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种语言都增加了一个新的语词：种族灭绝。从此，德意志民族也背负着战争罪责和人道主义罪行的双重罪责。尤其是种族灭绝的人道主义罪行，是压在德国人心头的一个十字架；虽然一个甲子已过，但是其影响及后遗症却远未消失。六百万犹太人的孤魂以及集中营里不成人样的囚犯的形象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西方的文明世界里，这样的暴行何以发生又何以可能？一个高度文明化的民族何以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奥斯维辛也成了大屠杀、种族灭绝的代码，关于奥斯维辛的研究绵绵不断，各种解释纷纷问世。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权力争斗及习性发展》(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uhrkamp, F/M, 1990,以下简称《德国人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
历史上，种族之间的仇杀并不罕见。就屠杀犹太人而言，沙皇俄国和波兰也都曾发生大规模的屠犹事件。屠犹事件暂且不论，土耳其也曾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上百万亚美尼亚人死于土耳其人的屠刀之下，其规模也令人发指。远的姑且不论，一九九四年，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发起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据报载，约有八十万至一百万图西族人被杀害。前南斯拉夫也曾发生过“种族清洗”。在列举了上述几个事实之后，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上屠犹的例子亦比比皆是，种族屠杀也并不鲜见，为何唯独奥斯维辛会引起特殊的关注?作为一个个案，上世纪六十年代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为何会引起特殊的关注？以艾希曼案件为例，从这个案件似乎可以一叶知秋,剖析出事关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奥斯维辛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还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事件?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及第三帝国，一般的解释都视之为一个特例，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大都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德国历史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一次偏离。自由派认为，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是西方文明躯体上的一个毒瘤,其行径不啻为精神病人的病态表现，与西方文明的规范大相径庭；作为西方文明的卫道士，是西方国家战胜了德国这个背离西方的尤物,确保了西方文明的大厦于不倒。德国的许多保守阵营人士则认为，德国历来属于西方文明世界，德国历史的发展并未出轨，奥斯维辛只不过是德国历史的一次“事故”:“我们德国人似乎由历史所规定,注定要进行种族灭绝。没有人敢于哪怕只是想一想，希特勒不过是德国人中一个反社会的偶然事件。”(Mathias Matussek: Wir Deutschen, Fischer, Frankfurt 2006, S.14)德国右翼理论的目的很明显,通过特例论，可以淡化乃至消除德国的人道主义罪责，他们认为大屠杀并非德国人的首创，而是有先例可循。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国的“史学家大论战”里，德国右翼史学家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大屠杀并非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便是纳粹大屠杀的榜样，使纳粹得到了一个启示，即可以通过肉体消灭的手段来彻底消除意识形态不同的形势，以确保内部的安全。纳粹不过是从苏联得到的启发,纳粹建立集中营的想法也是来自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劳改营。
在这种种解释中，特例论显然很受欢迎,因为西方的整个价值体系的合法性不证自明、不容置疑。既然是“特例”，奥斯维辛就不会重复。而埃利亚斯认为,奥斯维辛并非一次“事故”，而是具有普遍性。按照埃利亚斯的思路,特例论的解释是令人愉悦的，因为这种解释可以让我们确信，类似的事情、这样的野蛮的大爆发不会重复。在他看来，特例论的解释固然可以给人以慰藉，但是其阐释力极其有限:“我们时代的许多事件都指向这个事实: 即民族社会主义也许是以特别极端的形式揭示出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条件，二十世纪中行为和思维的种种倾向。诸如此类的倾向和条件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德国人研究》,393页)。如果再把这个“特例”的范围缩小，仅仅视之为德国历史的一个特例，只是“与众不同的”德国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罪行，则西方的道德体系就更加安全。因为既然只是德国的“特例”，那么在“文明国家”里,诸如奥斯维辛的野蛮行径就不会出现,“文明国家”尽可以“冷眼向洋看世界”。如此看来，奥斯维辛之发生，实则只是一次偶然，西方文明的大厦巍然屹立。
