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5 月6 日，黄昆教授在北京中关村黄庄住所接受了江才健教授的访问，回忆了他与杨振宁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由此可见两位科学大师之间的友谊与情怀。本次《物理》刊登时，编辑作了删减与修订。
江才健：您和杨振宁先生大概最早见面是在西南联大？
黄昆：对，1941 年。我1941 年毕业就到西南联大物理系做助教，那时候他是4 年级的学生。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在燕京时有个很好的同学叫张守廉。他在燕京念了2 年，第3 年就到了西南联大，与杨振宁同班。因为他原来跟我是好朋友，所以到了那以后，我很快就跟杨振宁熟悉起来。
江：那是1941年什么时候？
黄：1941年10月。
江：10 月，就是新学期开始。您是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黄：我是1941 年10 月里到的。那时候复杂，就先到香港。
江：您是坐船从天津到香港？
黄：我先到青岛，接我未来的嫂子一起去昆明，她当时在青岛。然后经过上海到香港，再到广州湾，然后就主要是广西、贵州到云南，走了两个半月。
江：两个半月，这么久？
黄：在香港等船的时间比较长。
江：您一到昆明就直接去了学校（西南联大）？做助教？
黄：对，物理系助教。当时清华和北大本科是不分的，都算是西南联大。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分开，清华是清华，北大是北大。我是北大的研究生，杨振宁是清华的研究生。那时候上课在一块，我们班总共，好像跟他记的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班4个人，张守廉、我、他，还有杨约翰[1]。杨约翰那时候是搞实验的，我们3 个都是搞理论的。他后来到哪去了不知道。
江：那时候有哪些老师？
黄：我是吴大猷的学生，杨振宁是王竹溪的学生，周培源是张守廉的导师。
江：当时您是22 岁，杨振宁先生19 岁？大家在一块儿就很熟，住在一起吗？
黄：我是1919 生的，他比我小3 岁。原来他在4年级住学生宿舍，我是助教，自己住在助教楼里。到后来在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昆华中学，他教物理，我教英文。在那儿教书所以share一个房子，因为那时候住房情况很紧张，学生宿舍条件太差。杨武之先生（编者注：杨振宁之父）的老朋友是昆华中学的校长，所以就为了住房的缘故，我们去教一门课，主要就是解决住房问题。我们3个在一起住了半年[2]。
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舍旧影
江：这个昆华是昆明的昆吗？
黄：昆明的昆，中华的华。研究生毕业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收留人，我们都得各自奔前程。我当时在天文研究所，有一个凤凰山天文台，在那里头工作。他那时候就教，我记得是联大的附中。1944 年之后，我们两人研究生就结束了，各奔前程。
江：所以你俩3年在一起，从1941年到1944年。
黄：不过我中间离开了学校，因为到吴大猷那边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住在吴大猷那儿。那时候为了躲避轰炸，吴家是在岗头村，后来吴先生摔了一跤，从马车上掉下来，我们觉得他跑来跑去不太安全，所以我到他那地方住宿。因为他家正好跟实验室在一起，于是我就住在实验室，有1 年时间。我跟杨振宁都是研究生，但有1 年我基本在岗头村，可能他还在学校。
江：您1992 年时曾告诉我说，你俩在一块谈很多物理方面的话题，什么仰视俯视看物理，上看下看……
黄：对，“俯视”和“趴视”。趴视是杨振宁发明的，俯视当然原来就有这个说法。他的意思是做学问，要站得高，要俯视，不要趴视。
江：他喜欢说话吗？
黄：我们几个人都爱聊天。
江：开始上课的时候，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喜欢问什么问题呢？
黄：杨振宁跟张守廉两个人，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我是普通人，他俩都是相当突出的。当时比较难的一些课程，在他们来讲都不在话下，上课一听就懂，就能够运用。当然杨振宁那时候就很出名，在西南联大里就传言过他有可能得诺贝尔奖。当时就是，至少我是听到过。
