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美国不过是一个由人口稀少的移民定居点松散组合成的地区，仿佛一叶扁舟，漂浮在已知的世界版图之外。虽然它自然资源丰富，但远离成熟的世界文明中心；虽然它幅员辽阔，但大部分区域都很难涉足。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话，美国占全球约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球1/4的GDP。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称得上是一部令人振奋的奋斗史，但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似乎完全不同的局面。
为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提出了“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的概念。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甚至将这个局面称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
事实上，美国在多个行业都遭遇了来自中国及其他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力量的挑战，并接连输给其他国家。目前，美国的初创企业数量跌至历史新低，劳动力市场也一直在萎缩。美联储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将这些现状归纳为“美国日渐衰落的活力”。
为什么美国曾引以为傲的活力消退了？还是否有修复的可能？
作者 | 艾伦·格林斯潘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译者 | 束宇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繁荣与衰退》，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出版，原标题为《美国日渐衰落的活力》，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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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家的沃土
与欧洲人建造堡垒来保护已有财富的“堡垒”社会截然相反：美国人总是不停地迁徙，寻找新的机会。19世纪下半叶，近2/3的30岁以上的美国人曾跨越国界。相比之下，只有1/4的英国人走出了他们狭小的岛国。林肯任期内的司法部部长爱德华?贝茨曾在1849年写道：“我们中很少有人是这个国家的原住民，我们都是远道而来的冒险家，希望在此发财致富和扬名立万。”虽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曾担忧美国的拓荒精神会在1893年美国宣布封锁边界时消失终结，但实际上美国对流动性的热情丝毫未减。
所以，美国被理所应当地自认为是培养企业家的沃土。相比其他地方，在这里更容易创立公司，并且如果足够幸运且意志坚定，还能将公司发展为商业巨头。
很多伟大的美国企业家都曾是无名之辈，但他们后来创建了商业帝国：安德鲁?卡内基曾是一名身无分文的移民，洛克菲勒是一个推销蛇油的流动商贩的儿子。
与此同时，美国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路领先，这是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重要元素。公路和运河的修建为工业腾飞奠定了基础，而且美国曾在建设现代铁路和高速公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还是首个以相对廉价的综合国内航线覆盖全国的国家。
美国著名的66号公路 图源：视觉中国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繁荣在于它认可毁灭是创造的必经之路。美国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破产法，允许公司倒闭；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允许人们搬迁到合适的地方，获得最丰厚的工作回报。美国能够接受，在发展的进程中，不得不废弃一些城镇和关闭一些工厂。
时至今日，这样的“经典美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公司为全球61%的社交媒体用户及其91%的搜索量提供服务，而且它们发明的操作系统供全球99%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谷歌每天要处理多达40亿次的搜索量；亚马逊几乎占据了云计算市场份额的1/3，其云服务部门在2017年扩大了50%以上。
同时，美国占据了全球金融的制高点。在欧洲公司萎靡不振、亚洲雄心壮志的企业家举步维艰时，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全球市场份额已增至50%。美国基金经理管理的全球资产从10年前的44%增至55%。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抵押贷款证券这类最复杂的新型金融工具都是美国所创。
美国拥有世界20所顶尖大学中的15所、超过60%的全球风险资本存量。美国在全球专利中的份额已从里根当选总统时的10%增至现在的20%。
除了技术和金融领域外，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全球最佳公司：科氏工业集团、宝洁公司和强生公司可以匹敌世界上任何一家顶级公司。
美国公司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大换血后变得更强大，并通过多轮裁员和重组精简了机构。它们把低附加值的工作外包到国外，并把过去30年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商业思想家的理念总结为一个制胜之道。20世纪末，时任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建议企业离开它们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21世纪最著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赞扬那些建立起“护城河”的公司，这是提供稳定性和定价能力的屏障。
