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商精神与晋商徽商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是我国商人、商业和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商人代表和商业理论都可认为是源自河南,因此豫商是我国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商业群体,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豫商占有重要地位。而康百万家族无疑是近代豫商的代表之一,其经营思想、经营方式、经营地域、文化理念、财富使用等方面都代表了豫商独特的精神气质。
长期以来,学界对晋商、徽商研究甚细,而对豫商言之尚少,且概念模糊,乃至明清十大商帮上都缺失了“豫商”的名字,而在中国新五大商帮里,豫商更是寂寂无名,让源远流长的“商道”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几乎无所依托。
河南是中国商文化的发源地。辛树帜《禹贡新解》因丁山《九州通考》说,豫州以谢地得名,《诗·嵩高》、《郑语》记载了周宣王为申伯营谢,甚至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郑桓公也曾经打算迁往于此,可见在先秦时期河南地区的环境之优美舒适,宜耕宜居,交通便利,正是诸多的便利条件,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增加了商品交换的可能,“殷人重贾”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风气。并且河南商人经商的传统由来已久,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豫商是领导者。我国最早有史书记载的商业活动,就是夏朝中期殷人“肇牵牛车而远贾”,居住于今河南商丘的商始祖王亥带领商族人“做服牛”“以为民利”,以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进行交易。“商人”一词由此得名。南阳的范蠡和濮阳的吕不韦堪称时代商雄,商丘之计然是为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家;范蠡以计然为师将商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情商”吕不韦,筹划完成了“货天下”的宏图大业,堪称一代人杰。早期的豫商精神集大成者洛阳人白圭在说到经商之道时讲:“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概括之,我们可以说是“智”、“勇”、“仁”、“强”的能力和行为素质,并且他把经商与智慧、道德相互联系,形成了豫商乃至整个中国商业精神的内核,以致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毕恭毕敬地将白圭奉为“天下治生祖”。除了优秀的商业精英,汉唐时代的洛阳、北宋的都城汴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商业都市。北宋以后,虽然经济、政治中心南移,但中原大地的开封、洛阳、商丘等地仍然是繁华的商埠重镇。
提起豫商,尤其不能不提纵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富裕十二代,历经四百多年辉煌的巩义康百万家族,该家族可称为历史上豫商当之无愧的代表。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起家,以利用漕运发家,以收购土地兴家,以儒家文化传家。其产业巨大,声名显赫,他们运用手中财富,凭借黄河、洛河舟楫之便,搞航运贸易,经营盐业、木材、粮食、棉花、布匹、丝绸、钱庄、药材等。到清代中期,康百万家族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泾、渭、沂六河,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土地达十八万亩,财富无以数计,成为中原一大富豪。民谚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一九○○年八国联军攻战北京期间,康家曾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架设浮桥、铺设御道,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被慈禧太后赐封“康百万”,名扬天下。民间百姓还将康百万与巨富沈万三、阮子兰并称为“三大活财神”,印成年画张贴,祈致财富。
中国人常言“富不过三代”,而康百万家族却创造了中国财富的神话,堪称一代儒商的典范、豫商的楷模,特别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训《留余》令人印象至深: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敬题。
世代相传的“留余”祖训所体现的“尚中庸、积荫德、重家教”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精髓,与新时期和谐的商业道德要求殊途同归。
以康百万家族为例,可以看出豫商和晋商、徽商在经营思想、经营方式、经营地域、文化理念、财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
从经营思想上看,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贾”(山西常氏家训),全心做生意,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有极重的“官本位”思想,追逐财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从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而豫商往往处变不惊、深藏不露,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尊儒黜商”的传统观念,推崇文化,兼容并蓄,亦儒亦农亦商。以后人对陶朱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评价来概括豫商精神,以崇官、拥官和爱官总结为与官员交际之道是不过分的。豫商真正做到了扬诸商之长、避诸商之短。
从经营方式上看,晋商从小买卖起家,精打细算,以经营票号、高利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布、丝绸等;以关公之“义”,在经商处建会馆以结帮,开辟了“走西口”之路,开创了我国的金融业;徽商崇尚文化与政治,主要以钱庄典当为主,经营盐、茶、木材,亦儒亦商,与政治极力结缘,或投机取巧,或以丝绸、粮食等,谋取大利,“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豫商地处中原,认为“金木水火土”,土为中,土生万物,信守“土能生白玉,地可发黄金”的正统思想,守中虚外,因而以土地经营为主,兼营盐业、木材、粮食、棉花、布匹、丝绸、药材等业,从土地的拥有量上,可以说是全国商人之冠。
从经营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以耐风沙干旱的骆驼为主要运载工具,向晋北、内蒙古甚至白俄发展;徽商则主要在两淮、江浙或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船队为主要运载工具,有时顺运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而康百万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线,通过黄河、泾河、渭河、洛河、运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围发展,西部最远至兰州,东部最远北至京津,南达沪杭等地。运载工具既有敢于在险峰恶浪中行驶的船队,又有适宜长途贩运的骡马“高脚队”。
