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大约850,000份原始信息的分析，牛津大学的一家研究机构正试图解释为什么现代人的生活看起来总是那么忙。
1961年，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收音机之外开始购买电视机，BBC试图通过调查研究找出最佳的节目播出时间，于是其听众调研部门决定在全英国范围内开展一个调查，通过对部分民众在一天中每隔半小时分别在做什么进行记录，以推断其电视机或是收音机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收回的是2363份记满了英国人日常琐事的日记，其中一份这样写道：“早晨8点，吃早饭；8点30分送孩子们去学校；9点钟打扫卫生，听《主妇的选择》”（注：BBC在1946-1967年间大受欢迎的广播点歌节目）”
牛津大学的时间使用研究中心保存着世界上最多的时间使用情况日记，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该中心收集了近30个国家超过50年的数据，总计达850,000人日（注：人日为统计学名词，指一个普通人正常活动的一日）。这些材料展示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日常行动记录，包括人们每天在什么时间点工作、睡觉、娱乐和社交，以及这些习惯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荷兰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Ignace Glorieux说：“这个研究很独特，其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搞多大，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海量的记录。”
这些记录对于解决很多有关现代生活的科学和社会难题都有帮助，特别是有助于解决关于现代生活的一个悖论：在西方社会有这么一种广泛流传的观念，就是由于工作、家庭、琐事、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等等无休止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较以前变得更忙了。但是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马里兰大学的John Robinson正参与时间使用研究工作，他说：“从记录来看我们根本找不到人们变得更忙的迹象。实际上，在大部分发达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如果把有报酬和无报酬的工作加到一起，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流行病学家们则正在研究这些日记，分析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如何造成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增长的。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生理学家Edward Archer说，这些日记 “是我当时所能利用的最宝贵的资源”，他在2013年的一项关于肥胖症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些资料。
现在，牛津大学的这个研究中心正在对他们已经沿用了50年的调研方法做一项重要的升级测试。从去年开始，他们不仅要求被访问者完成手写的日记，还给他们一个电子穿戴设备和一个小型照相机，用于拍摄他们一天中不同时段的照片。“这个尝试有点冒险”，该项目的负责人，社会学研究人员Teresa Harms说，“新科技是否会比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的老方法更管用？”
时间管理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牛津大学的这个研究中心致力于时间使用研究，但它的科研人员对于时间的利用并不比普通人好，甚至还更差。这是七月的一天，圣休学院外学生们正在草坪上玩门球，但是这座大楼里面的人可就没那么悠闲了。一个慌张的女博士后没听到闹钟，睡过了头，10点33分才来参加会议，迟到了1个多小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之一，精力充沛的社会学家Jonathan Gershuny则坦承他自己的时间使用管理“一塌糊涂”，他刚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外面，所以他接下来的赴约不知道要迟到多久。
不过这些看起来对Gershuny的工作并没什么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中心设立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时候他刚到位于英国布赖顿的萨塞克斯大学工作。Gershuny想要做的是预测社会与经济在未来的数十年间的变化，不过他意识到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能说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分配时间的。
Gershuny开始搜寻各种要求人们记录其日常活动的调查，开头提到的BBC的调查日记就是他开始搜集到的档案之一，他还从学校的一个快要烂掉的旧茶叶箱子里找到了1930年代的上千份记录。
随着Gershuny搜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一个事实变得愈发明显，即这些资料是由世界各地的不同研究人员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搜集的。要想让这些数据格式一致并且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他必须把它们转化成标准的形式。因此，在1980年代，当Gershuny还在巴斯大学的时候，他创立了《国际间时间使用研究》，在这一系统中，所有的日常活动都被赋予了41个代码的其中之一，比如：修剪花草-9；睡觉-16；休闲-36；等等。1988年，Gershuny和Robinson发布了早前的一个对美英两国的日记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结果显示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以及社会理念的变化，两国的女性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都略有减少，相应地男性做家务的时间稍有增加。
