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代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处在“现代中”(其近义词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城市，最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城市的建筑景观与风貌格局，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人文情态，即包括城市人的生活态度、行为特性、人际关系。前者是“建筑—物质”层面的，后者是“精神—行为”层面的。以往讨论城市文化的传统多注目在城市建筑美学上，其实城市文化的讨论必须同时关注城市的人文情态，不能“见物不见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北京现代人文情态之变迁为例，我将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城市文化在历史变动中的轨迹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居住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不再是首都,城市的功能渐渐发生变化，北京开始向一个以文化教育功能为主的消费城市转变。“七七事变”以后，政府机关和国立文教单位南迁，北京进一步走向萧条。抗战胜利后，政府单位与大学复员，北京的社会发展和教育有所恢复，到一九四九年，北京人口约二百万。
虽然，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政治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变化，而北京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文化，如语言、信仰、生活态度、人际交往等，大体维持了晚清以来的传统。北京人的生活形态，中等家庭一般以一家居住一所四合院为多(有家庭拥有两所院子，出租一所；也有家庭将院中少部分房屋租出以取得收入)。抗战胜利后，政府单位回迁北京，工作机会增多，外来工人也增多，他们多租住四合院内之一间。北京解放，政府接收了不少公私房屋，分配给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为宿舍住房，这些房屋多是临解放逃离者的财产，条件较好。解放后北京工业发展，工人人口进一步增多，外来工人多以租住四合院平房的某一间来解决，政府较少为民房投资建设。但人口增长渐渐加快，住房矛盾也渐渐突出。
“文革”初期，所有私房被迫交公，房管局遂将大量住房拥挤的住户及无房户被安排进入原为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私房，使四合院的住民结构大大改变，居住文化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引发的兴建防震棚，本来多是临时搭建屋，但很快就发展为院内新盖小房的流行，不可收拾，这使得昔日的四合院的“院落”空间全然为新建小房所占据，四合院的内部面貌已经不复可见，名存实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合院大都已变为大杂院，生活空间的挤压严重扭曲了居民的心理和行为，以往的市民文化大大变质。
五十年代中期北京开始建筑楼房小区作为政府机关宿舍，这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新形态，后来的小区建设模式都是从此而来。五六十年代，各级政府机关兴建宿舍楼，规模不等，小者二三栋，大者几十栋，自成系统。这些宿舍较少在老式胡同居民区建设，多在“城外”即今二环路以外建设。例如西城区复兴门外，西至木樨地，北至动物园，中经三里河、甘家口、百万庄，建设了成片的国家机关宿舍楼房小区，这是北京历史上所没有的。与旧式四合院平房相比，这些宿舍楼居住条件改变很大，虽然居住的空间不大，每家没有独立的院落，人均面积不如四合院独户家居；但卫生设备先进，燃气使用方便，上下水道基础设施良好。宿舍楼区的居住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子女，综合素质较高，完全没有旧城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其居住方式也代表了新北京居住文化的一个方向。不过，就整个城市来说，五十至七十年代新区宿舍与旧城胡同差不多是两张皮，相互间影响不大，更无融合。特别是，当时新区在城外自成一体，其人口数量也远少于旧城内的居民，很难真正影响旧城文化。然而，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北京市的建设向三环路、四环路的推展，旧城人口的转移、新增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安置、商品住宅的开发，都是以楼房小区为模式，已经渐渐成为当下以及未来北京居住的主要模式。四合院及其生活在当代的北京市已经沦为少数。
文化
旧城区北京居民的文化是所谓近代“北京文化”的基体和母体，可以说它是延续着清末、民国的北京文化独立发展的。而同时期新区的市民文化却持续地受到它的影响。
