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双城记”
一、为什么是“双城”
不同历史时期，诸多形态各异的城市之酝酿、崛起与衰落，乃构成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城市不仅聚敛权力与财富，还积聚文学与文化。虽有“首善之区”之类的说法，但即便政治上“一统天下”，也无法消弭各城市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施坚雅将农业中国划分为九个大区，每个大区发展出若干独立的城市体系，其中包括中心城市、小城市与广大乡村。进入二十世纪，这一大区规模及城市体系的建构，更是日趋完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某一中心城市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张与收缩，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对于治国者来说，亟须理顺的关系，除了“城与乡”，就是“城与城”。
城市之间的对峙、牵挂与竞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其间风云变幻，莫测高深，具备多种可能性。对于具体的城市来说，政治地位由皇上/中央政府裁定，经济地位靠实力说话，只有文化地位相对模糊些，取决于众多文人学者的努力。至于城与城的关系，大略分三类：行政上的上下隶属，经济上的大小依附，文化上的“剪不断理还乱”。毫无疑问，我最关注的是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城市之间的对峙与对话。
说到城市间的对峙与对话，最容易想到的是“双城记”。比如，谈法国城市，我们会想起巴黎与里昂的竞争；谈俄国城市，我们会提及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角力，谈日本是东京与大阪，谈印度则为德里与孟买。中国呢？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曾有过喧嚣一时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其实，“京海之争”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关注，而且事后一再被提及，就因为涉及的是整个城市的性格，而不仅仅是“文学”。至于走出国门，谈国际上的“双城记”，若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则西欧有伦敦与巴黎，中欧有维也纳与布拉格，东亚则是东京和上海。此类“双城记”的构想，随意性很大，你可以谈政治，也可以比经济，还可以论文学艺术。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迥异，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也就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
提起“双城记”，最有名的莫过于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中的伦敦和巴黎，只是故事展开的场景，作家并没有做“比较城市学”的意图。到了学者就不一样了，倘若他/她开口闭口“伦敦—巴黎”，那肯定是别有用心。有时甚至没有明说，只是暗中用力。李欧梵《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九三○—— 一九四五》（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的“中文版序”提及：“我多年追踪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无时不想到香港，这两个城市形影相随，其文化关系恐非一章‘后记’可以充分表现。”李著第十章题为“双城记”，包含以下四节：“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怀乡：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以及“上海复兴”。这两座城市的比较，一不小心就影响到了社会舆论。在《寻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的“小序”中，李欧梵非常得意：“这个‘双城记’目前已成热门话题，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十几年前初创此意的目的是为我的上海都市文化研究（见《上海摩登》一书），开拓一个更广阔的比较空间，却没有料到我的‘理论’竟被急骤变化的现实所取代。”其实，可视为“双城记”并展开论述的，远不止香港与上海。
那么，城市比较，为何是“双城记”，而不是“三城记”或“五城记”呢？
法国小说家左拉创作过小说三部曲《三城记》（《鲁尔德》、《罗马》和《巴黎》），而上海文艺出版社前些年也曾刊行“三城记”小说系列。后者由上海王安忆、香港许子东与台北/纽约王德威这三位“三城居住者”各主编一本这三城的中短篇小说选，希望借此呈现同一时期上海、香港、台北这三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出版时间，第一辑二○○一年，第二辑二○○三年，第三辑二○○六年（第三辑改换编者），第四辑至今未见踪影。
至于“五城记”，我读过两篇相关文章。一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二年版）中的《五城记》，分写开封、南京、成都、兰州和广州，多感悟和抒情，很受中学生喜爱。如“开封”的开篇：“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结尾处，作者登上古塔：“当我爬到最后一层，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我报到，我的祖先！’”曾在台北生活六年、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其《城市九章》（上海书店二○○八年版）中有一则“三城记：上海、香港、台北的流动盛宴”，有点名实不符，因其中还牵涉北京和广州。作者的大判断我很喜欢：“毫不含糊地，我说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是中文世界的文化五都。”（83页）
