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荷抗西，英国曾经很受伤
进入16世纪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洲际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宛如一块巨石横亘于东西方商路中间，哪怕盛极而衰，亦非欧洲诸国可撼动。不得已，为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了广袤的殖民地、海量的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欧洲商业重心由此从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转移。
而海外商业活动需投入大量资源，非松散的领主制可以承载，于是更为强大且信奉重商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应运而生。
大争之世，西班牙虽占据先发优势，但过于强烈的帝国使命感和偏执的宗教狂热，使它陷入欧洲各地纷争的泥沼难以自拔，从殖民地搜刮的巨额财富或用以享乐，或拿来填补战争的无底洞。本被西班牙当作奶牛压榨的荷兰遂揭竿而起，独立建国，短短数十年竟豹变为海上巨无霸。这期间，荷兰与同样靠海吃饭的英国的关系经历了从盟友到竞争对手的转变，令人唏嘘。
新教演变了尼德兰
荷兰只是俗稱，国名为尼德兰（Netherland），即低洼地之意，位于欧陆西北，为莱茵、马斯等大河汇聚入海之处。尼德兰境内有南、北荷兰二省，为其精华地带，因经济繁荣、商誉出色为人熟知，很早就成为尼德兰的通称。
这片土地最早属凯尔特人，后经罗马征服步入文明，罗马亡后又成为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地带。王国分裂后，尼德兰历属东法兰克、勃艮第、神圣罗马帝国，领土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中世纪以来，参与区域工商城市联盟汉萨同盟的经历强化了尼德兰的经济共同体意识，而勃艮第公国的统治则大大塑造了尼德兰的政治共同体意识，
勃艮第位处法兰西与德意志之间，本为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间的缓冲带。然而，随着法国崛起，一直呈半独立状态的勃艮第岌岌可危。1477年，末任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在与洛林、瑞士的战斗中战死。为保全家国，勃艮第公爵独女玛丽提前启动已经决定好的政治联姻，嫁给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连。勃艮第治下的尼德兰也随之变换门庭，改投了宗主国，连带取代勃艮第成为辖区的新称谓。
马克西米连长袖善舞，尤擅联姻。他让长子腓力迎娶西班牙女王储“疯女胡安娜”，开创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腓力英年早逝，其子卡洛斯先后继承了父、母、祖父的领地，于1519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史上，乃至当时欧洲领地最广的皇帝—查理五世。尼德兰也由此和西班牙扯上了干系。尼德兰的存在于西班牙可谓锦上添花，尤其是在西班牙热衷于到处扮演正义骑士和宗教警察，钱袋日蹙的当口，怎会不欢迎一个能干而多金的新成员？
然而，问题出在宗教。
西班牙是一个通过反抗穆斯林异族斗争从欧洲的边缘地带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正因如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看重所谓“正统”，参与国际事务时常以基督世界秩序的捍卫者自居。这一立场甚至带入其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活动。但就在家门口，就在治下的德意志，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场动摇罗马教廷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中，马丁·路德的信义宗至多只算怀疑论者，流行于西北欧的加尔文宗提出的主张才叫针针见血，刀刀割肉。而尼德兰，作为当时帝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恰恰也是加尔文宗最活跃的地区。
异端，就在眼皮底下。怎么办？
查理五世生长于尼德兰，对尼德兰有感情，尼德兰人也认同他。尽管他强烈反对宗教改革，但终其任内尼德兰都大体平安无事。等到查理退位，尚武激进的腓力二世上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上乞丐”华丽变身
腓力二世承袭父祖以来西班牙的君主集权大趋势，但他缺乏乃祖的灵活性，执拗僵化。他对内继续集权，压制城市自治、扼杀地方活力，对外积极响应罗马教廷的宗教反制运动，到处参加宗教战争。
有着悠久自治传统的尼德兰正在被打压之列。一方面，尼德兰因为信仰新教遭到腓力二世仇视和血腥迫害;另一方面，帝国四处征战，军费最终转化为增税—尼德兰以一隅之地负担了西班牙帝国财税收入的一半。当宗教迫害与经济压榨重叠，便产生了巨大的共振效应。
