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太后的更年期 
从洛阳南宫到长安未央宫,基本建成西汉政治架构的刘邦面对殿堂肃穆,朝臣俯首,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有人说汉代皇家祭制度,“《汉仪》中有‘高祖南向,吕后少西’”(《朱子语类》卷九○)。这样说来,在特定情境下,据于权力体系顶端接受臣子们隆重礼拜者,除刘邦外,还有皇后吕雉。
吕雉字娥。这位吕后刘邦“病甚”时,曾经询问萧何之后“令谁代之”,在人选安排方面接受了继而曹参,次则王陵、陈平、周勃的明确指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可知后来对政局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高皇帝的认可。在刘邦辞世后,吕雉帮助汉惠帝行政七年,后来又以皇太后身份专制八年,“号令一出太后”(《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实际上管理汉家天下十五年之久。文天祥《徐州道中》诗句“巍然女娲帝中闱”(《文山集》卷一九《指南后录一》),承认吕雉身居“中闱”然而已经“巍然”显示着“帝”的威权。元人许衡《稽古千文》所谓“吕雉鸣晨,房闼出政”(《鲁斋遗书》卷一○),则以歧视女性的鄙薄之文形容同一事实。吕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权力地位等同于皇帝的女人。作为女性,她的政治控制力和社会影响力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后世政治史中也极其罕见。宋代诗人汪元量有《把酒听歌行》,其中写道:“君把酒听我歌,汉家之乱吕太后,唐家之乱武则天。魏公铜台化焦土,隋炀月殿成飞烟。”(《湖山类稿》卷三)关于女性对最高权力的干预,首先说到吕太后和武则天。后人评价说,吕太后和唐代武则天的区别,仅仅是没有把汉王朝的“汉”这个字符修改掉。如朱熹所说:“吕后只是一个村妇人,因戚姬遂迤逦做到后来许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无君之心。”(《朱子语类》卷一三二)明人周琦也说:“女主自王有二:吕后其一,武后其二。吕后止于称制与诸吕危刘之祸,武后则不止称制。”(《东溪日谈录》卷一四《史系谈下·唐》)
由于吕太后过度提高吕氏的地位,严重侵害刘氏帝权,以及她人生终点发生的流血政变,即《史记》卷一○四《田叔列传》所谓“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这位曾经君临天下的强权女子的形象,被涂抹上丑恶的油彩。仅仅数十年后,汉武帝已经将吕后故事看做历史教训。他在解释残杀钩弋夫人的理由时说:“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汉光武帝又正式宣布“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剥夺了她“高皇后”的称号,“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与刘邦并列于“至尊”的位置,换上了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
吕后在历史记录中另一受到严厉批评的突出表现,是杀害功臣。《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说:“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彭越、韩信之死,吕后都有直接的动作。宋人张耒《题淮阴侯庙》序文分析当时情势:“吕太后劝高祖诛彭越,使舍人告其反,而越固未尝反也,特以为名耳。高祖将兵居外,而太后在长安,太子仁弱不知兵,而韩信方失职在京师。吕畏其乘时为乱而不可制,使人诬告其反,诈召而诛之耳。”又批评萧何对吕后的策应。其诗曰:“云梦何须伪出游,遭谗犹得故乡侯。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原注:“(萧)何不为信辨其枉也。”(《柯山集》卷二二《七言绝句》)张耒的见解,大概可以看做比较典型的意见。对于吕后之心狠手辣,我们看到这样的历史评价:“曾谓国家之勋臣,取而族灭之,无遗噍类,若置中兔然,未尝有难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忍人哉后也,一至此极也。”([明]梁潜:《泊庵集》卷二《高帝吕后论》)李贽《史纲评要》卷五就韩信、彭越之死两段历史记录分别批注:“吕后狠。”