本世纪伊始，很多国家开始搜集标准化的时间使用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从2003年开始逐年收集。时间使用对于社会经济和国民健康的影响逐步吸引了全球性的关注，并推动了这些相关研究。
不过日记资料库的工作对于Gershuny来说一直是某种副业，直到2008年他正式获得资助以在牛津大学设立一个中心专门开展时间使用研究。2013年，中心获得了来自欧洲研究委员会的250万欧元（约280万美元）和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 (ESRC)370万英镑（约570万美元）两笔大额资助，用于开发日记资料库并在英国展开一项大型的时间使用日记搜集工作。
Gershuny说，这项研究以前做的时候一直心有不甘，不过突然之间，一切辛苦都有了回报。这项研究当中有一个内容是研究为什么有的人始终会觉得很忙。
我很忙
1930年时，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写过一篇短文预测100年以后的生活，他预测美国和欧洲将变得非常繁荣，以至于人们每周仅需要工作15个小时，“我们的孙辈们”主要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打发剩下的那大量的时间。
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像预想的那样，Gershuny在本世纪初开始思考这个问题。Gershuny感觉分身乏术，比以前更忙，而且他身边的人也同样在抱怨工作越来越繁重，精神压力大。相关主题的图书数目繁多，书名包括《争分夺秒》，《史上最忙时》，《工作永无止境》，等等。民调数据也暗示了这个问题，在美国，认为自己“始终”处在繁忙状态的人的比例在1965年是24%，到了2004年已经上升到了34%。
但是当科学家们在利用日记的数据研究这个问题时却发现了不同的情况。分析表明在很多国家人们通常都会高估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如在美国平均会高估5–10%（参见《时间的真相》一书）。不过那些确实每天工作较长时间的人高估自己的程度最大，那些估计自己每周工作75个小时的可能高估了50%，而一些特定的职业，比如教师、律师、警察等，工作时间高估逾20%。（科学家们倒没那么夸大自己的工作强度，他们估计自己每周工作约42小时，而日记上的实际时间记录是39小时。）
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Gershuny比较了1961年的BBC日记数据和1983至1984年间以及2001年搜集的英国范围内日记数据，加总了人们的工作时间（不管有无报酬）和其他活动时间，以测算人们是否真的比40年前要工作更长的时间。
答案是取决于具体情况。男性的有偿工作时间有所减少，无偿工作时间有一定增加，总的结果每天的闲暇时间多了接近50分钟。女性则相反，有偿工作时间增加，这也再次印证了这几十年间女性更多地步入职场的现实，但无偿工作时间减少，总时间基本上没变。
在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调查结论基本相同：总的工作时长变动不大，但是用于休闲的时间稍有增加，至少在某些研究项目或是群体中。一言以蔽之，没什么证据证明人们比以前工作更辛苦。和Gershuny一起执掌时间使用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社会学家Oriel Sullivan说：“当我们仔细分析国家层面上时间使用的平均数据时，确实得不出人们比以前更忙这个结论。”
但是有些特定群体的时间使用变化颇大。根据Gershuny、Sullivan和其他时间使用研究人员的调查，有两个分组的人确实工作更加辛苦了。一个是就业中的单亲父母，他们的工作时长显著超过平均值；另一个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家有幼儿的。这个群体的成员发现自己不仅要应对工作的强大压力，而且还面临高质量地陪伴下一代的社会压力。Sullivan说：“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这两个压力的结合就使得他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研究人员说，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生活变得更忙碌了。Sullivan和Gershuny提出，每天忙得应接不暇的专业人士包括很多研究讨论这一现象的学者，也包括那些描述这一现象的记者，也就是说：真正忙碌的人有话语权。
不过Gershuny又提出，对于工作和休闲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在19世纪的欧洲，一个人有很高社会地位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每天有巨多的休闲时间。一个哲人描述文学作品中1840年前后巴黎人的典型形象：他们是如此悠闲，以至于牵着一只乌龟在花园里散步也是个非常有范的事情。
到了21世纪，情况反过来了，忙碌成了享有社会特权的一个标记，因此忙碌也成了一些人急于给别人留下的印象。Gershuny将忙碌比作现代社会的“荣誉勋章”，对此Glorieux表示赞同，他说：“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忙’，他们不会说‘我不忙，我闲死了，我正看电视呢’等等。”
同时进行多种事务可能也会让人感觉更加忙碌，尤其是在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时。Robinson说，美国研究人员搜集的时间日记在记录人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上做得很不够。他怀疑部分是因为现在电子设备变得非常普及，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在做调查表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报告他们正在使用电子设备。