1566年4月，尼德兰本地贵族中几位头面人物，化装成乞丐到总督府门前卖惨作和平请愿，却被西班牙当局嘲为“乞丐”后驳回。4个月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圣像为形式，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反抗运动;脸皮撕破，轰轰烈烈的尼德兰独立战争正式打响。
西班牙人嘲笑尼德兰人是乞丐，尼德兰人欣然领受，索性以乞丐自居。先是受迫害的加尔文宗教徒组成的“海上乞丐”在海上袭击西班牙舰船，后来贵族首领奥兰治亲王组建军队遥相呼应，尼德兰北方各省陆续独立。正是在各省义军此起彼伏的联动下，尼德兰不再是一个松散的地理概念。虽然革命南移后未能再现北方的盛况，但北方七省独立已成定局。1581年，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成立。因为荷兰省地域最大，经济最发达，又称“荷兰共和国”。
新生的荷兰虽然绝对实力不及西班牙，但凭借卓越的社会管理水平和出色的军事创新能力，加上合乎时势的外交操作，使它扛住了一波又一波弹压。荷兰不仅迅速站稳脚跟，甚至还能做到战斗、生产两不误。
荷兰地狭人稠，资源少、市场小，但胜在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大西洋航路和北欧航路交叉点，要想生存下去，唯有经商一途。当欧洲商业重心北移至大西洋，荷兰敏锐嗅到了商机，以海运物流业为切入点，通过建设大规模的商船队，并凭借高超的造船技术和成本控制一步步垄断欧洲的国际海运业务，由此得了个“海上马车夫”的雅号。荷兰的财富迅速增加，又刺激了手工业和金融业的成长。三者交相辉映，形成良性循环，构成了荷兰经济的三大支柱。
不差钱了，不怕试错，做生意的路子也就野了—荷兰人为开辟东方商路，组建了十几家民营的东印度公司，后来出于整合资源的考虑，合并为一家国家把控投资的商业公司。东印度公司不仅做生意，还有权力雇用武装、发行货币，甚至代表国家进行外交缔约，代政府管理殖民地，是荷兰在海外殖民领域的创新。
相反，西班牙在国家财政二度破产后，陷入国运“低地”，对荷兰这片低地事实上作了弃疗处理。17世纪中叶，野蛮生长的荷兰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援荷抗西，英國很受伤
在一海之隔的不列颠，英国对于荷兰的风生水起冷眼旁观，心中羡慕嫉妒恨交织。羡慕和嫉妒，是因为好运没有降临不列颠;至于恨，在英国人看来，荷兰能交上好运都是占了英国的便宜。
英国在欧洲，常被比作日本之于东亚—个性鲜明却又绝世独立。然而，近世之前，英国充满了欧陆情结。自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伦以来，历代王朝都不愿放弃在法国的领地。这直接导致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
法国依靠战争实现君主集权，反倒浴火重生，再度成为欧陆霸权;英国虽然在军事上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却因外战诱发内战，尽管内战同样有助于英国的君主集权，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已经错失了问鼎欧陆霸权的机遇期。也就是从此时起，“大陆均势”成为英国对欧陆事务的基本准绳。
英国结束内战后，可算欧洲病夫，为摆脱窘境，都铎王朝将君主集权作为内政方略，经济上则奉重商主义为圭臬。在海外殖民方面，英国无法与先发优势的西班牙正面竞争，就选择了私掠船等不光彩的非常手段，引发西班牙强烈不满。
在英国国内，产业的迅猛发展强化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还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新崛起阶层越来越不甘于罗马教廷的陈腐管理，这与都铎王朝的外交倾向暗合，最终成立了由国王兼任教主的英国国教。
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令抱持“不信主、非人也”立场的西班牙大感愤怒，宗教分歧使双边关系更加恶化。此时的西班牙，刚在意大利狠狠教训了法国，风头一时无两，哪把病夫英国放在眼里？至于英国，既然抱着迟早必有一战的觉悟，索性先下手为强，处处给西班牙使绊子。而城池林立、河道堤坝星布的尼德兰，自然成了英国消耗西班牙国力、曲线救国的理想战场。
这倒不是看在共同信仰的份上，而是出于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考量—一旦尼德兰沦陷，英吉利海峡将处于西班牙威胁下。自1585年与尼德兰公开缔约，英国对其支援可谓不遗余力。譬如1601-1604年的奥斯坦德围城战虽败犹荣，足见英国意志之坚决。但这些与英国在海上付诸的努力和牺牲相比，则大大逊色：著名的1588年格拉沃利纳海战英国以弱胜强，大破西班牙无敌舰队。只是，双方互有攻守，自始至终，英国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西班牙虽树大根深，怎奈四处树敌，同样无法全力对付英国。
最后，英西荷三方以奥斯坦德之战为契机，缔结和约。荷兰顺利独立，为最大赢家。西班牙虽失财税重镇尼德兰，但通过对英和约一定程度恢复在西大西洋海域的声势。唯独英国，一无所获。战争甚至波及本土，影响国内政局。因开明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都铎王朝绝嗣，权柄交由来自经济落后的苏格兰、信天主教、代表传统地主阶级的斯图亚特王朝执掌，施政方针大变。英国由此陷入长达40年的萎缩期。
作者： 赵博源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