朱熹所谓“因戚姬遂迤逦做到后来许多不好”,可能首先是指残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写道:“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汉惠帝刘盈对刘如意曾经专意多所卫护。“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然而悲剧终于发生,“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吕后随即有对戚夫人骇人听闻的残害,“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 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事后,吕太后又让“为人仁弱”的刘盈进入罪恶现场,“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汉惠帝于是从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不惜摧残自身,以麻木心态显示和国家权力的决绝。吕太后“骄蹇”“自恣”的行为竟然不顾及对亲生儿子的心理刺激,而刘盈对生母也有“此非人所为”的指责,足见其凶残手段就连最亲近者也无法容忍。
对于彭越、韩信究竟反与不反,历来争议纷纭。也有人说,即使冤杀韩信,主谋也是刘邦,责任不应全在吕后:“吕后杀韩信事,窃意高祖必有言。史称帝畏恶其能,以‘畏恶’之语观之,则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于左右。其讨陈也,空国远征,信留京师,帝岂无防信之密谋乎?但他人不知,而吕后自知之。故告变一上,即用萧何之计诈而斩之。不然,信以盖世之功,为国功臣,后安得因一时之飞语不待奏报而遽杀之乎?以是观之,则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计也审矣。”(〔明〕薛:《读书录》卷六)也有人以为,刘邦和吕后除功臣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当是时,帝及吕后年皆渐高,而新造之邦,反侧未定,诸强功臣皆在列。使帝后一旦去世,太子临朝,固能安镇而驾驭之乎?未也。观后惠帝之动静,则可知矣。”(〔明〕高拱:《本语》卷四)又有人指出:“当高帝时,后诛韩、彭如杀狐兔。高帝崩时,且欲尽诛诸将而后发丧。”(〔宋〕马廷:《碧梧玩芳集》卷二一《读史旬编·吕后》)似乎诛杀功臣,已经形成了行为惯性。吕后的作为,更超过刘邦。《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据说这一说法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为可疑,不予采信。清代学者王懋指出:“高帝崩,吕后四日不发丧,谋诛诸将,以郦商而止。《通鉴》以其言为妄,削不载。然帝崩四日不发丧,此必有故。史所传非妄也。”(《白田杂注》卷五《读史漫记》)而《吕太后本纪》说到“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则功臣名将以为面临威胁,是确定的。
对于“人彘”故事和赵王如意之死,宋人余靖《汉论上》说,孝惠“植性仁弱”,“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寿命,以成高后之势”(《武溪集》卷四《论》)。清乾隆帝对汉惠帝也有直接的责备:“岂有身为人主宗社所系而不能善处家庭之理?淫乐不听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吕雉之祸兴矣。惠帝实高祖之罪臣败子耳!”(《评鉴阐要》卷一《惠帝》)虽然指汉惠帝放弃政治责任为“吕雉之祸兴”的端由,然而亦以吕太后与戚夫人、赵王如意的关系为“家庭”之事。也有论者认为:“呜呼!此必其闺门之间事,有无意于相激,而势必至于相激,以至于此也。”(〔宋〕史尧弼:《莲峰集》卷七《论·吕后论》)又有人说:“妒忌妇人之常,况吕氏之悍乎?”(〔金〕王若虚:《滹南集》卷二五《君事实辨》)以为“人彘之酷”只是平常“家庭”“闺门之间事”者,恐怕并不能以此洗刷吕太后残戾双手的血污,也不能合理解说这一史上罕见惨虐行为的心理背景。
虽然对诬杀彭、韩事、迫害戚夫人以及使人持饮赵王如意事的判断有所不同,但是对吕太后抬升吕氏地位,危害刘姓天下的行为,历代评论者大多都予以严厉指斥,以为罪大恶极。曹植说,刘邦对吕后缺乏警惕,以致“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艺文类聚》卷一二引曹植《汉二祖优劣论》)。宋人石介说:“吕后专制,而炎汉中否。”(《徂徕集》卷五《杂文·原乱》)史弼尧说:“诸吕之势必至于倾汉”(《莲峰集》卷七《论·安刘氏者必勃论》)明代学者周琦指出,“西汉之坏”在于“诸吕”,而“诸吕之乱,起于吕后”(《东溪日谈录》卷一三《史系谈上·西汉》)。对于“社稷几移”的危险,有人看得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距吕后不远的人们的评论,袁盎说:“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史记》卷一○一《袁盎晁错列传》)晁错说:“吕后专制,社稷不倾若发。”(〔唐〕马总《意林》卷二引晁错《新书》)所谓“不绝如带”,“不倾若发”,都指出“炎汉中否”已几乎是事实,汉王朝名义上的存在,只有极其微弱的维系力量。