“四城记”没人说，因那念起来像“死城记”，很不吉利；“八城记”或“九城记”呢，又好像是旅行社的广告。再说，一旦“相提并论”的城市太多，读者记不住，论者也无力做深入探究。导演贾樟柯拍过一部《二十四城记》，但那不是讲述二十四座城市的故事，而是借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原址上做房地产项目“二十四城”，表现成都的国有企业三代人的坎坷命运。
没有比较，看不出差异；太多的比较，又实在说不清楚——这就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口口声声谈“双城记”。
二、不同类型的“双城记”
喜欢讲述“双城记”故事的，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民众，更有专家学者。在“双城记”的叙述/阐释框架中，你可以谈论城市的历史文脉，也可以辨析城市的现实图景，还可以畅想未来，到底怎么做才更有意义？
首先，必须是两座各具特色但等级相当的城市，才适合做“双城记”的论述。若双方实力太过悬殊，性质及功能迥异，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竞争，无论“高攀”还是“俯就”，都太吃力了，效果肯定不好。比如，你一定要论述“纽约与潮州”的同与异，当然也可以，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其次，当我们做“双城记”时，必须顾及时空因素。所谓时间，是指都市之新旧交替，比如汉魏的长安与洛阳、宋代的东京与临安，你都可以做一篇很漂亮的“两都赋”；即便不是国都，唐宋明清，诸多城市在历史大潮中兴衰起伏，导致其对话者不同，且褒贬有异。所谓空间，国际上很多大都市远隔千里，牵手结成友好城市，展开各种深入的合作与对话；而同一时期同一城市，因立场设定或论述需要，可能选择不同的对话者，比如同一个香港，可以选择伦敦或新加坡或北京或上海或台北或广州，展开“双城记”的论述。与谁“捉对厮杀”，决定了你的论述方式，还可能蕴含着某种价值判断。比如近年最为活跃的沪港比较，显然是因为上海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
第三，谈论城市，为何需要成双成对？现实生活中，之所以盛产“双城记”，就因为当事人认准在“对镜”过程中，互为他者，更容易有所发现——借了解对方，确定自家立场，力争扬长避短。政治家之谈论“双城记”，大都有赶超对方、压倒对方，争夺话语权的意味；学者不一样，我们只是借助此叙述框架，获得对照与比较，还有深入思考的空间。一旦两城并列，必定有比较，有褒贬，所谓“一碗水端平”，只是理想境界；不过，在我看来，好的“双城记”，不该争风吃醋，你死我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最后，也是我最想说的，世界上没有两座城市是完全一样的，所谓的“双城记”，可以是黑白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也可以是五彩斑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略而言，前者强调对抗中的对话，后者侧重合作时的竞争。如果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为例，前者便是京海之间的对峙，后者则是平津之间的互补。
这当然取决于经济结构、语言文化以及历史传统，但似乎也与城市间的距离有关。北京与上海距离一千四百六十三公里，上海与香港距离一千九百九十一公里，有足够大的腾挪趋避的空间，容易做成对峙/竞争的大文章。另外一类“双城记”，距离就近多了——北京至天津一百三十五公里，苏州至杭州一百六十公里（公路），广州至香港一百七十三公里，上海至南京三百零一公里，成都至重庆三百一十五公里，不说“近在咫尺”，但确实相距不远，历史上以及现实中，多以合作/互补为主，当然也包含竞争。这两种类型的“双城记”都很重要，但针对目前中国学界的现状，我更愿意谈合作而不是对抗、互补而不是竞争的“双城记”——比如京津、沪宁、成渝、苏杭或者穗港（省港）。后一类“双城记”，反差不太大，因而不太耀眼，但其实更重要，不该被我们忽视。
北京与天津，这两座大城市离得这么近，但无论行政区划还是文化性格，都各有其特性，不可能也没必要合并。因此，关注一百五十年来京津这两座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在文化上如何对话、呼应与竞争，特别有意思。以我粗浅的了解，晚清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两座城市在文化上呼应得很好；反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才变成单位所有，新闻出版以及文学艺术等，双方都得各搞一套，往来反而少多了。这有点可惜。近年政府提倡京津冀合作，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因素。其实，教育、学术、文化更应该这么做——起码，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将京津作为“双城记”来综合研究。
三、作为一种学术思路的“京津”
在“京海之争”的论述框架中，天津的地位及作用被严重低估。我们都知道，挑起京派与海派之争的，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此文发表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因其偏袒“京派”而贬抑“海派”，引起上海作家不满，于是展开一场火药味很浓的论争。第二年一、二月份，沈从文又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和《关于“海派”》。当上海的作家群起反击，攻击京派之依附官府因而同样缺乏独立性时，似乎没把作为“阵地”的天津考虑在内。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我想引入的，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北京与天津之间关系如何密切。
