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的困惑
之前，网易的丁磊先生曾决定投资办养猪场。诱因是他在重庆一家最好的火锅店吃火锅时要了一盘猪血,服务员进来,把一盘晶晶亮的猪血倒到了锅里。血应该是暗红色的，这猪血必定是用各种添加剂加工出来的。遂有了养猪的主意:“我只是说要探索出来的这种方式的效率是最高的，或者说利润是比较高的。只有利润才会带动更多的人。你一定要有利润。你只有把养猪的这个体系、方式、方法传播到中国的农村里面去，城市人的餐桌上才有可能吃到好的食品。”(姜英爽、庞瑞珍:《丁磊:我养猪就是想让大家模仿》,《南方都市报》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丁磊的眼光和问题意识是准确的,给出的药方却未必得法。他意识到了现代农业体系的硬伤，而这种硬伤又不可能在既有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这就是充满悖论的现代性。我们一方面见证着包括机械物理和生物工程这两条主要进路在内的农业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却也不断遭遇如苏丹红、注水猪、毒奶粉等食品卫生安全事件的威胁；一方面我们的粮食产量在逐年攀高，另一方面却为每年大规模农业的需水而捉襟见肘，为应对越发频繁的旱灾而疲于奔命。世界的一边是营养过剩以及生产过剩的农场主,他们焦灼地寻找和开辟过剩粮食新的渠道——用来饲养牲畜、用来“饲养”汽车(生产燃料乙醇),世界的另一边则是每日在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境中挣扎求存的亿万生灵。现代农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带给人们前所未见的诸多难题。
现代农业，或农业的现代化，一直是传统发展经济学教科书设定与现代国家和政党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目标。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自我展开过程，与传统模式相碰撞，产生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要求，亦即对农业的合理化或理性化，这一般被认为是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农村工业化。曾提出“道义经济”和“弱武器”两个重要概念的农业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将现代性在农业领域的统治与自负追溯至十八世纪普鲁士的科学林业(参见[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四年版,4页)。
通过国家管道式的狭隘视野，自然状态下多样化、多用途的林业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所代表的抽象的树所取代，这些抽象树组成了作为国家单纯财政目标的财政森林、商业森林,这与农业领域中人们不断扩大单一作物播种面积而减少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灌木、矮林等面积,破坏野生动物的通道、庇护地和自然环境并导致物种多样性的巨大损失，遵循的是何等相似的逻辑。人类凭借对自身理性的自负,将人的秩序加诸自然秩序，开始了人对自然的改造、规制和立法。
农业，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文明和生活形态的基本载体，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主要的改造对象。具体而言,就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打破小规模单位生产的自然农业的局面;用现代科技武装农业,逐步取代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经验; 采用现代化的经营体系管理农业,实行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现代农业在追求农产品的产量与商业价值的时候,忽略环境与人自身完整性的需要,不惜以耗费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和破坏生态为代价挖掘土地、水、气候等各自然资源的增产潜力,将现代商业中完全的利润导向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植入传统农业,使原本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农业趋于价值和功能的单一化,以同质化且并无安全保障的食品流水生产线应对愈发异质化的消费者需求。
现代农业发明了尿素、氨等氮肥,发现了一些罕见的无机磷肥资源,这解决了养分枯竭的古老问题。然而生产现代氮肥则要耗费大量的矿物燃料,甚至需要长距离运输,这又会耗费更多的燃料。工业化武装起来的现代农业严重依赖于电力、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支持，因此很容易触碰到“增长的极限”。
现代农业也从未解决如何既生产食物又不导致土壤退化(侵蚀和盐碱化)这一有万年历史之久的古老问题。北非的沙漠在一千五百年前曾经是罗马帝国主要的粮食产地。而只要将任何土地犁上足够的时间,它都会变成那样的荒漠。同时,为了因应不断自我膨胀的、实质上却存在相当程度浪费的人类需求，不得不对森林、湖泊、草原屡屡进犯，开垦荒地的短暂收获过后,迎来的将是大自然长期的惩罚。迫在眉睫的则是,农产品产出的增加已失去了依赖粗放型土地开垦的空间,来自农业域外的各产业自身的扩张对土地的竞争性需求已经很难抑制。这样,粮食增产的压力在耕地面积逐步下降的态势下就转化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更高要求。集约化农业的过度种植,加速了土地资源退化。休闲、轮作,这是我国五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用地、养地的成功法宝,现在却已没有条件实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粮食复种指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130%攀升到160%左右,上升空间十分狭小。
水作为生命存在不可替代的自然物质和日益短缺的战略资源,是人类延续的最基本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要素中,水资源的投入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国每年水资源消耗量平均60%以上是满足农业用水。然而,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在南北地区间却存在极大的失衡状态,粮食产量、农业种植压力与农业生产自然禀赋间形成了愈益严重的南北倒挂。我国北方的土地资源占60%,水资源只占20%;南方的土地资源占40%,水资源却占80%。而北方的耕地面积只有其土地面积的30%多,南方的耕地面积却占到其土地面积的80%左右。我国旱耕地和水耕地面积大约各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因而若撇除务农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仅从自然禀赋而言,我国农业发展最具优势的地区无疑是南方。由于南方省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快于北方省份,南方地区耕地资源消退的速度也快于北方,有一些甚至永久性地消退而不可复垦。因而才逐渐发生了“北粮南运”这样的结构性转变,这意味着北方缺水省份反而要承担起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更大责任,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