汉光武帝时代将吕太后驱逐出高庙的宣言,也说“天命几坠”,刘氏政权已成“危朝”(《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宋人黄震说:“汉氏已绝而复续,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尽聚之京师,歼于吕氏妇人之手,无噍类矣。”(《黄氏日抄》卷四六《读史一·史记·吕后纪》)也有“汉氏已绝”的判断。明人梁潜也说:吕氏“滔天之势已成”,“当是时汉已亡矣。”(《泊庵集》卷二《高帝吕后论》)唐人李德裕有这样的分析:“(吕太后)称制八年,产、禄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则刘氏之业必归吕宗。”(《李卫公外集》卷一《评史一·张辟论》)宋人罗大经也以为:“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则刘氏无噍类,而火德灰矣。”(《鹤林玉露》卷一○)以为吕太后先逝,而陈平、周勃有以表现,其实只是历史的偶然,否则势将“火德灰”而天下“必归吕宗”。乾隆《曲逆故城》诗:“设非天夺吕雉魄,刘氏安危未可知。”(《御制诗五集》卷七一)也表现了类同的历史见解。
宋人史尧弼撰《吕后论》曾经就汉初和唐初政治变局发表感叹:“汉、唐之初,收天下于秦、隋鼎镬之余而与民休息,意其根蒂卒未可摇动也,然皆不再世而几夺于一妇人之手者。”(《莲峰集》卷七《论》)所谓“不再世”云云,是说在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二代领导人权力转递之际,就发生了国家控制权差一点就发生变易的严重危机。
我们不赞同站在王朝正统观念的立场上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比如以为在吕太后的时代危害刘氏帝业者就一定应当受到历史审判。但是对政治权力是否从心底酷爱,是否全力竞夺,毕竟表现出个人的基本品性。而秦末动乱和楚汉百战之后如若发生动荡,毕竟也会影响社会生力艰难复苏的历史进程。
考察吕太后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史家和政论家们所指责的她的罪恶或者过失,都发生在其晚年。这些表现,如朱熹所说,是“后来许多不好”。
历史记忆中吕太后起初的历史形象,竟然是一位劳动妇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家事的经营,可能偏由吕雉支撑。“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可见身为农妇的吕雉是颇富有同情心的。此“老父”善相,发表了吕雉“子母皆大贵”而刘邦“相贵不可言”的预言。我们更为注意的,则是司马迁为我们保留下来的吕雉率领子女从事田间生产劳作的珍贵镜头。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历史细节,朱熹说“吕后只是一个村妇人”。
看来,所谓“凶妇肆酷之心”(《艺文类聚》卷一二引曹植《汉二祖优劣论》),所谓“吕后之悍戾”(〔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三《汉高帝》),所谓“吕氏之凶暴”(〔宋〕张:《南轩集》卷一六《史论·王陵陈平周勃处吕后之事如何》),所谓“吕后之阴险”([宋]史弼:《莲峰集》卷七《论·吕后论》),所谓“吕雉之悍挚”([明]周是修:《荛集》卷六《杂著·平勃辨》),所谓“吕后强虐”([清]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三三《史评·汉书》),所谓“吕后残忍险毒”(〔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一一《论·汉以周昌为赵相赵尧为御史大夫论》)等等,似乎都是吕太后“后来”的形象。
明人张宁的历史评论说到吕太后,用“刚厉残忍”语(《方洲集》卷三二《读史录·安帝·建光元年》“皇太后邓氏崩”条),前言“刚厉”,后说“残忍”,正符合这位女子的人生阶段特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又载郦寄语:“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对于吕太后政治生涯前期辅助刘邦“定天下”的功绩,《史记》卷五一《荆燕世家》田生曰:“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如宋人史尧弼说:“彼其初随高祖,颠越狼狈,艰难劳苦之态,亦备尝其极味矣。故得天下,而为汉家谋虑,亦不可谓不至。”二人“同冒百战而后得天下”,有“百战离合之恩爱”(《莲峰集》卷七《论》)。元人王沂说:“昔高帝之兴,吕以佐定天下功为后。”(《伊滨集》卷一八《记·复修庙记》)明人邵宝说:“高帝百战定天下,吕后从焉。”(《学史》卷十二《丑》)清人陈廷敬说:“高帝起布衣,与吕后更尝忧患。”(《午亭文编》卷三三《史评·汉书》)这样说来,秦汉之间的“天地一大变局”,吕雉也是创造者之一。朱熹甚至写道:“吕后与高祖同起行伍,识兵略,故布置诸吕于诸军。