然而，现在，美国这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却停滞不前。创造性破坏的各项衡量标准（从地域流动性、创立公司到社会对破坏的包容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指出，过去30年来地域流动性一直在减弱。州际移民率从20世纪80年代起持续下降，当前的比例相比1948-1971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51%。同期的跨县流动率降低了31%，县内流动率降低了38%。
流动性不足在非洲裔美国人中表现尤为显著：自20世纪上半叶从南方大量向北迁徙后，他们正在新居住地扎根。2010年，76%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和她们的母亲在同一州生儿育女，白人女性的同一比例为65%。一项针对4800名出生于1952-1982年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显示，69%的人在成年后留在了同一个县，82%的人留在同一个州，90%的人留在同一个地区，而他们上一代人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0%、65%和74%。
普通美国人迁移到经济热点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现在，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把全美平均工资的约84%花在房租上。这使一个普通人不太可能从堪萨斯州搬去曼哈顿。在财富聚集的高地，房价也总是更高，因为很多人都想住在那里。今天的这些创意之都（尤其是旧金山）同时也是“邻避主义”之都，充斥着各种规则和限制，导致建造新房屋或创办新企业变得更加困难。据谢长泰（Chang-Tai Hsieh）和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预测，如果搬到美国具有高生产力的城市所需的成本变得更低，那么得益于更好的工作带来的收入，美国的GDP将会提高9.5%。
夕阳下的曼哈顿
流动性下降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向上晋升变得越来越困难：斯坦福大学的拉杰?切蒂（Raj Chetty）基于对大量税收记录的研究得出，30岁的人比其父母在同年龄时收入还要高的概率，从40年前的86%降至现在的51%。三位美联储经济学家和他们在圣母大学的一名同事于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几十年来，人们换工作的频率一直在持续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解雇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在公共部门几乎不可能这样做），而且雇主一开始就不太倾向于贸然雇用他们。
尽管和很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更具流动性，但它依然可能重蹈欧洲的覆辙。一部分受保护的工人能长期保住工作，而越来越多的人徘徊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
美国也正在丧失其标榜的拓荒精神。1850年，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曾夸口道：“我们是世界的开拓者和先锋，被派往无人涉足的荒野，在新世界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今天，在这些拓荒者的后代中，大部分人因过于害怕失败而不敢踏上任何新道路。这个问题源于学校。2013年，马里兰州的一个学区禁止大力推动儿童荡秋千、把自制食品带入学校和在校园里送生日聚会请柬等行为。这种现象在大学里依然可见，教授因“安全空间”和“触发警告”发起指控。
丘吉尔曾对他的同胞们说：“我们不曾跨越世纪，不曾漂洋过海，不曾翻山越岭，不曾踏过草原，因为我们是一群‘一碰就碎的人’。”如今，诉讼、监管和教学方式的组合害得“一碰就碎的人”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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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与固化
美国交通运输方面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2.3%下降至今天的1.7%左右，该值低于欧洲，远低于中国。道路坑洼不平，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相比，纽约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简直像个贫民窟；与中国的高铁相比，美国的火车就是蹒跚的“老爷车”。
被特朗普称为“就像来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图源：观察者网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17年工作报告》（2017 Report Card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中的数据更是加深了这种整体印象。
美国9万座水坝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6年。由于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高危”水坝的数量已上升至至少15500座。估计每年有24万根主水管破裂，浪费超过2万亿加仑的净化水。机场拥堵和航班延误每年所造成的损失将近220亿美元。美国61.4万座桥梁中有40%的建筑年龄已超过50年，1/9的桥梁存在结构缺陷。美国一半以上的船闸已使用超过50年，通过这些船闸的船只中有将近一半会出现延误。电力变压器已平均使用了40年，电力系统的布线过于陈旧，以至有时无法将剩余的电力从东北地区输送到南方。