江：杨武之先生很早给杨振宁看了很多群论之类的书。他数学特别好？
黄：他的数学特别好。
江：您觉得他看物理，谈问题的时候，个性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独特？
黄：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有的天才，奇怪得很，有些特别。他的人际关系什么的都非常好，为人很周到。他和人相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都有很深的感情，他非常正常。当时张守廉就叫“张怪”，当然他是有选择性的“怪”，但也不是怪的不得了。杨振宁好像从来是各个方面关系都处理得非常非常好。
江：跟朋友在一起的谈话，他带头吗？有没有很特别？
黄：我们都喜欢argue，但是我更偏激一点，他比较摆得正。
江：您那时候的个性比他还要强？
黄：我有点偏向走极端。他最近还在讲我这个走极端，就是习惯把话说得过头，他是比较持平一点。
江：上课除了王竹溪、吴大猷，还有哪些老师？
黄：周培源教流体力学，赵忠尧教核物理，王竹溪教热力学统计物理。搞核物理有好几个，有位张老师[3]，现在想不起来名字。原来在燕京后来到西南联大的，等想起来我再说。
江：因为课程和学生很少，老师教课是常和大家讨论？
黄：我们在茶馆里待的时间非常多。杨振宁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我俩的关系。他后来在香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讲我们两个人在西南联大一起的生活。他跟我的回忆好像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记得那时在茶馆里待的时间比较多，他只觉得好像有时候到茶馆，可是我记得几乎整天泡在茶馆里，有时间去上上课。除了上课以外，就在茶馆里[4]。
江：茶馆就在学校附近？
黄：学校附近有好多茶馆。
江：就是这样子，喝杯茶，坐在那里就好。
黄：反正所谓喝茶都是坐很长时间，一坐就好几个钟头。我们总是在那儿高谈阔论，大概在当时小有名气，我们三人是高谈阔论最突出的。
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剑客”：黄昆、张守廉、杨振宁
江：有什么外号么？“三剑客”？
黄：我并不记得有“三剑客”，现在传闻是有，周培源也总是这么说，我并不记得有这么回事。我很奇怪这说法哪来的，我不记得。也许当时有人说但我不知道。那时我们三个人在茶馆里面，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意思，就是喜欢argue，而且声音可能也是最大的，是最吵闹的，待的时间也最长。
江：除了谈物理，还谈别的吗？
黄：什么都谈。
江：你有没有记得什么特别有趣的？
黄：我记得就是说看小说，读到最后阶段，我们会分成两派。后来我的表弟也加入了，他比我小几个月，原来在中央大学学生物的。
江：那时候重庆中央大学？
黄：是的，他研究生考到西南联大的生物系，后来跟杨振宁关系非常非常好，原来是因为我的缘故跟杨振宁熟悉。之后他俩的关系，跟我和杨振宁的关系也差不太多，非常密切。那时候分两派，我跟张守廉一派，杨振宁跟我的表弟是一派。那时候他俩对人道主义特别感兴趣，也非常钦佩，我那时候不以为然。
江：为什么？
黄：我也没什么太大道理，就是说我不像他们那么重视。那时候一起看小说看得也不少，我可能看得更多一点。所以谈天说地什么都有，小说什么也在其内，总是争争吵吵的。
江：你们有没有什么嗜好，除了谈话还做什么？不打桥牌？不下棋？不打球？不爬山？
黄：杨振宁是不是下棋我不知道，从我来讲就是这样的。他如果下棋应该也不多，好像他会下一点，因为他父亲杨武之先生围棋下得很好。
江：不打球？不做运动？
黄：不做运动。
江：那个时候有没有交女朋友？
黄：我们都没有。
江：男孩子在一起难免谈论感情的事？
黄：我们之间好像很少谈这些，都是在谈学问。至少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涉及到讲恋爱或者爱情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比较奇怪，不过当时很自然就是，可能志趣都在学问，主要的志趣在科学。
江：我曾写过吴健雄传，知道在写传记的时候，一般的人也会很关心情感话题，所以我会问起这类事情。
黄：也许在西南联大整个风气就是做学问，可能讲恋爱的还是少数。
江：那时上课是讨论的氛围？
黄：还是老师教课。我那时候的旁听课听了很多很多，因为原来的燕京上课上得很少，到那儿觉得五花八门的课很多。
