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下)
明之狂的篇幅已经占去太多,无论如何不能再“狂”施笔墨了。下面循历史时序,再略谈清朝的“狂”的问题。很不幸,我们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已经很少看到士之能狂的踪迹了。
一
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的鼎革,也有文化的激变,所以顾炎武有“亡天下”之说。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迅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趋于精致化和休闲化,这为作为知识人的士阶层和商业精英的自由狂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问鼎,第二年南下摧毁南明小朝廷,带来的是强悍的同时也是粗糙的生活方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援引河东君的友人汪然明的一封信函,颇及明清之变给西湖景观造成的影响,其中写道:“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徵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畏缩,欲不早归不得矣。”(《柳如是别传》中册,377—378页)。汪信中的“沧桑后”一语,指的就是明清鼎革。晚明之时如此繁华旖旎的西湖,陡然间变成了清兵的“饮马之池”,这是何等的沧桑巨变。不用说“选妓徵歌”的夜游狂欢了,白昼里游人尚且因恐惧而畏葸不前。
陈寅恪先生在征引汪然明的信函之后写道:“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深。吁!可哀也已。”(同上)寅老的史家之叹,给我们留下诸多思考。实际上,清之代明而起,知识人和文化人首当其冲,要么投降,要么死节,生命尚且难保,除了偶尔的因病而狂者(“病狂”),哪里还能找到正常的“书狂”和“士狂”?更不要说龙性使然的“龙德之狂”了。四十年的武力征伐(一六四四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评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狱(顺治十六年的庄廷龙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中间经过一百二十八年的时间),已经让社会欲哭无泪,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制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
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从学术思想上不能认同王学流裔的肆狂之风,他们主张学术的经世致用。黄宗羲明确提出,应该“追踪往烈,裁正狂简”(《黄梨洲文集》卷四《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而且认为根源就在宋明之学。他说:“自周、程、朱、陆、杨、陈、王、罗之说,渐染斯民之耳目,而后圣学失传,可不为病狂丧心之言与?”(《黄梨洲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还说:“余尝疑世风浮薄,狂子民群起,粪扫六经,溢言曼辞而外,岂有岩穴之士为当世所不指名者?”(《张元岵先生墓志铭》)这已经是直接针对晚明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开刀了。“狂子民”、“溢言曼辞”八字,可为晚明“狂士”写照。王夫之则以自己的“不随众狂”(《姜斋文集》卷八《章灵赋》)而自诩,并谆谆告诫子侄:“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姜斋文集》卷四“示子侄”)亦即要从小做起,把“狂”消灭在萌生状态,瞬间的狂念,都会造成将来的不容易改正。吴梅村的精神为明清易代所扭曲,心系故国,身仕新朝,诗中未免发为慨叹:“比来狂太减,翻致祸无端。”(《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其二)。可是另一方面在《梅村诗话》里,又不忘颂美抗清英雄瞿式耜的气节,特摘引其就义前的《浩气吟》其三的名句“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及稼轩好友别山和诗中的句子:“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上海古籍版:《瞿式耜集》,233、235页)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多么矛盾啊!
《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的生平大体与乾隆一朝相终始,已经是“海晏河清”的所谓“盛世”了,但他通古今,知流变,对思想潮流的消长隆替有自己的特识。他对晚明的“狂”风也是持批评态度的,《文史通义·繁称》的自注有云:“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则无理取闹矣。”所谓“近代文集”云云,自然指的是中晚明的文风。而“逐狂更甚”、“无理取闹”的判语,批评未免过矣。他接受孔子的“狂狷”思想,但不能认同后世的解释。他认为孔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取材于《尚书·洪范》的“三德”,即“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换言之,在章学诚看来,“正直”相当于“中行”,“刚克”相当于“狂”,“柔克”相当于“狷”。问题是那个“乡愿”,本不在“三德”范围之内,却“貌似中行而讥狂狷”,结果“乱而为四”。他说乡愿是“伪中行者”。而且人心不古,除了“伪中行者”,还有“伪狂伪狷者”,这样就“乱四而为六”了。于是由孔子的“四品取向”变成了中行、狂、狷、伪中行、伪狂、伪狷的“六品取向”。难道是章学诚陷入了现代解释学所谓“过度诠释”吗?非也。他也许是从历史流变的人生世相中看到了某种“实相”。那么“乱四而为六”的结果呢?结果是“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参见《文史通义·质性》)甚而由于有“三伪”惑乱其间,最后连“三德”恐怕也存而无地了。