21世纪，材料技术和工程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能够突破物理极限，见证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建筑。2008年竣工的迪拜哈利法塔高2716英尺（约828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迪拜还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迪拜世界中心，预计能容纳2亿多人次。2005年竣工的东海大桥全长20英里，连接上海和洋山深水港，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梁之一，然而，中国人已经在规划修建第二座大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工程奇迹几乎很少发生在美国。
中国的东海大桥
美国人发现，相比上一代人，他们创办新公司更加艰难，而且即使创办了新公司也很难将其发展壮大。新公司（成立时间在5年之内）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14.6%下降至2011年的8.3%，而倒闭企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10%之间。新公司贡献的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18.9%下降至大萧条前的13.5%。在私营公司持有股份的30岁以下人士的比例从1989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的3.6%。
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甚至蔓延至科技行业。新兴技术公司的数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就持续下降。首次公开发行的企业数量锐减——从20世纪90年代的每年547家降至近期的每年192家。20世纪90年代，技术型企业家常常梦想让公司上市，自己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现在，他们梦想把公司（或至少是创意）卖给一家科技巨头，他们成了既定秩序的屈从者，而非大胆的革新者。
与此同时，最大规模的公司正在巩固其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权。苹果、谷歌、亚马逊和它们的同行主导着当今的经济，正如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曾一度主导罗斯福时代的经济一样。《财富》100强企业收入在《财富》500强企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94年的57%增至2013年的63%。
大公司的扩张和新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意味着经济变得更加集中。1997—2013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几乎减半，从6797家减至3485家。2013年，上市公司的销售额中位数是20年前的三倍。《经济学人》将经济划分为美国经济普查所涵盖的900多个行业，其中有2/3的行业在1997—2012年变得更加集中。各行各业排名前4位领军企业的加权平均份额从26%上升至32%。这种集中在知识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创办比例的下降并不一定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消退：很多小公司都是跟风型企业，幻想着什么都不投入也能提高生产力。美国曾见证一些初创企业（如微软、亚马逊和谷歌）风起云涌，它们致力于实现行业变革。约翰?迪尔等老牌大公司也变得更具企业家精神。集中化也不一定意味着掠夺性的垄断。熊彼特认为，集中化既是成功的原因，也是成功的结果。成功的公司超越了竞争对手，才能获取暂时的垄断地位。它们把从暂时垄断中获得的超额利润投入更多的研发中，以继续在竞争中保持领先。正如熊彼特所说，大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它们的优势”。
即便如此，我们仍有理由深感忧虑。这些企业设有各种“高墙”和“护城河”来保护自己免受竞争威胁。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科技巨头。它们利用网络效应来主导市场：越多人使用你的网络，这些网络就变得越有价值。它们还利用便利性来排挤潜在的竞争对手，例如苹果手机很容易和苹果平板电脑搭配使用。在购买专利和起诉竞争对手侵犯专利时，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固化正在减缓创新在整个经济中的传播速度。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在于，成功企业“脚下没有稳固的基石”。反应迅速的追随者总是在“窃取”你的机密并加以改进。这会让领先的公司没有安全感，但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新思想在整个经济中能够迅速传播。
令人担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组研究人员丹?安德鲁斯（Dan Andrews）、基娅拉?克里斯库奥洛（Chiar Criscuolo）和彼得?盖尔（Peter Gal）认为，好点子的传播速度比过去更慢了。跻身前5%的精英公司被称为“前沿公司”，和过去相比，它们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领先地位，并提高其生产力，而其余95%的公司则停滞不前。信息技术行业正孕育出一批“超级前沿公司”：与其他精英公司相比，前2%的信息技术公司的生产力已经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技术传播一直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是前沿公司能聘请到顶尖的精英，并与最好的大学和咨询公司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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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死亡