“天津作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都市，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参见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但因其与作为帝京/首都的北京离得太近，常被不恰当地忽略了。就以当下来说，虽说是老牌的直辖市，比起上海和重庆，天津面目模糊，不太容易吸引公众的目光。不仅今天，几乎历来如此。可天津不仅是拱卫京师的大门，还是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洋务中心，很长时间里，其工商业及消费水平均比北京高。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学校、报业、戏剧、曲艺等，也不比北京逊色。清末民初之开通民智、呼唤变革，天津的《国闻报》（一八九七，创刊时间，下同）、《大公报》（一九○二）、《庸言》（一九一二）、《益世报》（一九一五）可谓赫赫有名；至于《醒俗画报》（一九○七）、《人镜画报》（一九○七）、《北洋画报》（一九二六）对于政治时事、百姓生活以及文化娱乐的关切，《春柳》（一九一八）之提倡南北话剧融合，同样值得表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天津的青年学生多有交往，南开新剧团对于西方近代话剧的推介，更是走在北京前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北方左联，平津两地多有沟通；至于北派武侠小说家，如还珠楼主（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等，都是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跃在天津与北平，并得到广大读者的拥戴的。
可我最想说的，还是《大公报·文艺副刊》对平津文坛的意义。英敛之一九○二年创办的《大公报》，是当年北方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一九二六年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的新记《大公报》，更是对平津的政治、文化、教育等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开辟众多专门性副刊，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医学、军事等，请北平等地的大学教授主持，办得风生水起。从一九二八年吴宓编《文学副刊》，到一九三三年杨振声、沈从文编《文艺周刊》，编辑方针有很大改变，但都是借用北平的作者群，后者连通讯地址都写“北平西单西斜街五十五号甲”（那是杨振声的家庭地址，真正的编者沈从文居住达子营二十八号）。换句话说，这《文艺副刊》就是外包的“活”，北京编辑，天津印制并发行。一九三五年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文学青年萧乾，接手编副刊，更是常跑北平组稿并征求意见。半个世纪后，萧乾撰《一代才女林徽因》（《读书》一九八四年十期），描述当年的情境：“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指林徽因——引者注）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文坛，废名编《骆驼草》、叶公超编《学文》，虽则美丽，都是昙花一现。至于朱光潜的《文学杂志》，一九三七年五月才出第一期。对于京派文人来说，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最为重要的阵地。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天津的《大公报》，就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正是天津、北平这两座城市的文化人通力合作，方才成就了京派文学这一奇葩。至于一九三六年文坛上的两件大事：评选《大公报》“文艺奖金”，评委主要是北平的作家和批评家；《〈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则干脆委托北平城里“太太的客厅”中美丽而睿智的女主人林徽因来做。
萧乾在《我与天津》（《萧乾全集》第四卷，68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中称，当年到天津后，报馆的朋友不多，文学朋友却不少：“曾在北平沙滩汉园公寓住过的三位诗人——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当时都在八里庄南开中学教书。另外还有毕奂午以及巴金的哥哥李尧林。章靳以和万家宝（曹禺）那个时候恰好也在天津。”这里提及的，主要是京派或倾向于京派的文人。其实，同一时期的平津，不仅有京派文学，还有北方左联。孙席珍、陈沂、方殷等人的文章都提及北方左联主体在北平，但有个天津支部（参见《左联回忆录》下册，497页、573页、6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张香山《天津左联的片断回忆》称，天津左联成员除了给文总办的综合性月刊《天津文化》写稿，还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曹世瑛编）上发文章（同上,654—659页）。与上海左联多著名作家不同，北方左联多年轻学生，文学成就不高，杂志（北平刊行的《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科学新闻》以及天津创办的《当代文学》）影响也不大，更多的是一种年轻人的政治热情。但作为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学实践，平津两地文学青年的热血及激情，还是值得后人追怀以及充分肯定的。
之所以需要“平津”这样的“双城记”，一是当初本就多有合作与互补，二是便于互相发现——在天津阅读北京，在北京观看天津，当然更包括将平津视为一体做综合论述，这都是拓展学术视野的绝佳途径。在我看来，不仅应该好好探究政治史或文化史上的“京津”，学界还可以在“双城记”的视野中，深入思考明清的苏杭以及民国史上的穗港（省港）、沪宁、成渝等。这些结构相似、多有合作与互补的“双城”，更适合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思考与论述。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作者：陈平原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