我们不必怀疑章氏是有所为而发。乾隆朝是清代文字狱最频发的时期,知识人士动辄得咎,噤若寒蝉,而罪名一律是一个“狂”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七年版新编《清代文字狱档》,辑案七十起,六十九起都发生在乾隆朝。再看每一宗案例拟罪之语词,均不出“狂悖”、“狂诞”、“狂妄”、“狂谬”、“狂逆”、“狂纵”、“狂吠”、“疯子”、“癫狂”、“丧心病狂”之属。这些语词都可以在《清代文字狱档》中复按,只是为避繁冗,未一一注出。连“四库全书馆”建言宜“改毁”钱牧斋的著作,乾隆的上谕也写道:“如钱谦益等,均不能死节,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清史稿》卷十四《高宗本纪五》)“妄肆狂狺”四字赫然在目。因此“狂”在清中叶已成为违禁的代词,自无异议矣。试想在此种严峻的环境背景之下,谁还敢“狂”,谁还敢“狷”呢?如果有,一定难脱章学诚的“伪狂伪狷”之诮。
或问乾嘉时期那些重量级的大儒大学者呢?他们忙于整理国故,爬梳音义,做专门学问去了。而做专门学问需要汰除情感,实事求是,不动声色,最要不得的态度就是“狂”。为此,因“士之能狂”而推波助澜的明朝的心性之学,和南宋的性理之学,都在他们诘难之列。他们的目标是“由宋返汉”,重新回到经学的原典。没有谁能够否定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总成绩,他们考证的细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做传统学问的人还在受其沾溉。但如果笔者提出,清代乾嘉时期有学者而无“士”,这一判断是否和历史本真尚无太大的矛盾?如果无“士”,当然也就没有“士之能狂”了。
“狂”在清代事实上已完全成为负面的语词。作为参证,只要看看同是乾隆时期的《红楼梦》,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狂”这个字眼,就能洞其大体。《红楼梦》第八回写黛玉笑道:“不说丫鬟们太小心过余,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第九回写茗烟心里想道:“不给他个利害,下次越发狂纵难制了。”第三十一回袭人拉了宝玉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打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第三十七回袭人说:“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第五十五回凤姐说:“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第五十八回晴雯说:“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第五十九回春燕的娘骂道:“小娼妇,你能上去了几年?你也跟那些轻狂浪小妇学,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第七十四回王夫人问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第七十五回又写王夫人训斥晴雯:“好个美人!真像病西施了。你天天做这轻狂样儿给谁看?”这些描写中的“轻狂”、“狂的”、“狂样子”、“轻狂样儿”等等,无一不具有否定的义涵。这说明在清代,至少是清中叶,不仅权力阶层,一般社会生活的层面对“狂”的价值取向也都是做负面解读的。这和明代的尚狂精神,不啻两重天地,两个世界。
只有到了清朝的中晚期,内忧外患加剧,统治秩序松弛,一个略有狂意的人物才艰难地走上历史舞台。这个人物就是龚自珍。他是当时文学派的代表,社会的弊病他敏锐地看在眼里,提出了变革现状的种种主张。他感到方方面面的人才都缺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龚自珍眼里,不独君子少有,小人也少见,甚至有才能的小偷和盗贼都不容易遇到。这个社会真的是危机重重了。因此他大声呼唤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过镇江》)这是一首令人精神震颤的诗篇。“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名句,也出自他的笔下。“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苍凉行色晚,狂言重启廿年”(《己亥杂诗》第十四首)反映了他的焦灼期待。他是中国近代改革的先觉者。他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而逝世的头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作为中国近代开端标志的鸦片战争已经发生了。幽愤交织的一生,只活了五十岁。他只不过是当古老中国“万马齐喑”之际,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气泡而已。时代没有提供让他一展怀抱的契机缘会。“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只片语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须趁早。”(《金缕曲》“赠李生”)“重整顿清狂,也未年华暮。”(《摸鱼儿》)“笑有限狂名,忏来易尽。”(《齐天乐》)这些词曲反映了他欲狂不能的无可如何的心情。但我们毕竟在康乾一百五十年之后,重新听到了明以后久已失声的“言大志大”的一点狂音了。他的那首送友人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己亥杂诗》第二十八首)每次读起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清新的侠骨柔情。
