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崩溃，始于敛财——隋唐国运背后的财政逻辑
南朝的财政步入死局，静静等待死亡。北朝摆脱了前朝的制度累赘，在一片狼藉中另起炉灶，摸索建设新的财政体制。
北魏在废墟中创设均田制，与世族争夺农户；隋代北周，创设科举制瓦解世家大族。世族逐渐消逝，但集权财政又面临着如何与民间经济共荣的问题。
隋朝疯狂敛财，国富民穷，二世而亡。唐朝奉行“小政府”，民间商业大发展，开创盛世，但中央财政一直不健康，中期回归”大政府“的国营政策，结束于地方割据。
一、昙花一现的前秦
西晋灭亡后，北方成为各族逐鹿之地，五胡十六国，北方一片混战。公元382年，苻坚基本统一北方。淝水一战，苻坚失败，前秦土崩瓦解。我们从财政角度来解释苻坚成败。
357年，苻坚继位，任汉人王猛以政。
1、打击士族豪强。面对自己妻弟以及二十余世族豪强，苻坚学习春秋的晋献公，毫不犹豫斩杀了他们。这一招简单粗暴，但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肃清世族，即使前秦不灭亡，世族也会卷土重来，如同晋国的六卿专政。
2、重视农业。允许流民返还种地，减轻农民负担，兴修水利，灌溉农田。
苻坚的改革没有制度化。只是北方其他各国忙于战争和掠夺时，只有他重视农业与财政，才相对提升了前秦国力。前秦对北方诸国有优势，但与东晋相比，在可控制人口和经济基础上，前秦并不占优。
王猛临死前嘱咐苻坚不要对东晋有所图谋。苻坚一意孤行，发动淝水之战进攻东晋，但很快溃败，苻坚身死，国内的各部族纷纷反叛，建立割据政权，北方重回混乱。
二、孝文帝改革与河阴之变
淝水之战三年后，即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珪今内蒙古重建代国，398年，迁都大同，史称“北魏”。
建国之初，北魏与曹操一样，强调屯田，保证军国用费。与苻坚一样，北魏顺利实现了北方统一。
同样是统一北方，北魏能保持长期统治，而前秦却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元485年的孝文帝改革，完成了制度建设。
1、均田制。政府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受田人七十岁或去世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是私田，可买卖。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均田制其实就是与豪族争夺民众，让民众自愿脱离豪门，成为政府公民。
2、三长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三长负责厘清人口土地和征税，查明税基，并且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此举是学习商鞅变法的“连伍什”。
3、租调。以户为单位征税，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的租调税。以定额田赋代替汉代的定率田赋，税额固定，增产不增税，进一步增加农民种地积极性。
孝文帝改革与晋武帝改革比较类似，但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北魏建国并不依赖于世族。北魏是鲜卑政权，以军事起家，根基是北方六镇的军事贵族。改革措施实施后，尽管地方豪族会抵抗，但中央层面能统一意见强力执行。
公元493年，为笼络汉人精英，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全盘汉化，移植门阀统治。随着鲜卑贵族和汉人世族的门阀化，中央腐化，北镇武人上升渠道被阻塞。公元524年，北方六镇起义，528年，尔朱荣攻陷洛阳，把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的汉人世族屠戮殆尽，史称“河阴之变”，彻底改变了北朝政治结构。
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又分别以禅让被北齐、北周取代。北齐继承北魏政权，但放弃了孝文帝改革措施，鲜卑人肆意妄为。北周继续实行孝文帝改革措施，由于世族阻力大大减少，财政收入得到了良好保证，并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300万僧尼还俗，极大补充兵源和财力。
最终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朝代几经更迭，但孝文帝改革的政策没有中断，一直被沿袭了下来，并传给了隋唐。
三、数据浮夸风，炀帝大跃进
1、隋文帝整理税基
隋初，北齐地区和南朝地区的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土地税赋是按户收取的，以300家至500家组为一团，依据每家资产情况确定户等和纳税标准，写成簿籍，这就是“输籍定样”。
隋初全国总户数不过400万户多一点。到隋大业二年（606年），全国总户数已增加到897万户，10多年增加了一倍多，总人口数更是超过了4600万，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到南朝税户流失多么严重。
根据历史文献统计，隋文帝开皇9年（公元589年），耕地面积1900万顷；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耕地面积5500万顷，而唐玄宗开元时期中国的耕地面积是1400万顷，也就是隋炀帝时期土地面积夸大近3倍。政府按统计面积征税，民间负担猛然加重。其结果是，政府收入意想不到的高，民众负担意想不到的重。
