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缄默
关于“文革”,说过的话已经很多了,而没有说出的话也许更多。
对于“文革”的反思，文学是一个主要的途径,而具有虚构性的小说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中的灾难故事成为文学中的常态，并且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末。文学参与反思“文革”乃至中国革命历史是及时的，也是持久的，但是与“文革”和中国革命的巨大震荡相比，人们又普遍惋惜文学中的反思远不够丰富和深刻，有比喻说仅仅是给伤口的表皮擦了一点红药水。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书写“文革”的小说,清晰地辨析了那些集体记忆的主要模式，并从中发出诸种文学反思的立场局限和道德化思路，指出历史的黑暗不是在叙述中被揭了，而是在对心里创伤的治疗中被“忘却”了。文学一方独大的局面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如政治、历史、法律等)中存在的禁忌，以致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等纪实性的文字面世之后大受追捧，众声欢呼曰大胆地“讲真话”。经历了那些严酷的生活，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见韦君宜《思痛录》的《缘起》)，全方位地展开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德国学者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句话经常被援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这句话实际上是从这样一段话中摘取出来的：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能再写诗，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这确实是个问题(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363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对待历史的态度构成生活的前提，它不仅决定了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更决定了生活的意义，历史的判断甚至就是知识本身。所以，仅仅以诗的方式叙述“文革”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大多还是一些肤浅的“诗”，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要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对“文革”的清算。
在时间的磨砺中，文学的清算激情正在慢慢淡化，尽管有人预言理想的文学反思将来一定会破土而出。国家政权很早就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的历史结论，“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2页)。“文革”作为已经被治愈的病变，也就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话语的现在时。但是，“忘却”终归排遣不了历史浩劫遗留下的创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现场日记、历史信件、回忆作品等纪实性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虽然它们不乏文学的因素，在删节或叙述中难免出现“失真”现象，却也颇具历史的价值，那些一事之迹、一时之感,以“碎片”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填补了某些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修正甚至改变了某些“大文章”的结论。一些异端的声音也被开掘出来，顾准、储安平、张中晓、陈寅恪等身处狂热的社会洪潮之中，却能执著地坚守理性的思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思想！血淋淋的灾难已然令人愤慨，这些日益丰富的事例又赫然汇成了一股智慧的激流，灌溉着我们干涸的灵魂。读之怅然，读之神邈！
变化的到来是可资欣慰的，而这却掩盖不了反思的步履缓慢，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仍未摆脱单薄的状况。除了文学方面,其他领域的反思在数量上失之太少；包括文学在内，所有这些文字在内涵上失之甚浅。种种关于“文革”的话语，记录现象——尤其是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去记录表面现象——的多，能够进行思想追问的少。例如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非常可贵地提出了“派性”问题，认为它导致人“异化为非人”，然而在具体的“杂忆”之中对此又不了了之，鲜有探讨“派性”如何像毒蛇一样纠缠着人、如何使人失去理性，倒是火气十足地责难起那些“革命”行径，与他所轻视的“伤痕文学”殊途同归了。这种思想乏力的症候在反思“文革”的话语中极其普遍。事实上不惟文学，那些纪实性的文字在展示历史的灾难时，所做的反思大多还是道德批判与政治控诉，“文革”的发生通常被描述为一群人(包括好人和坏人)有意无意的政治迫害活动。我们所见到的基本上是：某某人思想上有问题，所以干坏事：某某制度不完善，所以造成政治危难。这个结论并不应该简单地推翻，但是又实在粗疏得可怕——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革”倘若只是一个道德卑劣、一个政治失误就好了。政治层面的反思涉及现实社会的变革与调整，难免会有许多利益冲突和实践可行性问题，思想因此套上了枷锁也是合乎情理的，只是这不能成为阻止那些慎重探讨的借口。而精神层面的反思，除了道德判断,心理分析、社会学分析、哲学分析等都寥寥无几，这委实让人痛惜了。道德话语显然无法打开我们幽深的精神黑影，能够操持道德话语权的人，也就是说能够占据道德高点的人。总是一个正确的“我”，至于错误都是他人的事，因此立足于道德的反思脱离不了谱写受难史。就像钱锺书为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所言，“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作者还漏下了一篇《运动记愧》，不用问心有愧地反观自己，这使人何其“身心轻松愉快”!