社会的病态导致大量失业，底层民众饱受其苦。
在某些地方，特别是曾经作为工业革命摇篮的地区，无业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18岁以上的人中有41%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纽约州的锡拉丘兹，这一比例高达42.4%。无业常常导致人们走向轻度犯罪和吸毒成瘾的生活：鸦片制剂和冰毒的流行进一步缩短了人们的寿命，并加重了社会的病态。
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过去主要与美国黑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现在正向美国白人蔓延。白人高中毕业生中，非婚生育的比例从1982年的4%上升至2008年的34%。白人高中辍学者的比例从21%上升至42%。黑人非婚生育的比例从1982年的48%上升至2008年的70%，高中辍学率从76%上升至96%。
破碎的家庭产生了“贫困循环”：在缺失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有可能经历辍学、未婚生育和犯罪。美国的监禁率是欧洲大国的8~10倍，很大原因在于其执行严格的毒品法，判定较低级别的毒品犯罪为重罪，并将违法者长期囚禁。监禁除了每年花费美国纳税人740亿美元外，还有令人绝望的后续效应：让人无法完成学业，只能和其他囚犯交往，并给他们的声誉留下永远的污点。一项研究发现，60%的囚犯在获释一年后处于无业状态。
图源：视觉中国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安妮?凯斯（Anne Case）指出，事实上，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预期寿命已经开始缩短，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预期寿命的缩短是由于“死于绝望”人数的增加。毒品、与酒精相关的肝病和自杀在死亡原因中的占比正在上升，而心脏病和癌症等“中年杀手”的占比在下降。
对这一切最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高薪工作的消失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在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初的鼎盛期后，“高中学历的白人工人阶层正在逐渐崩溃”。在黄金时代，美国工薪阶层可以期待稳定的生活和长期的进步。现在，他们正在被逐步边缘化，随着其健康状况的恶化，还会增加社会福利计划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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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解释
为什么美国曾引以为傲的活力消退了？
有三种盛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美国正在丧失其长久以来拥有的经济领导力。美国引领世界进行了三次伟大的教育革命——在19世纪创建了公共小学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创建了公共高中和大学教育体系。完成高中教育的17岁学生的比例从1900年的6.4%上升至1970年的77%。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从1960年的45%上升至2000年的63%。据哈佛大学的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估计，在1890-1970年的80年间，每10年民众的教育程度平均增长0.8年，且每年教育程度的提升为生产力和人均产出的增长贡献0.35个百分点。
从1980年起，美国逐渐失去了其教育优势，高中毕业的美国人的比例一直呈停滞或下降之势。目前，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11。虽然从4年制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25-34岁学生的比例从25%上升至32%，但这种上升掩盖了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美国曾是18-24岁大学生的比例排名第一的国家，现在这一排名已下滑至第15以后。如果你查看教育程度，而不只是受教育的时间，美国的指标更加令人沮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度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测试结果，美国15岁学生在阅读上排名第17，在科学上排名第20，在数学上排名第27。
美国高中生在参加活动
从不同年龄组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美国的相对地位在降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中，55-64岁的美国人相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完成高中学业的比例更高。24-34岁的美国人和其他4个成员的同龄人在高中毕业率排名上并列第9。美国是唯一一个24-34岁人群的毕业率没有高于55-64岁人群的国家。
在美国教育体系的积极特性被削弱的同时，其消极特性正变得更加明显。该系统在培训非院校学生从事职业工作方面表现不佳。二战之前，纽约市的高中曾要求学生完成“作坊”课程，包括学习木工和焊接电线的技能。后来，尽管有公司抱怨缺乏熟练的体力劳动者，这些课程还是逐步被淘汰了。
该系统也未能做好成本控制。从1950年起，高等教育的成本增加至原来的10倍，学生负债越来越重：目前，学生贷款债务已接近1.5万亿美元，超过了信用卡未销账款或汽车贷款的债务。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美国一直是全球人才最向往的国家。截至2010年，《财富》500强名单中有18%的公司都是由移民创立的。如果加上移民子女所创立的公司，该比例应为40%。2012年，占美国人口13%左右的移民建立了硅谷52%的初创企业，对全球专利的贡献率在25%以上。移民在拥有学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占比25%，在拥有博士学位的上述人才中占比47%。