2、为隋炀帝翻案
雄心勃勃的隋炀帝继位后，看到丰盈的国库，征伐吐谷浑、开凿大运河、远征高丽、兴建东都洛阳，欲成就千古帝王之伟业。
隋炀帝的激进与任性，使得政府这台征税机器不仅没有慢下来，反而加快，最终民众被榨干，民怨沸腾，各地纷纷爆发起义。直到隋代灭亡，帝国的仓库里依然堆满了布匹与粮食。
这里有必要为隋炀帝翻案下。
隋炀帝创设科举制，瓦解世家大族，制度上解决了自东汉以来困扰统治者的世族难题，是中国封建统治延续1500年之久的秘诀之一，其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开凿大运河，连通南北，大大降低全国物流成本，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大动脉，有着无法估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最直接的一点：没有它，哪有现在的北京？
征吐谷浑，中国首次将青海纳入版图，保障了丝绸之路；
即使被后人视为铺张奢侈的营造东都，也有摆脱关陇集团控制的政治考量。
隋朝若不是早亡，隋炀帝一定会攻打北方的突厥。
其文治武功，客观上讲，确实雄才大略。
只可惜，操之过急，在位14年，一下子上马这么多大工程，财政肯定是吃不消的，过度透支国家财力，成了亡国之君，唐朝统治者为了增强唐政权的合法性，也刻意把隋炀帝描述成暴君。
隋炀帝与隋文帝之间就差个“文景之治”，晚出生个四五十年，就又是一个汉武帝了，而且超越汉武帝。
用三句话概括隋炀帝：不世之奇才，一时之罪魁，千秋之伟业。
3、科举制，清楚癌细胞
科举制始创于隋，奠基于唐，成为国家察举人才的客观标准，从此庶族有了公平进入体制内的渠道。不少西方人将科举制看成是中国封建集权社会能维系千年之久的秘诀。西欧没有科举制这样的东西，中世纪一直实行的是世家大族下的庄园经济，公国林立，社会板结，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
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一直困扰着中央统治者。王莽改制，刘秀“度田”，魏晋南朝的羸弱，莫不与此有关。科举制的出现，从制度上瓦解了世家大族，世族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所谓“富不过三代”，指的就是科举制对世族的打击。拔掉世族这个中间层，中央集权得以上通下达。
四、唐朝财政不健康
唐朝以“小政府”带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峰，但财政收入不足导致的地方叛乱迫使唐朝重拾国营政策，唐朝慢慢凋零。
1、小政府
李渊建国后，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决定减轻税负，让利于民，以免引起民怨。
唐初，农业税方面，仅为1/40，远低于正常水平，而且户籍缩水严重，不到300万户。
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政策，一切免税。废除盐、铁、酒等国家专营政策，开放给民间自主经营，取消一切山泽税、盐铁税。取消关卡，停止征收关税。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政府收入怎么办呢？
唐政府的办法是，除了较低的农业税，授予各政府机关一定的田地和货币，将田租和货币放贷的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俗称“公廨田”和“公廨钱”。
至于养兵，沿袭北周时期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由政府给军队划拨一块土地，生产的粮食充当军费，寓农于兵。唐代有600-800个府，有40-80万军队，不用花财政一分钱。后来人事颓废，府兵逃亡较多，兵源不足，府兵制垮台了。
由此可见，唐朝创造了极致的“小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唐朝的经济繁华、文化高峰即源于此，民间富足，人口由唐初的5000万增长到玄宗天宝年间的8000万，创下历史记录。
西汉初期的税收政策与唐朝差不多，但为什么西汉没有迎来民间商业大繁荣？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家里有了余粮，农业技术发展了，人们才有本钱和精力去从事商业。
2、均田制与租庸调
唐代沿袭北魏的均田制，政府的受田分成两部分：80亩是口分田，去世后由政府收回土地；20亩是世业田，可由后人继承。
在税收上，政府实行“租庸调”，以实物缴纳。租是土地税，受田人按照每年2石（唐代亩产1.5石左右）定额标准向政府交纳；庸是力役，每人每年20天，并可以花钱免除；调是家庭手工业税，以户为单位向政府缴纳手工业品，如布匹、丝、麻等。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户始有调。
租庸调的税赋比西汉定额更轻些，算得上轻徭薄赋了。
均田制最大的问题在于逃户，当农民不愿意归还土地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逃离户籍，从而越来越多的土地收不回来，土地分配就慢慢无法执行了。土地买卖形成地下市场，富人开始囤积土地，政府税收出现混乱。
3、财政收入的不足