以旧城北京居民的文化性质而言，我认为,近代北京文化的主体是北京城里的中等阶层居民，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说,即中产阶级市民。但“中产”的“产”字太注重财产的意义，缺少文化的意义。也就是说，近代北京文化的主体其实既不是所谓的京城达官贵人，虽然广义的北京文化包括宫廷文化的部分，但宫廷文化自成一体。清朝达官贵人与贵族在京居住的不少，但他们的后人在民国后大都流落了。北京文化的主体也不是城市贫民,城市贫民是北京城市边缘化的生活群体，他们的职业多是小摊贩、小店铺伙计，以及送煤、拉洋车、蹬三轮一类苦力劳动者。他们的居住条件较差。一般所说的天桥文化多与这个群体有关。有人把老北京文化说成是一种“贫民文化”，这是对北京生活与文化的完全不理解，其实城市贫民的语言和生活形态只是北京文化中代表下层人群的一种亚文化。真正代表老北京文化的是城市的中等或中产阶级，当然这个阶级中还包含不同的差别。因此这个概念虽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所指，但大致有一个边界，即家道小康，有一定文化，看重教育，生活稳定、居住或拥有独立的四合院的家庭。这类家庭在北京各区分布不完全一样，如东城、西城,每个胡同中这类家庭约占50%以上。这样的家庭在胡同生活中，还是受到一定的尊重的。汪曾祺曾著文《胡同文化》，其中提到几点，认为北京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爱看热闹，少管闲事，易于满足，生活要求不高。这些说法有一些观察为根据，但不够完整。他认为胡同文化是封闭的文化，更不准确，因为胡同就是小街，与其他任何城市的小街功能没有什么区别。
胡同的文化都体现在四合院,四合院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具有自足性，但其建筑与自然的交流更多。北京的民俗文化也常常被人提起,如庙会、小吃，但这些风土风情都不涉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而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交往面貌、行为方式、生活态度、文化取向，才是城市文化的人文要件。在我看来，北京人的传统文化大体可归纳为：客气好礼、乐天知命、悠然自得、宽容和气、舒缓幽默。而独院独户的四合院正是这种生活态度的存在方式和条件。总之,温良恭俭让是北京人的态度和德行，知书达理是北京人推崇的人格，听戏听相声是北京人的娱乐。北京人不迷信，对宗教的态度较淡，自然理性是他们的信仰。北京人的性格带有相当的古典性，较缺少斗争性格。北京人离中央政府很近，对政治变动的大世面从不陌生，又看惯了北京的城市格局宏大，看惯了各地官商来往频繁，北京人也就具备一种开放包容、大方大气。北京中等阶层的生活态度与面貌，代表了北京文化的主流,也对更低阶层的人民有所影响。
变迁
北京解放以后，新政府对城市的接管，是很明智的。政府对城市基层的管理机制，是以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为一级，居委会为二级，街道积极分子为三级，每一胡同有若干被选定的街道积极分子，负责传达政府和街道的指示；几个胡同共同组成一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则管辖多个居委会，居委会受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的指导。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即“文革”前，北京城市基层的街道积极分子主要来自胡同居民中靠近政府的中等阶级，政府所依靠的不是在胡同生活中没有影响力的城市贫民；政府注重的实际是文化影响力，而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可见解放后至“文革”前，在胡同的社区组织活动，依靠的是这样一些人士，他们在政治上靠近政府，在社区有文化影响力，性情温和，维持生活传统，所以城市文化在“十七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时期变化不大。
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街道积极分子的构成不再是城市中等阶级，而改为以下层市民为主。文化革命的红卫兵大破“四旧”，直接深入胡同，原来受尊重的城绅文化斯文扫地，城市文化再不能维持传统了。其结果是，从前老城区北京人的温良恭俭让的文化，宿舍新区的革命理想的文化，同时遭到破坏。在被切断了与这些以往优良传统联系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于是被城市贫民文化和流氓文化所浸染，在语言上的污染尤其突出。从红卫兵的红色恐怖主义，到“联动”开启的打砸抢方式，“文革”使得城市的高尚文雅不复存在，争凶斗狠成了青年行为的最高价值。最后，青年流行的行为文化与旧城区边缘性的流氓文化合流，传统的城市文化遭到极大破坏。王朔有小说名为《动物凶猛》，这四个字指涉的生物性本能,正是描述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文化特征，而这一代人和这种文化对整个城市文化影响很大。“五四”时代，北京的市民文化并未受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但文化革命运动彻底地改变了北京的市民文化。有幸的是，“八○后”、“九○后”的一代新人，他们在全新的、向着现代化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终于为那种“文革”的文化画上了休止符。