从文化理念上看,晋商信奉“学而优则贾”,让家族中一二流子弟经商,三四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用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经营头脑缔造晋商队伍,从而使其异军突起;徽商贾而好儒,经商喜欢文化,以文会友,书不离手,由儒而商,由商做官,官商互济,成功之后,买书、刻书、买画、听戏、建书院、建园林;豫商位于天下之中,经济交通发达,中原地区文化源远流长,豫商深受河洛文化、儒家文化影响,并吸取了法、兵、道诸家文化思想,以农为本,亦农亦商亦儒,把书读好、经商与土地联系起来。
从财富使用上看,晋商发达之后,在家乡建立起宽阔的宅院、城堡式建筑;徽商则无外乎两条路,一是在家乡盖豪宅、别墅、园林和戏楼,购买土地,悠游天下,养老送终,建牌坊、造祠堂;一是让自己的儿子读书考科举,做官;豫商则把自己积累的财富购买大量土地,并构筑起庞大的地主庄园。作为豫商代表的康百万,良田上千亩,建起了占地二百四十多亩、由十九个独立区域组成的犹如一个小型社会的庄园,关起门来,便可以自给自足、自产自销。
从创业方面看,晋商以小胜大,往往从小商贩开始,精打细算,滚雪球,各成体系,渐成气候;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康家采用的是诚信经营、勤俭持家、多种经营、制度取胜。康家认为金银财宝都属于“浮财”,容易一朝散尽,因此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形成农、官、商一体。
从家庭、婚姻来看,晋商、徽商“轻离别”,一去数十年不回属寻常事,豫商以河洛文化为核心,重乡土,恋家乡。晋商长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灯红酒绿,多纳妻妾;康百万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家教极严,而且打破传统,实行“一夫一妻”制。
豫商精神厚重而深沉,又充满了生命力。既如张民服先生所说:“豫商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了四千余年,不仅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商品物资,而且创造出诚实守信、忠贞敬业、坚韧不拔、刻苦耐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积德行善、扶危济困等许多优秀的豫商精神,这些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又如现代豫商的优秀代表许家印在二○○七年第二届豫商大会上讲到的,“优秀豫商不论大小都有共同之处,都带有中原文化气息和故乡情感的草根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钻研精神,吃苦精神,创业精神,诚信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豫商精神已成为中原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他们对于豫商精神都进行了凝练的概括。
以康百万家族为例,分析豫商、晋商和徽商的差异,可以大致总结出豫商独特的精神特点,即崇尚中庸、低调内敛,勤俭为本、耕读传家,乐善好施、欲取先予,诚信义利、知人善任,审时度势、敢为人先,保持特色、勇创品牌。
其一,崇尚中庸,低调内敛。康家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备至,其中“忠、孝、节、义”,在其处处悬挂的匾额、楹联上多有体现,比如“致中和”(《中庸》)、“居贵敬”(《论语·雍也》)、“行贵简”(《论语·雍也》)、“端洁退让”《礼记·曲礼》等等不一而足,一种处惊不变,博大宽容的气魄自然而成。其中康家家训更加充分诠释了这种精神:“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康家处处恪守“留余忌尽”的家训,既传承了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又与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勤俭为本,耕读传家。“克俭克勤思其艰以图其易,是彝是训言有物而行有恒”,勤俭治家、为诚于国,经过十几代的苦心经营,终积累起百万巨富,曾两次悬挂“良田千顷”匾牌,置地达十八万亩,雄冠全国。“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书经·周书·蔡仲之命》)耕读有道、诗书传家,康家重视读书和教育,契合了当前大力提倡的“学习型社会”和科教兴国战略,既是康氏家族商业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豫商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
其三,乐善好施,欲取先予。康百万家族富仁兼备,重视慈善事业,多次以公益为手段,修黄河大堤,建学校、赈灾民,既纾解国难,又救民于倒悬,被山东开封等受灾的老百姓称为“大善人”,赢得了民心和朝廷的赏赐,既达到做官的目的,又得到了朝野主流的认可、赞誉。灾荒之年,在自己产业所在烧毁契约,仗义疏财,设置粥棚,赈济灾民,赢得一方百姓的良好口碑,良好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形象反过来又促进了其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如今,悬挂于门前“一门里”、“毁家纾难”(《左传·庄公三十年》)、“德懋行芳”(《船山史论》)等匾额仍在述说着其功绩。
其四,诚信义利,知人善任。康百万家族在经商和理财的过程中,以优良的商业道德营造了和谐的经商氛围,终于赢得广阔的市场和经久不衰的品牌声誉。康家经营管理系统中当时有四老相公(相公相当于现在的管理者)、八大相公、三十二相公之说,构建起一个运转高效、合理的金字塔式的商业和家族管理机构,在人才方面层层选拔,选贤任能,用先进适用的管理方法,把家族企业变为企业家族,使管理日臻完善,保持商业健康良性地发展。
其五,审时度势,敢为人先。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尊儒黜商”、“重农轻商”思想,对河南人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康百万家族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勇于突破,大胆经商,且以经商盈利,以利促教,以教促进入仕。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成本最低,康百万家地处河洛交汇之区和古都洛阳较近,第六代庄园主康大永大胆突破“仕不经商”思想,开辟大河行船。经营长途运输贸易,促进了各地的商贸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六,保持特色、勇创品牌。康百万所经营产业,对于客户服务细致,坚持“以义致利,以义为上”,不以盈利多寡而有参差之别,即使在康百万家族面临极端困难时也能以信为本,履行合同,优秀的经商作风为康氏家族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响当当的“康百万”的金字招牌。这又与现代积极提倡的品牌意识不谋而合。
“豫商”久远而厚重,令人景仰。韶华易逝,沧海桑田,世界在变化,豫商精神也在不断的发展中传承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它新的内涵。
面对着悠久的历史和蓬勃发展的今天,豫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豫商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就是因为河南商业诚信品牌的缺失。而且,豫商与其他商帮相比,略显得较为分散,也没有在某个行业形成强大的“垄断力量”。还有“官商”过多也成为一把双刃剑,豫商要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还需要在中原这片文化沃土中汲取更多的营养,锻造出更加适应现代发展的商帮文化。“如果没有一种凝聚力的文化,商帮的概念就是虚幻的。”
作者： 刘斐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