江：您原来在燕京也是学的物理？
黄：也是物理。
江：可是你比他们还早一点。
黄：早一点，但我课程学得很少，好多课只有西南联大有，其他地方都没有。包括数学也上，我听课听得比较多，听了也不复习，所以也不大懂。
江：你们还去学别的课吗？除了物理。
黄：好像我们共同上课不是太多，后来我们班研究生时候，大概就几个共同的课，此外好像没怎么太多。
江：你们那时候穿着怎么样？
黄：穿衣服都比较普通吧，可能我穿的还是干脆一点，因为从北京去的，他们有比较多的年轻的人在昆明，可能显得更土一点。
江：您跟吴大猷做学问，那时候认得李政道吗？
黄：我只跟李政道见过一面。1945 年我出国前到吴大猷家去，正好碰到他。我出国的时候，他才2年级。
江：在西南联大还有什么特别的，您觉得有趣的故事？
黄：没记什么故事，只记得他们。我在岗头村，还有后来到天文台，我不在昆明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几次杨振宁专门去看我，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去看的，因为也不是很方便。他对我，他做人一直是很周到的。对朋友感情都比较好，我这人在这方面人际关系是比较差的。跟他对比起来特别明显的是，我去两个地方，不在昆明，他都去看过我，当时是跟我表弟一起去的。
江：就是您的那位在重庆中央大学的表弟？
黄：是的，叫凌宁。
江：后来您和杨振宁都是1945 年底坐船到美国去的？
黄：我们都是8 月，1945 年8 月。我去英国，我离开时还不知道（他的行程）。因为我俩一个是庚款留英，一个庚款留美。我出发是8 月10 号左右。我先坐飞机到印度，然后在印度等船。就在我等船的时间，杨振宁那边也通知他们出来了。他们时间非常快，不像我们庚款留英等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时间，等到第2 年的时候出去，有点遥遥无期这样，后来过了大概半年多，差不多1年。发榜是1944 年8 月，所以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还不确定到底出得去出不去。杨振宁他们那边根本没信儿。等我1945 年8 月出国的时候，他还送我到飞机场，那时候还不知道他能出国。我在印度时，他来信说他也到了印度，在Calcutta等船，而我是在Mumbai 等船，所以在印度没有碰见，只是通信沟通了一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记得他是1945年8月，我也是1945年8月。
江：你们是1944年毕业就考了庚款？
黄：留英庚款需要毕业以后过2 年才能报考，那时杨振宁还没能报考。留美他是考的，留英他没考。
江：哦，因为您已经毕业2年了。
黄：对，我比他早1 年毕业，所以我能考留英，他只能考留美。他是1942年毕业。
江：所以您去了英国，他去了美国。
黄：张守廉、杨振宁和我都考了留美。因为杨振宁条件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两个都躲开他考的那个物理，因为物理只有1 个名额。我考的气象，张守廉考的是无线电。结果我们两个都没录取，就杨振宁录取了。美国没考上，后来庚款留英考取了。
江：您后来是在英国哪儿？
黄：在Bristol。
江：在英国待了好多年？
黄：到了1951年就回来了，回国了。
江：您直到1971年才再次看到杨振宁？
黄：就是他第一次回来。
江：在这以前也没有通信？
黄：那时候写信主要就是劝他回来。他父母也希望我写信能够劝他回来。
江：他接到你劝他回来的信，有回信吗？
黄：他回信了。
江：没提回不回来的事情？
黄：我不记得，当时他怎么表达的，我不太记得了。
江：以后见面第一次是在1971年什么时间？
黄：5月[5]。
江：回来了多长时间？
黄：1、2个月。
江：您当时跟他见面了？在北京。
黄：对。每次他来华的时候，上面都问一问他希望见谁。他就说我、邓稼先、周光召，还有我哥哥黄宛。他们在芝加哥时在一起，黄宛是医生，那时已经结婚了，家在芝加哥。听说杨振宁他们经常上他家里去6)，很熟悉。
江：你俩见面是在您家里？
黄：不，那时候家里的情况太不体面，当时很在乎，就觉得太不好看了。现在大概一看，家庭情况，房子情况比那时候好得多。我这个人就一直是这样，那时候觉得不够体面，要是见面就到我哥那个地方去。
江：黄宛那时已经回国了？
黄：对，他比我回来早一点。
江：在他家里见面？
黄：一般都在外面，不在家里。
江：1971 年是第一回了，当然以后见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黄：对，前几年每一次来都见面，到后来他来的多了，他搞他的业务，我搞我的业务，一般不大见面。