更新
北京自清代中期以来，直至解放，本不算是一个移民城市，居民多为居住了几代的老住户。但解放后重新定都北京，庞大的中央政府的重建与发展，使得北京开始变成一个移民城市，因为党政军、教科文所需的大量干部和知识分子皆从外地进入北京。五十年代进入北京的外来人口，综合素质较好，改善了北京住民的结构。他们中多数人所居住的新式楼房小区，也成为后来北京居民住宅建设的主导模式和方向。由于新区宿舍的干部、知识分子大多由外地而来，所以外来移民引发的改造北京文化的进程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直至今天。(至于大学校园，其文化有独立性和自足性，对城市居民的文化少有直接的影响，不在此论列。)当然，五六十年代外来进入北京生活的人都是按照正式户口迁入手续入住北京的。北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与发展前景较好，随着北京现代化的展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无户口而有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移民的文化对当代的北京文化也发生多方面的影响。
城市建设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城区居民迁往城外的新型住宅楼。可以说,五十年代开始的宿舍新区的建设，拉开了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序幕，北京城市现代化基本上是按照这种宿舍楼小区的模式发展的。从而，老城区的四合院民居，与新区楼房小区，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近几十年来，新的居住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区居民又以移民为多，使新的北京文化处在不断形成之中，也冲击着老的生活方式。
于是，随着八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的现代化，老城区的四合院及其生活文化明显衰落，渐趋消亡。更必须承认的是，旧的胡同民居建筑在百年后大多已经衰败，其中的居民大都向往着搬迁到楼房小区，求得居住条件与环境的更新，这使得持守胡同生活文化对大部分原住居民变得既不可欲也不可能。北京在“文革”后的现代化进程，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不仅加速了旧城的改造，更扩大了三环路以外新区的建设，从而推动了老城区居民向城外迁移，也吸引并容纳了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今天，旧城区的人口仅约一百六十万，整个城市三代以上或解放前即已居住北京的家庭应当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这使得几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北京文化在新的城市总体中的分量已大大降低，加上现代北京人的职业结构变化很大，北京人的教育程度已大大提高，北京人传统的生活观念、行为习惯以及交往方式也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新北京文化由于大量移民的进入而呈现拼盘式文化的格局，也不断出现新的生成和组合，但对于任何城市的文化而言，本地的传统终究是最有影响力的。回顾以往，环视现在，暴烈的革命化对市民行为的影响已经过去，而户籍人口居住空间的大大改善，使得七十年代以来因居住空间拥挤而扭曲的人的心态、行为和邻里关系,有可能恢复到传统的城市文化，毕竟老北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仍然占据着北京人内心的某个部分。北京的文化传承，绝不应是在语言文化上去回归北京土话，而是传承北京文化历来被推崇的价值观、生活观,在此基础上融合新的价值观和生活观。
城市经过了革命化和现代化,在外观上，北京已经成为气象壮丽的现代大都市。据悉，北京已有常住人口一千七百五十五万，其中外来流动人口五百零九万，占常住人口比重百分之二十九。市区人口一千万(据中国日报网二○一○年二月五日消息)。面对忙碌的、拥挤的、现代的新北京，我们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新的北京文化还要不要延续老北京的“温良恭俭让”的行为文化？新北京的精神文明还要不要恢复老北京的“客气好礼”的交往态度？新北京的韵律节奏中是否还需要一种“悠然乐天”的生活情怀？那已经在过去四十年被切断的城市人文传统还能不能复活？
如果传统的连接、承继、发扬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复兴首先需要一种文化的自觉。不仅如此,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它的文化传承不仅要面对地方性的城市文化的继承,还必然与整个国家共同负荷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了。
作者： 陈来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