而埃利亚斯所看到的显然更加深刻，他所要求的显然也更多、其难度也更大。他并不把奥斯维辛简单地视为一个特例,而是要在二十世纪西方文明存在的社会条件中探寻，到底是什么社会状况有利于纳粹的产生?是什么社会条件有利于诸如奥斯维辛之类的野蛮行径的产生?埃利亚斯指出,奥斯维辛尽管是西方文明在二十世纪最大的一次倒退，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文明倒退,其独特性在于奥斯维辛只是种种倒退中最严重的一次。从他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即奥斯维辛的意义在于它触到了西方文明的命门，揭示出西方文明的脆弱，二十世纪的许多事实表明,文明倒退的危险依然存在。就奥斯维辛的具体情况而言，西方世界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径反应迟缓，迟迟未把奥斯维辛视为文明世界在二十世纪里的一次大倒退，实在是一开始就在文明的概念上犯了一个大错。以奥斯维辛为象征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杀，在西方迟迟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重视,以致西方未能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西方一直以为纳粹德国的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无非是以此作为筹码来与西方讨价还价而已。因为既然德国给世界贡献过歌德、席勒、贝多芬等许多文化巨人，德国的文学、音乐和哲学也是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于是，即使德国当时与西方处于对抗状态，德国依然还是西方文明的一员。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西方国家在同纳粹德国打交道时，用的是自己熟悉的方式，即“理性”和“现实主义的”的方式,总是企图从纳粹德国的主张之中找到诸如经济利益、战略利益、政治利益等利益根源,而认为纳粹的纲领、主张等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做出的掩护而已。直到一个个集中营被打开之后,面对用西方文明的规范完全无法解释的野蛮，西方才开始明白德国人的确“与众不同”，才发觉自己误读了德国人。
从西方对德国的误读可以看出，西方人的失误出自他们关于“文明”的理念。西方人似乎习惯于认为，文明、文明的行为举止乃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犹如等级制时代的贵族们那样,认为贵族的文明规范犹如他们的血统,是他们自遗传得来的。直至二十世纪,许多欧洲人始终认为自己天然地属于“文明种族”,似乎文明的举止是某些民族或种族通过遗传得来的特性。这种思维成了一种定式,埃利亚斯把它总结为这样一种意识,即“一朝文明,永远文明”(einmal zivilisiert, immer zivilisiert,《德国人研究》,408页):“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九三三年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教养的观察家们在考察德国发生的事情时,基于他们的精神条件没有预计到,在他们的中间真的会有一次倒退到野蛮的事情发生。”(《德国人研究》,409页)正是这种思维定式作祟,使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同纳粹德国的关系中犯了一系列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朝文明,永远文明”的思维定式,一是来自历史。埃利亚斯在他的另外一部巨著《文明的进程》里清晰而详细地阐述、分析了西方历史上“文明”的概念的起源,以及其所蕴含的一整套价值观和规范的发展。所谓西方“文明”发端于近代早期的法国宫廷;十七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得到长足发展,王权制服了割据一方的各路诸侯,路易十四逼迫这些桀骜不驯的武夫离开自己的地盘,把他们赶到凡尔赛宫里为宫廷服务,食君之禄,亦须忠君之事。在宫廷里,在权力场上,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本能,一切从理性出发。而且在优雅的宫廷女性面前,这些强人被迫放弃粗野的生活习俗,不断地自我约束,最终造就了“文明”的礼仪,发展出文明的观念,西方“文明”的大厦拔地而起。沿着传统的文明观,西方文明一经建立,便傲然挺立,引领世界,大厦已经盖好,便永远再也不会倒塌。
埃利亚斯还指出,“一朝文明,永远文明”的思维定式,也是一种把文明归结为生物本能的思维,即只是某些群体才有能力、有意愿向着文明进步,这实际上是把“文明”生物化,实则是种族化。其后果就是“文明”只是属于某些民族、某些人种,从中显示出来的只是种族的优越感、西方人的优越感。这种关于文明的偏见,同样把文明看成一个静止的状态。
但是,从“文明”这个概念的产生及发展来看,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终极状态,而是处于永远的变化和发展中。究其根本,西方文明的大厦从来也没有竣工的日期。历史上殖民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曾经被殖民、被文明的“劣等种族”,如何可能被纳入文明世界的范畴里,而且西方对殖民地的一系列征服也是在“文明”的旗号下进行的。又如十九世纪,这是令西方文明骄傲的世纪,但却是令中华等许多民族悲哀的世纪。这里,笔者并非要把西方文明的巨大成就和价值一笔抹煞,落入民族主义的窠臼,而只是想指出,西方文明提出的一系列价值观和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等,的确是人类努力和发展的方向。但是文明——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何方的——都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果,有起点但却无终点,文明需要不断地反省自身以完善自身。如今,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于公开挑战种族问题上政治正确的禁忌。一九九三年,即哥伦布抵达美洲五百年的庆典之年,西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在质问: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是什么?印第安人遭受的灾难该如何评价?毋庸置疑,实际上西方文明也在不断地更新自身,完善自身。但是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抱着“一朝文明,永远文明”的成见,文明本身将会被偏见和傲慢所腐蚀。如果再把文明和种族、血统联结在一起,则是有的人可以不劳而获地拥有之,而有的人则永远与之无缘,那么这种偏见对于文明本身的杀伤力就更大,甚至是致命的。
文明是一个过程,或者如埃利亚斯所说,是一个“进程”,需要不断的巩固、发展和完善,否则也会倒退,甚至是严重的倒退,这一点已经多次被历史证实。文明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终极状态,可以不需任何努力地继承之、享受之。文明尚未完成,而且永远不会完成,人类需要不断地努力。如果不理解或不愿理解这一点,势必无法理解第三帝国这样的现象。所以当这样的人面对大屠杀这样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的野蛮行径时,必然会陷入迷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会失语,最终便简单地把这种现象打入另册,归结为一个特例,然后心安理得地享受文明。
作者：李伯杰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