平、勃之成功也,适直吕后病困,故做得许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朱子语类》卷一三二)照此说来,所谓“诸吕作乱”得以平定,实是一种侥幸。宋代学者张耒说:“夫以陈平、周勃之才,而驭吕后、禄、产之庸人,此无以异于取诸怀中而杀之。然是二人者,怯畏缩而不敢发,乃更先为自安之计,以固吕后危疑之心,终吕后之世而不动。及吕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禄、产,何其多忧自重而不敢易之?”然而,吕后绝不是“庸人”,事实也并非张耒所评断,吕后之“智谋”其实确“有深远可畏而不测者”(《柯山集》卷三七《论·平勃论》)。也有人这样评价吕太后:“彼固一妇人也,而其雄猜杰黠,有猛士之肝肠。”(〔明〕梁潜:《泊庵集》卷二《高帝吕后论》)理解吕太后之“智谋”与“雄猜”,也许应当联系朱熹老夫子提醒我们注意的她“与高祖同起行伍,识兵略”的实践经历。
吕后在项羽彭城反击时,就与刘邦生父太公一起被捕,长期扣押于楚军中,成为人质,这就是所谓“太公、吕后质于羽军”(〔宋〕周紫芝:《太仓米集》卷五七《书·上皇帝》)。直到项羽同意与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时,方才释放太公、吕后。宋人舒岳祥《虞美人草》“吕雉前曾入楚军,项羽还之亦有恩”句(《阆风集》卷二《七言古诗》),说的就是当时情形。项羽军东归,而张良建议刘邦背约追击。“程子曰:张良才识高远,有儒者气象,而亦以此说汉王,不义甚矣。”对这样的意见存在争论(〔明〕杨慎:《升庵集》卷四七《张良鸿沟之谏》),而吕后却正是在这种和议生成的背景下回到刘邦身边的。而随即发生的,是最终决定项羽败局的垓下之战。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吕后初无功于王业也”(〔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一《读史旬编·吕后》)。其实,吕后很可能早在彭城失利“质于羽军”之前,也就是在反秦战争和楚汉相争的早期阶段,于刘邦的政治军事实践已经多有襄助。我们知道比较明确的实例,有芒砀云气神话的制作和传播。
楚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人亦不免夸大楚地反秦的敌情。《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据说刘邦亦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随即于丰西泽中斩蛇神话之后,又生成了刘邦所居上空常有云气的神话:“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这种神异传说对于吸引群众附从发生了积极的效应,据说“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太平御览》卷一五引应劭《汉官仪》的说法具体细节又有不同:“高祖在沛隐芒砀山,每出游,上辄不欲令吕后知,常在深僻处。后亦常知所在。高祖问曰:‘何以知之?’后曰:‘君所居处上有紫气。’”无论是“云气”还是“紫气”,传说原本都是出自“吕后曰”。吕雉的舆论准备方式,表现出异常的政治“智谋”。清人查慎行《望砀山》诗于是写道:“万乘东南巡,本厌天子气。匹夫乃心动,走向此中避。云气随真龙,人谁迹刘季。可怜秦皇愚,不及吕后智。”(《敬业堂诗集》卷二○《游梁集》)
在刘邦“得天下”之后,吕雉“为汉家谋虑,亦不可谓不至”的例证也有一些。除了锄灭功臣以维护帝权集中而外,也有表现出清醒政治理念的举措。例如《汉书》卷三《高后纪》记载:“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按照唐代学者颜师古注的解释:“罪之重者戮及三族,过误之语以为妖言,今谓重酷,皆除之。”这项重要的法制改革,也可以算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此本惠帝之意,《通鉴》不载此诏,是没惠帝之美而反移之于吕后也。”(〔清〕王懋:《白田杂著》卷五《读史漫记》)其实,如果了解汉惠帝执政时真正的专权者是谁,就可以知道此“惠帝之美”,其实也可以归之为吕太后的政治贡献。关于文化政策,王夫之曾经说到“读书之种”的存留和延续,涉及汉初历史。他说,“汉之犹有贾(谊)、董(仲舒)、(王)臧、(赵)绾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读通鉴论》卷二《惠帝》)而注意到曹参主政时期对儒生“有以养之”的意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对吕太后时代文化政策的表扬。《北堂书钞》卷六○引《汉旧仪》有这样一句话:“高后选孝廉为郎。”一般以为,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孝廉”的做法。据《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于是,以“孝廉”为对象的察举制得以明确成为正统的选官制度,而旧时的世官制走向终结。有的学者指出,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因汉武帝的这一指令,成为“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通过《汉旧仪》的记录我们知道,这一选官方式之历史性前进的第一步,竟然是从吕太后时代起始。