近些年来，有关“五七干校”的文章在日渐增多，从中颇能见出反思的几许窘况。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当年六千余名文化人的流放地，“生产”了一批关于灾难的记忆，如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韦君宜的《思痛录》第十四章《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以及《向阳情结》(上、下册)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等。它们文体各异，文笔各异，却都纪实性地述录了一些荒诞的历史细节，比之臧克家“名利心重,所以难成真诗人”(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二○○五年版,335页)的诗歌《忆向阳》实在有滋味多了。从成文时间上说，有的属于干校之作，有的属于追忆之作；除了《云梦断忆》，它们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陆出版的，有几本书的问世还颇费周折，这也折射了社会思想的逐步开放。然而，凡斯种种都是一曲曲受难史，都在书写颠倒黑白的“革命”运动对于个人及社会的摧残。尽管其中也有在农村劳动的收获和喜悦，还有坚持信仰的抗争和内省，主要的却是遭受迫害的经历和迷惘。至于个人参与“革命”运动的心理和过程等就无迹可寻了。杨静远说自己忿然写了一篇保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好比季羡林说自己不满于臭名昭著的北大当权派“老佛爷”，于是参加了另一派战斗队。这种由逍遥派向参与者的转变经过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然而作者的叙述只是为书写受难史做出铺垫，是交待自己受难的前因。就他们个人来说，受难是主要的，参与是微末的。
受难的角度是一个道德的角度，而从参与的角度入手才能扪心自问，从道德两难中生发出诸多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等思考。个人为什么积极地参与“革命”,“革命”如何改造了个人的心性，革命”如何生魅与祛魅，诸如此类的思想话题，只有从参与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剖析，才能打开精神的深渊。韦君宜的《思痛录》多少触及了一点参与史，反省了自己既“受害”又“害人”的经历，因而分外地引人注目，而这愈加衬托出反思之中那些无奈的缄默。
参与史的缺失，也意味着话语的背后隐匿着缄默的年轻一代。如记忆向阳湖干校的作品里，当年的那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大约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到四十年代早期的那批干校人，也就是参与“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们恰恰集体失语。历史的反思由此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其实,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干校人，当时面临的磨难与心情大有差异，“伟大时代”的面影是由大家共同构成的。可惜后来的言说者只有老一辈人物。陈白尘、张光年，包括臧克家，且不论各人文字的旨趣如何，还都是成长于旧社会的前一代人，徒有享受被专政的资历；韦君宜生于一九一七年，稍微年轻些，也曾担任干校的领导职务，受到过冲击但是不算大，她一九三五年就开始参加“一二·九”运动，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也可以说是老一辈吧。即使跳出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圈子，写《随想录》的巴金、写《干校六记》的杨绛、写《牛棚杂忆》的季羡林等，何尝不是老一辈人物？这些老人也许参加过“革命”运动，但他们实在不是运动的主力，往往还是被“革命”的对象，完全由他们来反思“文革”肯定是隔靴搔痒，说到参与也只是为受难添点作料，张光年说自己当时糊涂地替子女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即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年轻一代呢，无论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无论是革命干将还是革命群众，却都不爱解剖自己，无人书写自己对“革命”的参与史(恐怕绝大多数人当时都参与或附和了运动吧)。他们倒也并非全无声息，如《向阳情结》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辑录了不少年轻一代的手笔，中国作协的涂光群就有多篇文章记录向阳湖的干校生活。不过，年轻一代的记述往往是片断式的，而且热衷于勾画所见到的老一辈人的遭遇，无形中虚化了自己。作为“革命”运动的主力，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身影和心声仅仅构成模糊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反思显然要大打折扣！
缄默是有意识的沉默，这预示了年轻一代的尴尬。比起年老的一代，他们所经历的灾难短暂一些，人生的跌宕起伏平淡一些，承受折磨的身子骨硬朗一些，因此少了书写受难史的资本。尽管运动的折腾同样摧残了他们，当时发生在中青年之间的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格外残酷，但是这些又都与他们自己的参与有关。所以即使反思个人的苦难，也要从反思自己的参与开始。这就不是习惯于道德评判的思维所能承担的。难怪至今未见当事人出来对“五一六”事件现身说法。年轻一代倘若写作自己的受难史，除非因为种种原因他早早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力。如写《咸宁干校一千天》的杨静远生于一九二三年,自己和丈夫的家庭出身都有问题，又曾被划过“右派”，虽然还时处中年，亦写过大字报，终究只是“革命”的边缘人，日后又成为受批判对象。“右派”人士的写作曾经比较活跃，就在于他们早早被“革命”抛弃了，没有参与运动的道德之忧。而比起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更年轻的红卫兵、下放知青，所谓的年轻一代又失去了标榜纯真的资格，毕竟他们已经参加工作，有了一些生活的历练与知识的积累，把参与“革命”完全说成无知的、不自觉的行为就贻笑大方了，所以人生无悔的感叹、纯真被愚弄的哀怨又难与他们挂钩。道德的困境使年轻一代不得已缄默着(某些年老一代的参与者也是如此缄默着)，否则只有秉笔直书自己的“革命”参与史。
曾经的年轻一代现在已经不再年轻，能够寄望于他们走出反思的道德泥淖吗？根据已有的作品言之，可能性似乎不大。书写自己的参与如何把自己也逼上了末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的灾难在此孕育着思想的硕果。但是，解剖别人是简单的，解剖自己就太难了，这往往要付出一些现实的代价，更要克服自恋的心理情感，遑论还有惯性的道德思维。而且经历了运动的长期无意义折腾，有些人对话语的世界产生了厌恶之情，自甘沉默也是无可厚非的。值得悲哀的是竟然集体性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此，反思在继续,缄默也在继续。“文革”的灾难一部分化为不尴不尬的遗产，一部分又散成聪明的流毒。如鲁迅先生的意见，在沉默中可能爆发也可能灭亡。只是这半言半讳将有什么趋势，他却没有提到。
作者：王际兵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