是乖的。有时候老师可能会误解她,但其他时候,师长也给她及时的关心与帮助。

但是当老师问及她的秘密的时候,她更愿意把秘密藏在内地。更何况谁没有什么秘密呢?她亲眼目睹同桌突然抢走她的手工刀割腕,当血流出来的时候,一种令人焦虑和恐慌的气息也弥散开来——这背后又有什么秘密呢?

只是内地她又回不去,也没什么可牵挂的,除了她的生父。

她生父在冷水江的乡下没什么正经营生,以赌球为业。那个时候弗格森还没退休,曼联还是支强队,她生父只有买曼联输球才会赢钱。每当曼联输球,王佳梅都会给生父发短信:

“恭喜老爸,曼联输了。”

如今的曼联输的倒是多了,只是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王佳梅了。

从王佳梅来到香港到她被杀害,只过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香港男女

王佳梅是领到前往港澳通行证(即单程证)后前往香港定居的,而她母亲则是嫁给了香港人(也就是王佳梅的继父)并在香港居住满7年后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的。

像这种内地女性婚配香港男性后移民香港的情况很多见,从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发布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持单程证的群体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且十年前比现在还严重,如今可能因为内地男性婚配香港女性数量的增加等原因,比例失衡已经有所缓解。

数据来源:香港民政事务总署

男婚女嫁,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女人们要奔个前程,去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嫁人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在内地和香港的婚恋市场上,这个逻辑多少有些变形,以至于成为了被反复玩味,甚至诟病的对象。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出在明显过高的年龄差距上。一直到2011年,尚有55% 新来港妇女与丈夫年龄差距大于8 岁,“港式老夫少妻”非常常见。这很难让人相信这当中有多少爱情的成分,终究还是一档子经济决定论的事。

甚至在深圳一度还有专门代办跨境婚姻的中介,其中有人就在受采访时表示:

“很多人找我们的目的都很明确,或者要找个有钱的老公,或者为了赴港方便,只要求对方有个香港身份。”

王佳梅的母亲就是如此。她与一名卧病在床的香港老男人结婚,为的就是获取在港身份,并将两个女儿也接来香港生活。

而这种婚配模式往往会因为感情不深、年龄差距过大、过往期望落空等原因,酿成悲剧。最为严重的案例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在《香港围城》里提到的在天水围的灭门惨案,一名香港中年男性杀害了他内地娶来的妻子和双胞胎女儿后自杀。

统计数据讲的是同一个故事:2010年全港有512个家庭暴力求助个案,其中约八成是内地跨境婚姻妇女。其中还有不少被社工和阿Sir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水下,还有更多因为考虑到未来生活而没有向社会力量求助的家暴案件。没有人能了解内地女性远嫁香港荣光背后的心酸与委屈。

而另一方面,这些目的性较强的婚姻也让香港人把这一群体看作是内地人来占香港“便宜”、蹭福利的具体体现。

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 这些女人的家庭生活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实现不了的梦想

王佳梅的母亲是爱她的,但也不能事事满足她。

她十六岁了,正是爱美的年龄,梦想是做模特。她母亲送她一对耳环,却在不久又告知她耳环是朋友转赠的,朋友现在又要回去。王佳梅不甘心地摘下耳环,和母亲怄气,心里打定主意要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耳环。

但是对于这个学生妹来说,钱又要从哪里来呢?

继父卧病在床,母亲卖唱为生,在内地亲戚看来光鲜亮丽的港人生活,其实经济来源既少且不稳定。让一家四口能吃上饭就不容易,至于少女那blingbling的小小虚荣心,就只能在边上放一放了。

但王佳梅还是想要新裙子,想要高跟鞋。在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里,她都在幻想站在灯光炫目的T台上,迈着最潇洒的步伐,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有时,她也会无奈地把梦带到白天,在镜子前面观赏自己年轻的肉体。

但模特训练和装饰品还是不会有的。

还是不要上学了吧,出去打打工,自己赚钱做模特。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的追梦出路。

可在偌大的东方之珠,王佳梅又算老几呢?