唐朝初年，财政平衡问题看上去不大，但随着官僚系统的膨胀和军事开支的增加，财政收入出现不足。中央官员从最初不到642人增加到18000余人。
以天宝年间为例，收入：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五百余万端，钱四百余万贯；支出：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七百余万端，钱两百余万贯。勉强维持平衡。
随着经济发展，“公廨田”和“公廨钱”带来的财政收入呈下滑趋势，增加这部分收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土地税收制度逐渐退化，税收也混乱，武则天通过严厉手段查清税基，户籍增加了200多万户，财政收入有所改善，但财政失衡依然存在。
武则天意欲迁都洛阳，重要原因就是关中无法满足朝廷的粮食需求，而且从中原运粮困难、费用极大，洛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点，经济遥遥领先，粮食运输的成本也更低。这才有迁移洛阳“就食”，成就“神都洛阳”之名。唐朝开国一百余年的时间内，呆在洛阳的时间竟然有五十多年。
4、玄宗的财政难题
玄宗登基，重用贤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精简官僚，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少花钱，以维持财政平衡。
但实际上玄宗更需要开源，于是形成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敛财家。他们通过各种盘剥，将各地的钱财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世人总认为杨国忠是因为杨贵妃才得宠，然而真相是他是玄宗最需要的财政大臣。
唐与吐蕃的战争持续百年，玄宗时期，吐蕃处于鼎盛时期，威胁着唐朝的西部边界。在于吐蕃的对抗中，府兵制已经腐朽，玄宗在边境采用募兵制，也就是给士兵发固定薪水，相比府兵制，募兵制的军事开支呈现近十倍增长，政府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为解决军费问题，玄宗设立节度使，类似于东汉末年的州牧，但节度使比州牧的权力更大，不仅有军权和财政权，还有民事权和行政权，接近西周的诸侯了。
玄宗设立节度使的目的是让他们在统治区域里自行搜刮，筹集军费。这样可以将财政支出“隐形化”，不体现在政府收支目录，名义上减少中央财政支出，还不用皇帝操心，实在是“一举多得”。
但这对中央财政收入是个巨大的打击：节度使截留大笔税收，上缴中央的就很有限了，往往不到1/10。
中央财力有限，对地方的控制力会减弱，可以收上来的税就更少了，陷入恶性循环。随着节度使的坐大，公元755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中央无力应对，直接跑路了。
5、国营政策归来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用钱，主管财政的刘宴重新搬出汉武帝的国营政策（西汉，第一部完整的国家财政史），扩充财政收入。
第一个办法是重现“算缗令”，向富商征收20%的财产税；
紧接着恢复食盐专营，10年间盐的销售价格是战前的10倍，食盐专卖收入亦增长10倍，达到600万贯，占到当时财政收入的1/2；
重新搬出平淮、均输，对全国物品的产销和价格进行管制；
重拾货币贬值，758年用“乾元重宝”取代“开元通宝”，将货币贬值6倍多；759年用“重乾元重宝”取代“乾元重宝”，再度贬值2.5倍。长安米价飞涨至7000文/斗，而之前最高也没超过400文/斗。
汉武帝敛财术的重现，使得唐肃宗和唐代宗有钱平定“安史之乱”，逐渐恢复了脆弱的财政平衡，维持帝国运转，但重创了活跃的民间经济，唐以来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
6、千年制度两税法
安史之乱以后，政府能用来分配的土地已经十分有限了，而且纳税人口损失率在一半以上，锐减至100万户。政府不得不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
公元779年，德宗继位，改革税收制度，推出两税法，取缔过时的“租庸调”制，实质是征税计算标准由资产代替人口、以税率取代定额、以征收金钱代替征收实物的新税制。每年的税分夏、秋两次缴纳。
在土地制度上，政府不再受田，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自由买卖。政府无田可分，人们也不愿交回土地，政府顺水推舟，承认土地私有。
在税种上，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再按人口征税，一律按资产（土地、动产不动产）纳税。
在缴纳方式上，以货币缴纳，不再按实物征收。这开辟了以货币计税的先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是如此。
两税法大大拓宽了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变相鼓励了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直到清朝，中国的农业税大体上都是沿袭两税法。
7、削藩与房地产
两税法实施第一年，两税收入1000万贯，政府总收入3000多万贯，代宗皇帝在位14年，最多一年收的也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儿。财政状况稍有改善后，中央政府试图“削藩”，打击节度使。