江：好朋友分别26 年再见面，您对那天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黄：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有一点膈膜，因为那时候我们见面，他是外宾，客人似的。我们出面接待，好像接待外宾，虽然我们是朋友，可这么多年没见，而且那个格局，比如他来，在国内当做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上面非常重视，所以我出面吧，不完全是私交，一切显得正式一点。
1974 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江：杨先生那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了十几年了，您觉得他的个性、做人，人生的态度，对政治的看法等有什么变化吗？
黄：我只是觉得他非常active。对比起来，我就是很少活动的，越来越不参加活动。而他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多，他当时有客观原因，所以客观上要他出面的也很多，出面多了以后他也比较适应。所以我们两个人有点不大一样。当时在昆明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发展这么多年，各有特点。
江：在昆明的时候，你的硬件恐怕比他还要更强一点。
黄：年纪也稍微大一点，他还特别年轻。
江：从1971 年到现在，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黄：特别的故事，就是我爱人来的时候，我们的钱不够。
江：哪一年来的？
黄：我是1951 年回国，我爱人（李爱扶）是1952 年来中国的。路费是杨振宁帮助了一下，给了一部分钱，那时候他也不是很有钱。我跟爱扶说请杨振宁帮助一下，给钱让她坐船来中国。我忘了是多少钱。她很感谢杨振宁。
江：她从英国来？
黄：对，我爱人是英国人。
江：您说杨振宁1952 年时在Princeton，还没有去Stony Brook。
黄：那是1952 年，Stony Brook 是肯定没有。中间是在芝加哥还是在Princeton我也记不太清了。
江：所以他把钱汇到英国去的？
黄：我只是说如果她的钱不够，让她寄信给杨振宁。于是我把信留给我爱人，说如果你有困难的话，把这封信寄给杨振宁。后来杨振宁寄了笔钱给她。最后真正寄钱的过程，她在处理的。
江：后来这些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跟您商量什么特别的事？
黄：没有什么。杨振宁曾写过一篇文章，是为我70 岁出的那本文集，我们所里的人请他写了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在香港翻译成中文发表了，原来的是英文。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还有，我70 岁寿辰的时候，他特别到北京来参加了生日宴会。后来他过70 岁生日，在南开大学，用车把我接去了。
黄昆和杨振宁在北京的合影
江：我记得您那次在南开新讲堂，我那时候也在。那一年1992 年是我第一次来大陆，也是我第一次到大陆看到您。您是1989年庆祝70岁的？
黄：89年，对。
江：几月？
黄：实际不是我真正的生日那天，而是凑杨振宁的日程。我是9月里头，后来推到第2年的1月。
江：他上一次就是他开刀前到北京来看您。
黄：对，好多年也没有（到我家），他以前就来过一次，70年代，80年左右。
江：哦，一直没有到你的家里来，都在外头见面。
黄：都在外头。
江：上次来比较近了，1997年可能是10月里？
黄：去年还有一件事情，他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两个CD盘，他就说我们一起唱小调。Mikado 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歌剧，里面有一个唱腔很有意思，那时候我老喜欢唱这个唱腔。
江：那个歌剧，在你们念书的时候很出名的。
黄：很早，它是在世纪之初，叫Gilbert and Sullivan，是英国的一个比较滑稽的Opera。还有一些不同特点，就是更显得幽默一点。原来在昆明的时候，我老哼哼这个调，杨振宁也跟着哼哼。所以这次他带了这个CD给我，一到我这儿发现我没有CD播放机，我这个人特别落后于形势。尽管国内那时候CD很红，可我还没有。结果他托人买了一个CD机送给我。