现代农业创造出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食品体系,这一体系为城市中产阶层消费者节省了烹调食物的时间和费用,同时也颠覆了一部分传统社会结构。我们每日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消化着我们的祖先不曾品尝的各种食品添加剂、转基因作物。可以肯定地说,现代农业的困顿是与它脱离、扭曲消费者需求密切相关的。多样化的人造食品登堂入室充斥在各个角落,模仿出各种天然的味道,但这种表面上的多样性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掺和了越来越相同的配料和添加剂。尽管人们从未对馒头的色泽有过任何要求,但同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相比,街边小摊上的馒头都越发的白皙了,小巧可爱的外形和白嫩的外表却掩盖不住口感的异常,让人心里没底。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原则同样成为食品行业的“绝对律令”,置身食品加工产业链中的企业很难不为其所俘获。他们不再重视产品本身,而是更看重其承载的“附加值”,这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他们通过选择性的采购迫使生产原料的农民也不得不采用特定的技术与要素投入,借以降低成本。数以亿计的分散化的无助小农面对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寥寥可数的若干食品企业巨头,这是教科书里完全竞争市场的绝佳标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各个交易环节普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就大行其道,以次充好成为卖方的理性选择。
现代农业还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仅仅十几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在农村仍能随处可见散养着的各种家畜家禽，我和伙伴们就时常以拿着棒子追打一头独自觅食的老黑猪为乐事。如今则再难见此情形。不再是畜禽们为农民提供服务，而是农民站在一旁精心地侍弄着自己圈养起来的畜禽，乃至于若干年前作为提供副产品或供自家食用的畜禽养殖活动被席卷入产业化浪潮之中。然而这种大规模的饲养又往往存在极大的自然风险，一旦遭遇疫病就是灭顶之灾。言及此还有必要重提前几年广东东莞市以行政手段禁止养猪的旧事。“禁猪令”的出发点是治理养猪造成的环境污染，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城市对大规模的现代养殖业的挤压与傲慢,但也的确戳到了命门。由于畜禽养殖比较效益低,管理不严，绝大多数养殖场没有污染处理设施,将禽畜粪水直接排出场外，其所含的病原微生物和有机氮对环境危害最大,极易引发土壤和水体的富营养化、地下水硝酸氮污染等。一些更加激进的素食主义者则直接将矛头指向以肉类的大量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大型农业经营和密集饲养方式。他们尖锐地指出，食肉是获取能量效率较低的一种方式，用来喂养牲畜的所有谷物可以喂饱五倍数目的人([美]福克斯:《深层素食主义》,王瑞香译,新星出版社二○○五年版,113页)。大规模的肉类制造业吸收了庞大数量的各种形态的原料和能量，来生产相当少量的成果给人类，就生态、营养以及热量而言,是得不偿失的。而在享受这种相对“奢侈”食品的同时,对世界性饥饿坐视不顾,这种食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上的严重失衡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现代性病症。
现代农业，诚然是应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赢得了农业产出上的巨大成就，但是，正如现代科学表现为一种分解式、还原论的范式一样，现代农业把农业这一对象也做了类似的孤立式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来属性。农业现代化以来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能量与要素的“投入产出比”极其夸张地下降趋势等等,总令人对现代农业的前景感到忧虑。
建基于理性对自身控制自然与规划社会能力的致命自负基础之上的现代农业,已然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刻。我们必须以更加合乎环境的、更加节约资源的可持续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发展应该从过去的前现代、当前的现代化中得到启示，既不拒斥现代农业的丰硕成果，也不对其过度迷恋和盲信。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和产业结构,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把农业生产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后现代研究的著名学者大卫·弗罗伊登博格所洞见的,“前现代农业依靠穷人干农业,现代农业不依靠人而是依靠机器干农业,后现代农业依靠的却是让成百万的农民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很好的保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参加多样的消遣活动”([澳]大卫·弗罗伊登博格:《走向后现代农业》,周邦宪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二○○八(5))。因之,后现代农业必然是对现代农业的超越,它是传统的有机农业和现代无机农业的有机综合。它首要地考虑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在环境上的可持续性,其次考虑其是否有助于社会公正、和谐与福祉的增进,最后才考虑经济上是否具备可行性。对涉及农业各项制度的各种改革都应当本着上述基本原则,通过农民自主参与来进行,而不应当由任何权威强制推动。
食品，需要回归它的基本属性，现代社会中人对食品的非理性的狂热需求也需要被拉回到其基本的生存需要上来。这是一贯褊狭地以利润为中心、被产量目标所挟持的现代农业自身无法提供的。
推而广之地说，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正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与后现代体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需要多重的视角和多种的分析。独断论式地贬斥和推崇任何一种理论模式并使自己的头脑固化，抑或动辄将学术讨论绑赴意识形态的法场,都是极不足取的。我们需要作同情之理解，持多元之立场。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总有一种野心或抱负，希图以最少的变量和假设解释最多的现实，勇气可嘉，但若任此一端独大而对复杂性现实随意裁剪，理论也就丧失了严肃性,损伤了解释力。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变迁过程，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大体上涵盖了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和价值理性化及其互动过程。置身于这一幕宏大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三农”问题虽已被推入现代化轨道,却滞留于中途——此间充满了共时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让人困惑,也催人思考。既有选择地“拥抱”现代农业，同时也拾起我们传统农业中的合理成分，更需要充分倾听国外业已兴起的那种和谐的、以生态为中心、对人类自身欲望有所约束的后现代农业一类的声音。对于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产生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剔除那种恶意的意识形态纠葛和无谓的“古今中西”之辩,还是应当审慎观察,不宜意气用事而完全拒斥。
作者：曹东勃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