宋人吕祖谦说:“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历代制度详说》卷四《漕运》)元人郝经回顾汉世食货制度,也说:“汉兴高后文景之际,与天下休息,劝课农桑,使民著本,屡除田租,至三十而税一。齐民始有盖藏,而既庶且富矣。”(《续后汉书》卷八九《食货录》)这种将“高后”时代和“文景”时代一并述说的方式,许多政治史家是认同的。其实,就政策设计而言,吕太后专政时代可以说已经初步开启了被看做历代政治成功典范“文景之治”的历史。所以《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篇末“太史公曰”有这样的赞美之辞:“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就一位明智成熟的政治人物而言,如果说先则“刚厉”,后则“残忍”,如果说曾经“智谋”“深远”,最终又“做到后来许多不好”,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在记录和分析吕雉历史表现先后的差异,有人注意到她人生阶段的变化,即迈入老年的事实:“太后春秋长”(《史记》卷五一《荆燕世家》田生曰)。实际上,吕雉与戚夫人怨意的发生,起初始于前者年龄的败势。《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以及所谓“戚姬以华色专宠”(〔元〕王沂:《伊滨集》卷一八《记·复修庙记》),已经说明了这一事实。宋人吴曾说:“吕后年长有过,稀复进见,汉高弃之如去尘垢。”(《能改斋漫录》卷八《沿袭》“不去吕后为惠帝计”条)也强调了“吕后年长”。
也有人注意到,在就继嗣人选于刘盈与刘如意之间发生犹豫时,高帝“与吕后年皆渐高”(〔元〕陈世隆:《北轩笔记》)。据苏轼分析:“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东坡全集》卷四二《汉高帝论》),也说汉惠帝即位时吕后应年事已高。后来陈平、周勃等大臣的主意,也正是“姑为自全之计,以待此媪之老且死”(〔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一《读史旬编·吕后》)。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从吕后之欲,俟后渐老,观衅而徐图之。”(〔明〕周是修:《刍荛集》卷六《杂著·平勃辨》)
史尧弼分析吕太后事迹,《吕后论》和《安刘氏者必勃论》两篇政论文字都说到“妇人之情”(《莲峰集》卷七《论》)。元人张养浩《吕后》诗有“妇人阴类狠淫俱”文句(《归田类稿》卷二二《五言绝句》)。《无能子》卷中《商隐说》也写道:“吕雉女子,性复惨忍。”如果剔除这些议论中性别歧视的成分,考虑女性更年期烦躁、焦虑、多疑、易怒等不正常心理因素可能的政治史影响,或许也不失为探索若干历史现象真实原因的一种可行的思路。
对于“更年期综合征”的通常解释,是人体某些器官老化,某些生理功能逐渐衰退或者丧失所引起的以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代谢障碍为主的一系列症候群。医学界和心理学界一些研究者称之为“男性更年期综合征”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也有心悸、抑郁、暴躁、倦怠、偏执、喜怒无常,以及猜忌心重,孤独感、压抑感、恐惧感强,记忆力下降,自主决策能力减退等表现。而这些现象在中国古代帝制时代,可能会因患者控制绝对权力,也就是吕后故事所谓“骄蹇”“自恣”而“莫能禁”,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形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会导致危害的放大,使得某一个人的心理病症成为整个社会的全面灾祸。这种情形在晚年帝王“做到后来许多不好”的行政经历中,是并不罕见的。对于吕太后教训致使“国家所以乱”有所认识的汉武帝,晚年也曾经有“春秋高,意多所恶”(《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的心理表现。如宋代学者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所说,“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而“心术既荒,随念招妄”,“迷不复开”等等心理症状,也是导致“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
作者： 王子今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