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
今天,一个五十岁的北京人或成都人,驾着自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燃油所花的钱,可能是他三十多年前在一个小镇上全年的生活费。这里已经考虑了物价上升因素。二00八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劳伦斯·萨默尔的分析说,在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一万倍!也许再过一百年,那时的人们回头看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变化,仍然会惊叹不已。
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
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有的民族快,有的民族慢;有的民族稳当和谐,有的民族长期挣扎痛苦。还有的民族干脆灭亡。
毁灭传统社会合理性的力量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商业力量的崛起。专业化分工使财富极大增长,创造了军事力量专业化存在的可能,军队不再依靠掠夺也可以生存了。专业化分工的推动者是商人,商人的交换活动注定了对公平规则的热爱,对自由的热爱。专业化分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公共事务需要协商才能决定,军人的命令主义和强制手段成为商业社会的桎梏,于是需要军事力量退出对社会的掌控,让民主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思想家开始颂扬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以为这是永恒的人类博爱的主题,却不知道这更是商人的所爱。人们现在开始追逐财富,开始跟着商人走,扭头向三百万年的历史作揖告别。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转折,因为跟着商人走要比服从暴力、依附军事共同体的领袖们更符合来自远古人类基因所决定的人性要求。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十七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是一场商业战争。
然而,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商业社会,并非所有社会集团乐观其成。商业利益集团在传统社会的夹缝中崛起,意欲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改造社会,但却遭受了旧势力的抵抗。任何国家的历史过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英国在一六八八年完成了“光荣革命”,最早在高层实现了精英民主,军事贵族集团不再对社会实行专制控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标志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民权保障和地方自治的进步在英国此后的三百年里像蜗牛般蠕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称作“羊吃人”的英国对弱势阶层的驱赶还在进行;至于地方自治,迄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多少也与英国类似,民主革命的口号喊得很早,实际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缓慢过程。美国直接从西欧继承了商业精神,但一七七六年的独立革命仍不过是搬开了一块发展精英民主的绊脚石,此后二百年里才缓慢推进了民权改革。
西欧人领历史变革之先告别传统社会,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贡献。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开始尝试建立私有产权制度、专利保护制度、股份公司制度、复式簿记制度、独立商业城市的民主制度和政党竞争制度等。这些制度加上欧洲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构成了欧洲社会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历史遗产为羽翼逐渐丰满的商业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基础。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从明朝中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若承认这个观点,那就是说中国早在五百年前就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了。更有甚者,说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私有制,又把私有制等同于现代商业社会。
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并不是商人居住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早在中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城市自治体,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文官是依附于由军事领袖变成皇帝的奴婢,所以,马克思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普遍的奴隶制。至于中国古代的商人,要么是官商,要么是在夹缝里生存的私商,都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权的保障。顾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中国的宗教也是军事共同体的附庸。
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城市也不能创造出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家都曾有过商业城市,但它们先后衰落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必然和民族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商人需要国家机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需要把君主赶下台,把商业谈判的原则运用到政治中去。英国的商人先做到了这一点,于是,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社会,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自己并没有出现过现代商业社会的萌芽;现代商业社会从实践到观念完全是一种外来的现象。晚清时期的“百日维新”只是外来商业思想试图敲打一下强大的传统社会。蒋介石的宪政思想仅仅停在纸面上,他所依赖的垄断买办商业集团既没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又没有能力向社会提供一个适应商业社会的法权思想体系。推翻蒋介石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是来自商业社会,其在取得政权以后照样建立了一个控制一切的社会,甚至完全消灭了各类民间商业活动。近代各种外来政治理论来到中国,每一个政治集团拣到了适合自己的理论,讲新的政治话语,而他们的实际政治行动与以往的君主政治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多少区别。中国的这种历史遗产决定了她在向现代社会过渡时存在巨大困难。
中国三十年改革之前,一直有明显的军事共同体性质,包括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这个时期。例如。基层组织都有武装力量;文化大革命动用了武装力量实行自我残害。中国真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过渡,从三十年前开始。
革命是一个共同体的被控制者颠覆控制者的行为。改革是一个共同体的控制者为了使共同体强大所做的调整共同体公共规则的行为。近代以前,共同体规则的建立具有偶然性,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系。
西欧历史上一直潜藏着三个现代文明的基因。
第一个是北欧海盗散播的海军化的社会结构。依我近些年对欧洲历史的阅读和思考,北欧海盗向南进攻对欧洲社会影响很大。海军活动是欧洲历史的普遍现象。庄园制度是海军舰队结构在陆地上的翻版。海军本身的分权程度就超过了陆军,这是海军的技术性质决定的。庄园制的内部分权程度超过了秦始皇以后的中国。
第二个是犹太商业民族。商业民族天然拒绝专制。早期的欧洲自治城市产生于东西方贸易的交汇地带。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人社会拒绝贵族。土地贵族如果不和商业结合,不会太富有。在专业化的条件下,土地贵族不会卷入商业冒险。这种情形提供了商人赎买自治权的可能性。
第三个是基督教。灵与肉的分离。基督教及其后来的演化形式介入世俗生活,从国王分权。基督教实际上在很长的时期里是穷人的宗教,起到了组织穷人的作用。这里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产生了欧洲社会的外部分权。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西欧社会有了制度变革的进程。政教分离、实验科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独立化以及专利保护、复式簿记、股份公司、私有产权保护。以上的历史条件也给欧洲社会后来发生的商业战争(即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历史准备。
商业战争在英国率先成功,人们以为英国和欧洲大陆有重要区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差别是有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否则没有办法解释英国的成功能够在西欧很快普及。荷兰的开明,是它接纳了由西班牙驱赶的犹太商业集团。英国的岛屿屏障,使它易于保护自由思想和创造力。但欧洲的其他国家在分权结构上和荷兰与英国没有太大区别。欧洲,特别是西欧,总体上是一个整体。