公元781年，年轻气盛的唐德宗打响武力削藩的战役，四镇的节度使联合对抗中央，中央屡战不胜，双方陷入僵局，变成了一场财政消耗战。
军费每月130万贯，中央的财政储备只够支撑几个月，为了多支撑半年，唐德宗继续搜刮，开征货柜税（货物税）、间架税（房产税）和除陌税（交易税），老百姓怨声载道。
间架税是最早的房产税。每间房子每年征收500-2000文，当时一斗米（12.5斤）能卖到1000文，而高官白居易月薪1.6万文，花了两年倾尽积蓄才在郊区买了个房，所以这个房产税其实较低。若有人隐瞒，德宗就搬出汉武帝的“告缗令”：举报者赏钱50贯（一贯1000文）。
老百姓抗议纷纷。后来兵变时，宣传口号就是“不税汝间架”。不到半年，房产税就被取消，原因并不是收得太高，而是老百姓心里强烈排斥。我在前作谈管仲之治时，提到过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心理影响是不一样的。
财政的脆弱让中央军陷入不利，公元783年由于皇帝无力支付军费，援兵发生叛乱，长安被攻破（“奉天之难”），德宗仓皇出逃。
从此割据之势再无改观，中央的盐、铁、酒等专营权也让渡给地方，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至2000万贯。这也再次印证了一条规律：中央与地方的较量，往往决定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想想以前的七国之乱、八王之乱。
德宗的削藩失败让人惋惜，他操之过急，完全可以等几年再行削藩，两税法刚实施2年，中央财政蓄力还有待时日。
战争的失败让德宗认识到财政的重要性，德宗开始大肆聚敛，各种巧取豪夺，在全国范围内增收茶叶等杂税，甚至在长安施行宫市以低价购物来充实自己的小金库，成为有名的“贪钱皇帝”。20年左右时间，国库渐渐充盈。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中所反映的宫市强买百姓货物的状况，正是德宗敛财的鲜明写照
8、宪宗中兴，黄粱一梦
德宗留下的家底，让宪宗可以再一次进行削藩。宪宗通过武力让淮西、成德、魏博河朔三镇臣服。
再加上官兵赏赐，宪宗削藩的军费开支至少4000万贯。宪宗期间的财政收入1700-2000万贯之间，并无多少盈余。宪宗能削藩成功，就在于德宗年间长期积累的财政实力。
只可惜，如此大好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公元820年，宪宗英年早逝，年仅43岁，宪宗一死，河朔三镇迅速叛变，一夜回到解放前。
穆宗讨伐三镇，但战争失败，因为宪宗年间频繁用兵府库空虚，国家无力支付军费，只能不了了之。
藩镇问题尾大不掉，单纯的武力解决、打压节度使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节度使只不过是藩镇的骄兵悍将们推举出来的利益代表者而已，死了一个再拥立一个就好。只要降服的藩镇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政府财政无法维系，反叛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以河朔三镇为例，财政收入450万贯，接近中央两税收入的一半，而且还能盈余100-200万贯。这样一大笔的盈余无论是赏赐兵将，还是进奉朝廷，都游刃有余。被朝廷征调时，还有领取朝廷数额不小的赏赐。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对于财政状况极端窘迫的朝廷来说，几乎不可改变。也就是说唐朝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收回。
9、佛也救不了大唐
历史著名的“三武一宗之厄”，其中一次就发生在唐末的唐武宗，时间是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很简单：政府没钱了。当时中央财政收入降至1500万贯，其中两税收入降至700万贯。
泽路节度使叛乱，武宗不得不武力镇压，财政立马就入不敷出了。
武宗看上了佛教的三样东西：人、土地、可以铸钱的铜像。只用了5年，武宗灭佛硕果累累：据记载，当时毁寺庙4.5万所，新增优质土地千万顷，新增40多万人的两税户，投放大量货币制造通货膨胀收入。政府财政终于平衡，延缓了死亡时间。
但灭佛是一次性的，不能带来长期持久的收入。
到了宣宗时期，财政收入不足1000万贯，财政赤字300万贯，政府不得不对民间加税，财政进入死胡同。
境外少数民族的骚扰和境内的叛变、起义进一步加剧财政失衡。致命一击来自于885年江淮高骈的叛变，中央失去了江淮这块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帝国分崩离析。
小结
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仿佛两个朝代，这就又回到了西汉时期的千年大辩论：
国营政策与民争利，扰乱市场；但如果国家不从商业上获利，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如何维持国家的大一统？
THE END
宋朝以中央养兵化解地方割据问题，庞大的军费使之采用严酷的国营政策，只将薄利行业开放给民间，政府与民间的“楚河汉界”一度实现双赢，但也没能持续下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