江：您后来有去过美国吗？
黄：美国去的次数很多。
江：您也到他那里去过？
黄：到他那去过，让我想一想。有一年，1984年，密苏里大学有个讲座正好请我去做Snow Professor。当时杨振宁请我到他那里去了两星期，stony brook。第一次我到美国好像是1975 年，参加一个固体物理代表团，当时他们安排的比较好，去了十几个单位，都是固体物理比较出色的学校和研究所的人。那次杨振宁因为知道我要去，他找了吴大猷先生，还有凌宁（我表弟），一起宴请了我们代表团。
江：在纽约？
黄：在纽约。当时凌宁不在纽约，吴大猷那个时候也不在纽约，在Buffalo，杨振宁把他们都请到纽约，宴请了一下。那是我们第一次有个正式代表团到美国去。
黄：前一次是，在Michigan 给吴大猷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2 年5 月。在Michigan 还组织了一个报告会，为了纪念Randal。杨振宁也让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个报告。是杨振宁组织的。
江：吴大猷先生也在吗？
黄：吴大猷也在。
江：吴大猷跟Bush一起吗？Honorary Degree?
黄：就是跟布什总统的那个典礼一起。
江：那次您去做了一个报告？
黄：嗯，在美国跟他见面好像主要是这几次，就是Snow Professor 一次，我去代表团一次，还有就是Michigan这次。
江：1975 年、1984 年、1992 年。那么您跟李政道先生并不熟？
黄：不熟悉。在这儿的话，因为他搞了一个高科技中心，邀请我参加，每年都见几次面，个人关系倒没什么特别熟悉。我哥哥（黄宛）跟李政道关系非常密切。李政道每次来都跟他要见面的。
江：嗯。他是他的病人吗？
黄：不是。是因为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杨振宁他们关系也很密切，所以都在一起，都很熟。好像可能是李政道的爱人，可能是我哥给他们介绍的。
江：所以您跟杨振宁的交往从1941 年到现在，57年，快60 年了。那么还有什么故事？这个事我知道很难的。我问了很多人。有的时候很熟的朋友不会太记得过去的事情。
黄：确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江：有的时候是讲两个人碰到，很奇怪的，有的时候是要机缘。
黄：这个要碰，这种事吧，但也有事情忘不了。我们曾一起到阳宗海去旅行过。
江：到哪里去？
黄：昆明有一个湖，叫“阳宗海”，特别漂亮。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地方非常落后，没有什么旅游设施，就是一些小的破的旅馆，里面臭虫多的不得了。结果发现他不怕臭虫，他不怕。
编者语：从这段访谈中可以看到，黄昆与杨振宁同在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共同的留学经历、科学追求，以及高情致远的品格，使他们的友谊由青年走到暮年。黄昆先生朴实的话语，真诚的回忆，平静的讲述，让我们体会到大师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君子之谊不相忘的深情。
采访人 | 江才健
被采访人 | 黄昆
整理、注释 | 许晨
注释
[1] 当时西南联大物理系研究生除黄昆、张守廉、杨振宁之外，还有应崇福和黄授书。杨约翰从1942—1944 年在联大物理系读研，导师是赵忠尧，但他没有毕业。(见杨振宁文《曙光集》，十年增订版，2018)
[2] 见杨振宁文《曙光集》，十年增订版，2018
[3] 指的是张文裕
[4] 见杨振宁文《曙光集》，十年增订版，2018
[5] 应为7 月
[6] 1948—1949 年杨振宁和黄宛夫妇合租一个公寓，在芝加哥大学附近
本文出自《物理》2019年第8期，标题为「返朴」所加，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返朴》，一群大科学家领航的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共同出任总编辑，与数十位不同领域一流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关注《返朴》参与更多讨论。二次转载或合作请联系fanpusci@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