打了几份零工之后,她选择了来钱最快的办法——援交。

第一个援交对象是个特别瘦的年轻男人。他脑袋大大的,还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却有点呆,明显就是一个被工作福报榨干了的社畜。王佳梅都不相信他享受和自己的缠绵,总觉得他其实想早啲训,明日早早返工。

不过这个男人还是想要有女伴的。交易过程中,他多次请求王佳梅做他女朋友,事后也发信息纠缠她。这反而让王佳梅觉得不明白,这种关系怎么可能产生恋情呢?她做援交只是想赚点钱,攒够了钱她就把手头零散的纸币拿去换了心爱的耳环,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然而世人皆难逃真香定理。不久她就爱上了一个顾客。和他过夜,她不收钱。

直到半夜她被他叫出去,他拽她去见他的女友。他指着王佳梅对他女友说:

“看清楚,我用得着追她吗?”

他女友反唇相讥:“你喜欢垃圾不行吗?”

在这一瞬间,王佳梅明白了,她不配被爱。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尽管他们处在一个公共空间。

援交则意味着她进入了一个更危险的空间。她无法知道下一个交易对象是怎样的人,他可能骗取她的心,也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她猜对了。

彻底结束的生命

要了她的命的人,是个卡车司机。

如果是在上世纪末,他可能还会拿着一份在当时的内地显得丰厚的津贴去深圳养情人。但距离上世纪末过去已有十年,这时候的卡车司机只能艰难揾食(运气不好遇到闹事的学生可能还要赔一大笔钱)。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生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猫咪在手,才可以笑几声,可这只猫是邻居老太太养的。

他给人搬家结识了一个女人,可那女人只想钓金龟婿,对他只有挑逗,没有满足。她熟练地吊着他,让收入微薄的他给她买了很多礼物。

他只是她的舔狗。

直到她想勾的金龟婿踹了她,她去美国的梦碎了,才回过头来满足了他一次。有钱人的事谁懂呢?开头或许是喜剧,结尾或许是闹剧,时长可能是两分钟,女方的好结果可能是去国外知名学府留学——当然,这比直接被踹了好多了。

在那之前和之后,处在社会底层,租住在劏房的他,始终只能靠双手满足自己。

或许还有交易。

他在QQ上结识了王佳梅。他问王佳梅,你那句签名“脸上泛着微热,发上结着红蝴蝶,正是那段往事,我思忆中的七月”是哪里来的。

她说这是郑秀文的歌词,她以前练习粤语唱的。只不过打这段字的时候她用的是普通话。

似乎他和她很亲近。

所以她去了他那里,完成了她最后一场交易,代价是她的命。

她不想要命了,当她下定决心的时候,她将那对耳环摘下扔在地上。

她让他杀了他。

他扼住了她的脖子。

她的人生就结束了。

正如她喜欢的那首郑秀文的《娃娃看天下》里唱的那样:

“这人生可轻易吗?”

杀人,碎尸。他中途还给朋友打电话:

“原来这么瘦的人也有这么多脂肪。”

他自首后,警官追问他杀人的动机。他说,我不恨女人,我恨的是人。

他也是这样解释碎尸动机的,他答应了她要杀害她,就会让她不那么讨厌,不那么像人。

警官直到案子审完,他被判了终身监禁,还纠缠不休想要知道他杀人的原因,去监狱里继续追问他。

警官问他:“你知不知道她怀了孩子?”

终于引得他暴怒,被人拉走。

他认为杀害王佳梅并没有错,因为这是王佳梅要求他的。他的罪是不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一下带走了两个生命。

一厢情愿的解释

以上是2015年的香港影片《踏血寻梅》对一个发生在2008年的真实案件的描述——在电影里,时间线被整体后移了2年。

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但也许正是因为对艺术的追求,让导演美化了很多真实世界里的情节,所以显得不合逻辑。

比如在这部电影里,人物都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

那位追查到底的警官,在送审之后还要追问动机,显得过于不近人情。他在电影里这样执着只会落得妻子离婚的下场,在现实生活中则近乎不存在这样的人。安排这个人物是因为在导演看来,这位阿Sir需要代表香港的良心,不断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血案,也想要抚慰还活着的人们。他继承了老港片里警察的良好形象。

王佳梅和凶手,则是香港底层的代表,他们又有不同。

王佳梅是来自内地的女性,在过往的港片中,内地女性常见的角色不是嫁给大龄香港男人的妇人,就是性工作者。而王佳梅及其家庭则巧妙地将这两者融为一体,成了一个被综合的他者形象,用以反映在香港的底层内地人命运。