然而，美国对移民不断增强的敌对态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涌现的机会，正在阻碍未来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供应。其他富裕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正在积极吸引高素质移民。印度和中国的毕业生现如今也能在国内找到更多机会。
不过，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依然领衔世界，世界20所顶尖大学中有15所位于美国。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如果有更多人了上大学，经济就会更景气：约有40%的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要求大学教育背景的工作。美国并不需要更多有学士学位的咖啡师。
第二种解释是，与过去的技术驱动型革命相比，信息技术革命令人失望。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广泛的创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汽车取代了马匹，飞机取代了热气球，电灯取代了煤油和天然气。有观点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只在狭义范围内影响了一些活动。
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
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触及日常生活的更多方面。苹果手机可以完成数以千计的工作：它可以帮你找到想去的地方，充当你的虚拟秘书，为你整理书籍和报纸。优步用信息革新了出租车行业；爱彼迎用信息实现了酒店行业的变革；亚马逊允许我们从海量虚拟目录中订购，并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交付货物。据摩根士丹利估计，无人驾驶汽车每年能让美国实现5070亿美元的生产力提升，主要是因为此后人们可以只看笔记本电脑，而无须再盯着马路。
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戴维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企业重组工厂之前，电力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尤其是对服务业的生产力而言更是如此。
第三种解释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
新生代工人浪潮的到来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先有一批放弃农场到城市从事更高薪工作的农民，再有一批放下无偿的家庭工作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女性。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工人纷纷离开劳动力队伍，申领养老金。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0年的6.8%增至1980年的11.3%，2010年又增至13.1%，并将在下一个25年内迅速增长。
不过，这个解释也缺乏说服力。
人们的工作时间比过去更长，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寿命延长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不像过去对体力的要求那么高。一些国家（如瑞典和英国）正根据人口寿命的延长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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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前行的福利
那么，国家为什么会停滞不前？最重要的原因是权益支出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即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享受这套社会福利（主要是社会保险、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
自1935年引入社会福利后的30年内，权益支出除了在二战后出现过一次暴涨外，其余时间增长都比较平稳，随后开始猛增：1965—2016年以年均9%的增长率增长。用于投入社会福利的GDP份额也从4.6%跃升至14.6%，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福利支出让美国负重前行。55%的美国家庭至少能从一项主要的联邦福利项目中获得现金或物质援助。几乎所有65岁以上的美国人都享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80%的生活在单身母亲家庭的美国公民享有权利收益，58%的美国儿童有权申领权益金。约1.2亿美国人（2/3的受助者）能从两项以上的项目中申领权益金，约4600万人（近1/3的受助者）从三项以上的项目中申领权益金。
该权益制度和需求的关联不大：超过90%的社会保险救助都用于根据年龄而非需求划分出来的单一人群，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政府每年为社会保险和老年人医疗保险拨款5万美元，给那类典型的在2016年满66岁退休的已婚夫妇，这只比美国普通中等收入的家庭少6000美元。而且这些退休人员经历过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预期寿命也比过去退休的人更长。供养这“荣耀一代”的重担将落在当代工人的身上，他们的机会比长辈少得多，同时还得养育自己的子女。