二
再以后就是晚清到民国到“五四”了,中国历史开新启运,进入近现代时期。清末民初有点像明末清初,也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维新、变法、革命、立宪、共和、中学、西学、“东化”、西化,各种思想都“言大志大”地爆发出迥异往昔的声音。肩负着时代使命的新的“狂士”也涌现不少。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谭嗣同标举“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之外”(《上欧阳中》第二十六通),“老英雄吴虞”声称要“打倒孔家店”,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写一洗历史沉冤的《狂人日记》,现代学术的开山王国维也兴奋地写有“但使猖狂过百岁,不嫌孤负此生涯”(《暮春》)、“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晓步》)的诗句。但此一潮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狂飙,就偃旗息鼓了。升官的升官,退隐的退隐,出洋的出洋,下乡的下乡,进研究室的进研究室,读经的读经,打仗的打仗。新秩序比旧秩序更不具有自由的选择性。一切都好像是历史的宿命。还未及做好准备,该来的和不该来的就猝不及防地接踵而至了。清末民初到“五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点点狂意,比起魏晋之诞狂、唐之诗狂和明之圣狂,真是不能同日而语。但“士之能狂”可以扮演历史先觉者的角色,不独靠材料讲话的历史学家,我们愚夫愚妇凭经验也能感受得到。
但总的看来,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为现代狂士预留多少地盘。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不管品相上多么相近,还是存在根本的不同。因为二十世纪是中国泛科学主义的时代,而科学天生能够止狂制狂。虽然科学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学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强势的科学面前未免自惭无形。何况流离和战乱同样是狂者精神的杀手。战争都疯了,文化便失去了张扬的余地。二三十年代以后,除了个别高等学府偶尔能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里面,已经再没有让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辜鸿铭留着前清的辫子游走于未名湖畔,黄侃在讲堂上的即兴的“骂学”,刘文典当面向总统争夺教育和学术独立的礼仪称谓,傅斯年因反对政府腐败与委员长拍案相向,梁漱溟和领袖吵架,都不能看做是狂的本义的价值彰显,只不过是文明社会个人权利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已。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人士表达个人权利的机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澡”,特别是一九五七年近乎原罪的大洗礼,已彻底不复存在。流行于文化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知识分子喜欢翘尾巴,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是教育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翘尾巴。社会的众僧则顿悟似地学会了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创立新局,知识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扩大的空间,照说“狂”上一点两点似无不可。但“狂”在今日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负面语词,没有谁愿意跟这个等同于翘尾巴的不雅行为再发生任何关联。况且“狂”这个词的本义已经失去记忆,人们已经习惯不听不看不使用这个语词。即使作为负面语义,林黛玉说的“轻狂惯了”,花袭人说的“少轻狂罢”,王夫人训斥晴雯说的“你天天做这轻狂样儿给谁看”,现在无论何种场合都听不到了。适用于淡泊狷介文化人的“清狂”一词,更早被人们所遗忘。法律部门起诉案犯,也不再以“狂悖”、“狂诞”“狂谬”、“狂纵”一类语词作为定罪的根据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其实也许自清代以还,我们的文化里面就已经无狂。那么吴于廑教授给我的作家友人写的那首《浣溪沙》词,希望“书生留得一分狂”,我在对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做了一番漫长的考察之后,不由得自己也迟疑了。不知道他的期许在今天是过高还是过低抑或恰到好处或者根本就是一个假命题。
三
笔者此文的题旨主要在于探讨“士之能狂”的问题,亦即精英先进张扬主体精神对社会创造能力的蕴蓄可能起到的作用。为此我爬梳了大量资料,发现中国古代载籍里对于狂的书写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而且组词的义涵指向,各个层阶的都有,绝非正负两指所能概括。中国文化里面显然存在一种尚待发掘的狂者精神的传统。《世说新语》对六朝人物的书写就是一个显例。狂者、狂客、狂士、狂友、狂儿、狂狷、狂直、狂才、狂放、狂吟、狂歌、狂兴、狂欢、狂草、狂墨、狂笔、狂气、狂怀、狂喜、狂艳等等,都是含有赞美成分时使用的语词。更不要说“龙性之狂”、“圣狂”等至极尊崇的美称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很早就有了健全的文官制度,有“处士横议”的传统,有“游”的传统,有“侠”的传统,有自由文人的传统,有浪漫的诗骚传统,有绘画的写意泼墨传统,有草书的传统。这些人文艺事的传统都与狂有不解之缘。而儒家的圣人理想,道教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佛教禅宗的瞬间超越,又为狂者精神的构建供给了理念和学说的基础,这确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究的课题。