凶手则是香港土生的底层。他们阔过,但收入和技能终究不足以帮助他们完成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同步转型。2010年的他们,生活环境狭窄逼仄阴暗,社会环绕着焦虑和戾气,自身还有着浓重的性压抑,每日像行尸走肉般活着。

在导演的思路下,他和王佳梅形成了共谋,仿佛两地的底层就能天然地互相理解,两人只是在绝望中互相帮助,他给了她解脱。

这只不过是导演的一厢情愿。他与其说是在讲述凶杀案,不如说在为他的香港找一个慰藉。

现实往往比文艺青年们喜欢的电影要肮脏一百倍。

在真实的案件里,“死者要求凶手杀死她”只是凶手的一面之词,谁也不知道王佳梅有没有提过奇怪的要求。电影也淡化了凶手的吸毒史,还给凶手安排了很多温情的桥段,让观众还有些同情凶手。

阅读香港警方的真实通报,你会觉得凶手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渣。案发后他没有主动自首,是有人提供了证据之后才被警察逮捕的。他处理尸体时情绪冷静,将头颅、骨头、人肉分三部分处理,甚至将部分人骨混入菜市场,造成了一段时间内附近居民“误食人骨”的恐慌。

他毁尸灭迹的熟练程度让人毛骨悚然,若不是警方掌握过硬的证据,他怕是还在逍遥法外。

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底层不是天然就能互相理解的, 甚至很多时候还是互害的。因为他们抬头低头见到的是对方,争夺的也是同一个生活空间里的资源,由争夺而生恨最是正常不过,要下手也远比跨越阶层容易得多。

至于绑架李嘉诚儿子这样的活计,还必得人称“大富翁”的张子强这样的犯罪首脑才做得到。

无处不在的焦虑

《踏血寻梅》值得称道的是摄影,光影运用十分娴熟。浴室、地下人行道、舍不得开灯的客厅、白炽灯闪烁的闺房、清晨摇晃的车厢,没有一处是敞亮光明的,让影片始终笼罩在一种朦胧而灰暗的光线里,你好像能看见一切,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在剧情与真事故事有巨大出入的情况下,光线还是帮助影片找到了氛围。

那是一种弥散在香港的焦虑,和经济有关,又不完全相关。

有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学历及其他变项的影响后, 香港80后能够从事中产职位的机会比“60后” 少68%。所以尽管80后比他们的前辈学历普遍高了,但竞争也远比前辈们激烈了。配合高学历背景下觉醒的个体意识,这种无力的反差只会更加令人绝望。

建制派会称呼抗议者是“废青”,认为他们一事无成,又无心上进,却阻人发财。

但年轻人会认为,自己一事无成并不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是一个时代共享的悲歌,更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公平。

他们都在现状里窒息。

香港文艺界也在一天天黯淡下去。过往要么潇洒、要么粗豪、要么楚楚动人的香港电影,在近些年变得充满了各种隐喻和悲情。

当然,优秀作品还是有的,像《踏血寻梅》在悲情之内,还有浓浓的人文关怀。

插句题外话,片中王佳梅喜欢的郑秀文,被誉为香港最后一位天后,也惨遭出轨,真是太难了。

而内地在香港的存在感已经很强了。

内地女演员春夏,就凭着《踏血寻梅》拿下了2016年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了金像奖第一位90后“影后”。她凭着23岁的作品就拿到了很多香港女演员奋斗一生的殊荣,给她陪跑的是林嘉欣、汤唯、张艾嘉、杨千嬅,两个香港人,一个台湾人,一个内地出生拿了香港护照。

而在那届金像奖上,《踏血寻梅》狂揽七项大奖,却与最佳电影这个奖项失之交臂。最佳电影的获奖影片名字不能说,提示一下和陈奕迅的国语成名曲同名。它是具象化了香港人潜藏在内心中的担忧,说起来有些可笑,但那种气氛是萦绕在不少香港人心头的。

这种焦虑让人窒息,让人流血。

不管怎样,内地人在香港的故事还要继续下去。

就在《踏血寻梅》上映的2015年,在电影《过春天》的平行世界里,从深圳到香港跨境上学的少女佩佩从粉岭放学,去上水的黑社会处取要走私的iPhone,走过边界,将iPhone交给下家。

她那年也是十六岁。

“十六岁,卜卜脆”。

参考文献:

赵永佳, 叶仲茵. 香港青年“下流”问题: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J]. 港澳研究, 2015(3):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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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