牛津大学的日记记录还向我们揭示了人们在时间使用上的一些其他的改变。2011年，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后Evrim Altinta根据美国1965年至2013年间的时间日记资料，分析父母用于“亲子教育”方面的时间，也就是在陪伴小孩读书、交流以及辅导他们作业上的时间。父母在这方面的付出对于子女的学习成绩、日常表现乃至于长大后的成就都有影响。
Altinta?发现，整体上2000年以后的父母在亲子教育上所花的时间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要多，其中夫妻双方都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要比那些最高只有高中学历的在亲子教育上的时间增加得更多。她估算，在本世纪初，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小孩比出生在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小孩每天要多享受到27分钟的亲子教育，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小孩在4岁之前要多获得657个小时的呵护。相比之下，出生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的小孩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些日记也揭示可能影响成人健康的一些变化。在一项关于肥胖症的研究当中，Archer分析了1965到2010年间的超过50,000份女性的日记资料，并且把这些对象的时间使用分类为有偿工作、家务劳动、个人打理以及闲暇时间，然后他分别计算这几项活动中消耗的能量。结果显示，和1965年相比，2010年的女性每周在做饭、打扫、洗衣服等家务活上要少花大约12个小时，并更多地转向一些久坐的事务，例如使用电脑。据此研究人员测算，当今的职场女性与1960年代的女性相比，每天要少消耗130千卡热量，他们认为这或许是美国人肥胖症上升的原因之一。（Archer强调他并不是在说明女性应该多做家务，这项调查只是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多多进行各种体育运动的公共健康建议。）
Gershuny和Harms正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尝试更为详尽地分析日常活动中的能量消耗。Harms正在设计一个调查日记的选项，有超过800项日常活动，分别对应一个能量消耗值（活动细化到类似玩飞镖、挖煤、泡泡浴和赌钱等）。这项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表明，在健身房锻炼或者其他有意进行的体育活动所消耗的能量都仅占个人一天中所消耗能量的极小部分。有偿工作和照顾小孩通常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因为即便这些工作的强度不大，他们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Harms说：“真正的新陈代谢活动都是在工作日进行的”
下一代日记
自从Gershuny开始了他的日记收集项目后，时间使用研究成了热门，该领域现在有数百人在从事研究。不过用日记记录时间使用情况有其固有缺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记录可能是不准确的：人们很快忘记曾经做过什么事，从而导致不准确的记录——甚至还有可能撒谎。希望提高准确性是CAPTURE-24这个项目的目的之一：Gershuny和Harms的这个项目使用了一些最新的设备用于搜集新一代的日记数据。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约150人参与了他们的新项目，他们在手腕上戴上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脖子上挂着一个每分钟拍摄3张照片的小型照相机，数据搜集时间是持续24小时。同时他们也每隔10分钟在一份传统的日记调查表上写下文字记录。这个项目的目的是研究新科技能否比传统方式为研究者提供更有用的数据。
对于身体运动和能量消耗，加速度传感器应该会获得更准确的数据，这也是这个项目获得位于伦敦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者英国心脏协会和惠康基金会，以及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原因。照片能够更加忠实地记录受试者何时用餐，享用哪些食物，而在传统调查中，关于食物的记录极度不可靠。同时照片也可以反映人们在与子女交流方面重要的细微差别，如果照片显示你实际上是在摆弄手机，那么你很难说你其实是在专注于照顾孩子
Harms的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穿戴设备和纸质调查表对于活动的顺序描述是一致的，但是穿戴设备却能够提示纸质调查表漏掉的细节。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认同未来需要靠手机和其他设备来搜集数据。Glorieux说，或许这会成为时间使用研究的新的推进剂。他还预测未来手机和联网的穿戴设备搜集的日记数据内容会扩大到地点、心率、能量消耗甚至环境噪音等等。
牛津的研究人员们都急切希望用其他途径增加日记数据量，他们最近又新添加了来自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数据，他们也正努力获得东欧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Gershuny甚至抱有希望，认为还有其他的装满时间日记的旧茶叶箱子等着他去发现。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从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工作、休息和休闲中分析文化的差异。
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数据，那么少的时间。很显然，完成这些事情所要的时间要远远超过Keynes预想的一周15个小时。不过科学家们正在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
来源：《自然》杂志网站
作者：Helen Pearson
翻译：心止即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