不过我国古代先哲的箴言告诉我们,“士”可以狂,或云“点也狂”,艺术创造不可无狂,但权力中枢、国君不能狂。荀子于此有具体论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什么是“狂妄之威”呢?荀子回答说:“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欢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谓狂妄之威。”(《荀子·强国》)意思是说,如果权力中枢不做好事,也没有爱人之心,光在那里添乱,老百姓高兴地游玩,也要抓起来施以刑法。这种情形就是“狂妄之威”,其结果必然众叛亲离,垮台覆灭指日可待。可惜揆诸中外历史,均不乏信奉“狂妄之威”的权力者。当时后世,循环因果,事也凿凿,史也昭昭。岂不慎哉,岂不戒哉。《淮南子·诠言训》有云:“持无所监,谓之狂生。”诚哉斯言也。
同样,老百姓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跟大家一起“狂”起来,如果那样,后果也不堪设想。古代现成的例子有两个,都是关于“举国皆狂”的,但寓意指向彼此并不相同。一是《淮南子·真训》描绘的远古时期“万民猖狂”的一种景象:“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谓大治。”你看,老百姓一个个糊里糊涂,不管是非曲直,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嘴里嚼着食物,笑呵呵地挺着肚皮,整天不知所云。以此不假任何管理,已经是“大治”了。所以“在上位者”,既不必施仁义,也不用行赏罚,总之不要生事烦人家就好。时间按“日”计算觉得短,索性按年来计算。如此这般的“万民猖狂”,其实是蒙昧时期的混沌,是尚未开窍的懵懂之“狂”,也可以说是“傻狂”或“痴狂”。“痴狂”这个词,汉代陆贾在其《新语》中使用过,原文为:“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来。”这和《淮南子》所写可以互阐。《淮南子》所载的这则举国“痴狂”的寓言,我想一定是“治人者”臆想出来的“不治而治”的妙法,应该与历史的本真无与,但其所流露的对“治人者”无能的反讽,大约也是臆想者当初未曾想到的罢。
另一个关于举国皆狂的例证,见于沈约的《宋书》,里面讲了一则关于“狂泉”的故事。据说从前有一个国家,只有一种饮用水,都来自“狂泉”,国人凡饮此泉水的,都毫无例外的发狂。只有国君饮的是井水,没有发狂。但由于国人全都狂了,反而觉得国君是个不正常的狂人。大家商量,如何来治好国君的“狂病”。于是便抓来了国君,给他针灸吃药,什么方法都用到了。国君被折磨得不堪其苦,便取狂泉的水来喝。结果国君和大家一样,也得了狂病。这样一来,该国的“君臣大小,其狂若一”,再没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大家彼此“狂童狂也且”,一个个高兴得欢欣鼓舞(“众乃欢然”)。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世界上根本不会有谁饮谁狂的所谓“狂泉”。但这则寓言所隐含的价值伦理却并非没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如果说明末社会的多方价值混乱,和“举国皆狂”也许尚有一间之隔,那么“亩产万斤”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全民“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期”自毁炉灶的全民乱局,恐怕就算得上合乎本义的“举国皆狂”了。而且当初坚持不狂的清醒者,不是也被狂潮灭顶了吗?至于后来的后果,历史和我们都看到了经历过了。
人们有理由因了什么引起大家兴奋的事情,比如节庆活动,而全民狂欢,却绝不可以“举国皆狂”。因为狂欢是短暂的,“举国皆狂”则是一时无法治愈的集体病患。这里我又想起一个典故,《孔子家语》记载的,关于孔子和弟子们一起“观乡射”的故事。“乡射”就是古代的射礼,有音乐伴奏,“射”的成绩不佳还要罚以饮酒,场面十分热闹。后来孔门高足子贡又去看年终的祭百神活动,场面同样很壮观。孔子问他:“赐也,乐乎?”子贡回答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子贡显然对一次祭祀活动便引得国人高兴得如同发疯一样,不以为然。有意思的是孔子下面的话。孔子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家语》卷七“观乡射第二十八”)孔子的意思,老百姓辛苦一年了,最后借祭祀百神的日子,大家痛痛快快的欢乐一番,是多么好的事情啊!老百姓多么需要有这样一次活动啊!无论文的事情,还是武的事情,总是需要有张有弛,不能弓弦老绷着。研究休闲学的朋友看到这个故事,一定高兴地称孔子为我国最早也是最权威的休闲学家。
不过需要注意孔子说的“百日之劳,一日之乐”这句话。短暂的例如一日的狂欢,哪怕是“一国之人皆若狂”也好,也无妨的,甚至还是必须的。可就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明所以地“举国皆狂”,不管是《淮南子》里的远古集体“狂痴”也好,还是《宋书》里面的饮了“狂泉”集体变狂也好,都是后人只能借镜却无法也不必试验的寓言。天生愚儒自圣狂(陈寅恪),点也虽狂得我情(王阳明),莫道狂童狂也且(《诗》“郑风褰裳”),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这是文中随引的四句韵语(第二句“莫道”两字系添笔),特提撕出来,效仿《牡丹亭》等明清传奇的下场诗,作为本文的收束。
作者： 刘梦溪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