要记住马歇尔的名言:历史没有跳跃。古代中国有技术发明,但缺少重要的制度创造。我们有伟大的教育家,但缺少实验科学家。我们有一个专制社会,而西欧是一个封建社会。或者说我们只在短时期里有过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更容易形成垄断军事集团,皇帝是军事首领。这给中国后来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欧洲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转变的逻辑是: 先用上千年的时间发育了一种社会分权机制,然后在精英阶层发动宪政革命,最后再在整个社会肌体上解决宪政问题,从而创造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的改革难道要复制欧洲社会转变的历程么?当然不是。固然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分权社会,但她也不需要再用上千年的时间卸下历史包袱,去准备自己实现历史过渡的条件。
中国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三十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中国政治的包容与开明也远甚于三百年前的西欧国家。
西方历史上的外部分权让它们的转型变革曾经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它们的政治文明已经建立的事实,构成开放背景下中国政治的一个有限的外部分权因素。中国政治家仅仅把西方文明看做自己独立行动的参照系,他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能够按照自己对转型变革的理解去独立安排改革的进程。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内生的逻辑。
最根本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社会了。但军事社会的某种逻辑还存在。例如,主宰我们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逻辑,即关于公共权威合法性的逻辑,实际上还是一个军事社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的延伸链条已经在发生变化,例如发展民主政治的愿望出现了。
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只在文本意义上发生变化。中国改革的首要成绩是执政党执政理念在文本意义上的全面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历史使命的最新定位。在执政党转变自己理念的同时,要求社会大众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内涵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执政党理念和公民意识的文本意义固然和改革的现实仍有不小距离,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欧的转型变革也曾有过文本变化先于现实革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改革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它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基本宪法秩序不变情形下的社会分权。关于社会进步的最简单道理被亚当·斯密揭示出来以后,几乎再没有变化。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 国家权力的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正如国家权力不可滥用一样,自由权利也不可滥用;自由的底线是不能侵犯他人利益和一切公共利益。这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含义。多元化不排斥权威,也不意味着自由化。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是在基本宪法秩序不变的条件下,解决类似西欧社会中世纪的分权问题。分权仍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内部的分权,另一个是体制外部的分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些服务业大多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本质上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一九九○到二○○七年,在国家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8%,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72%。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再用那个“吃某某的饭”的口头禅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但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报告,二○○六年我国民间组织数量比上年度增加10.6%,目前总量达到三十五点四万个。另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我国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十五万个,比较规范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超过十四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十分活跃,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村民自治”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也已经成了不小的气候。
中国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人们知道乡镇一级直接选举有悖于宪法,但乡镇直接选举的成功却捷报频传。就在二○○四年,江西省的官员在他们那里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在土地制度方面出台政策,与国家法规形成某种对立,如山东的农地抵押、广东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等。
中国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政治的“外部分权”。这方面的典型事件是中国加入WTO。一九八九年由八家机构制定的八套改革方案比起WTO章程实在是显得保守和妥协。那个时候,这些改革方案激进到难以被社会所承受的地步;仅仅一个价格闯关就惹了不小的乱子。事过境迁,时代变了,变到十年前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国外贸总额一举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左右。从北京奥运会到三聚氰胺事件,一正一反,人们确切感受到,中国有了一个“国际政府”,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管辖,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要说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莫过于这个变化。
中央政府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权威,近些年的政治策略越来越表示出立场中立的特征。典型的案例是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几大银行不再是资本运作的垄断者。证券营业部、各种基金、二十余家国外金融机构组建的QFII已经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位,面对上市公司,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而努力的广大散户投资者也在用“脚投票”的办法参与博弈。中央政府能根据大量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一事实而始终实行帮助他们圈钱的政策吗?不能。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的政策线移动的轨迹,这就是逐渐由偏袒一方走向中立。分税制的出现,是一个权力中心下移的典型事件。以致杨小凯先生说我们有了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体制。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还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更新有关。电信这个东西本来最具有垄断性,但我们现在知道,信息产业部撤消了,网络通讯兴起了,以致阚凯力先生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完全免费通讯的时代到来,他还说由此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依据。
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
多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威形成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的分化同时在加强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组织程度的提高是通过权威的作用来实现的。国家是权威的象征。分化基础上的每一个设立单元的组织程度也会大大提高,因为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容易形成紧密联系的纽带。
组织程度的提高会增强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间的信息传播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并引起组织间的谈判对话成本的降低,使组织间的冲突更容易得到调节,组织间的对立容易达成妥协。在这个条件下,国家权威更容易中立,而国家权威越是中立,国家权威越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也越容易和谐。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以后,社会更容易产生立场温和的领袖,使全社会形成容易对话、妥协的氛围。我的研究和观察证明,群体的组织程度与群体领袖的激进程度成反比,组织程度越高,组织领袖的政治态度越是稳健,社会越容易和谐。
作者： 党国英 于莫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