大部分权益支出具有自动生成的性质：根据固定公式，有人登记支出就增长。因此，权益支出按固定比率增长，与经济运行状况或谁入主白宫无关，总统可以随其心意去谈论小政府的好处。核心权益项目的规模必然会随着人口年龄、物价和医疗支出的增长而扩大。三大基本权益项目（社会保险、老年人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现在占联邦预算的近50%。未来无论哪个党派取得政治优势，该比例预计还会上升。
更重要的是，联邦权益支出正在挤占国内储蓄。图1展现了惊人的统计稳定性：人均社会福利（权益总支出）与国内储蓄总额（两者都以占GDP的比例表示）之和的曲线在1965年后走势不明。权益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的稳步上升，与国内储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的总体下降相对应。这意味着权益支出不仅在挤占国内储蓄，而且是以金额对等的方式实现的。
图1 储蓄和政府社会福利季度图表「1965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
生产力（每小时劳动产出）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存量（或累计投资净额）。国内投资总额（投资净额加折旧）由国内储蓄总额和1992年以来贷自海外的净储蓄（主要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资金。从海外借款不能无限期持续下去：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此类债务已累积至8万亿美元。国内投资最终必须依赖国家在储蓄和资本存量投资上的意愿，但这种意愿正在削弱。
令人担忧的是，有大量统计证据表明，福利支出的激增大部分来源于政府通过税收抢占私人储蓄进行资助，该储蓄本可为国内资本投资和生产力的提升提供资金。
更糟的还在后面：在未来2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数量会增加3000万，而适龄（18-64岁）美国工人的数量预计只会增加1400万。庞大的退休人群加上数十年权益自由化和扩张所遗留的问题，会让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挑战。
过去，高额的联邦支出和债务的增加大部分是战争导致的，战争总会结束，债务也会随着军事花费的萎缩而减少。但美国即将进入一段由透支的权益支出引发的高额联邦支出和债务的时期，这在不远的将来无可避免。如果任其发展，我们在未来就会面临债务的增长和反复的财务危机。
6
过度的监管
还有一个问题是监管的加强，表现为对企业家的两种最具价值的资源征税：尝试新事物的时间和能力。
20世纪50年代，列出所有新条例的《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以年均11000页的速度更新。21世纪的头10年中，它年均增加73000页。联邦法律法规现在增至1亿多字。国家和地方监管条例又另外增加了20亿字。2010年出台的《平价医疗法案》有2700页，包含28字对“高中”一词的定义。医疗保险有14万个赔偿类别，包括针对“宇宙飞船失事”的21个单独类别。此外，美国免税代码包含340万字。这意味着自由之地已经变为世界上监管最多的社会，例如，2013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5个成员中，美国的产品市场监管排在第27位。
2001年安然公司的倒闭让美国的过度监管进一步加重。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修订了一般公司的治理章程。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试图对金融服务业进行更缜密的监管，详细监管章程有上千页。
图2 美国联邦法规页数「1975—2016年」
在最近经济减速的整段时期内，监管机构不断壮大，变得更加劳民伤财。证监会的预算从1995年的3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16亿美元，司法部相比2000年前更频繁地使用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来监管在海外有可疑行为的公司。根据该法案生成决议的平均花费从2005年的720万美元增至2014年的1.57亿美元。
过度监管让美国无法展现其解决问题和鼓励创新的社会形象。
大多数基础设施工程延期数年，因为官员不得不突破重重关卡（尤其是现今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关卡）。在大萧条时期，修建金门大桥耗时4年。今天，开展更大的高速公路项目需要花10年扫清各种官僚障碍，才能让工人正式施工。纽约港务局决定重修连接斯塔滕岛和新泽西州的贝永大桥，让大型邮轮可以从桥下驶过。做出该决定后，他们得去19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完成47项审批，从2009年一直忙到2013年年中。经历了整个过程的港务局官员琼?帕帕耶奥吉斯（Joann Papageorgis）说道：“这个过程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制造问题。说‘不’能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
新泽西州的贝永大桥
过度监管迫使企业创始人忍受噩梦般的经历，去拜访不同的政府部门，无止境地填写复杂的表格。
比如，要想在纽约开个餐馆，你得和11个不同的市政机构打交道，这花费了美国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一半美国人雇用专业人士来处理税收，相比之下，只有少数英国人这样做。美国甚至把赚钱做慈善的孩子变成罪犯。2011年，乡镇官员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高尔夫公开赛附近关闭了一个儿童开设的柠檬汁售卖点，因为这些为儿科癌症患者筹款的孩子没有销售许可证。
公司监管不可避免地给小企业强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因为合规需要很高的固定成本。拉斐特学院的妮科尔?克雷思（Nicole Crain）和马克?克雷恩（Mark Crain）计算得出，对雇员人数在19人以下的企业，联邦法规遵从的单个雇员花费是10585美元；而雇员人数在500人以上的，相应的花费为7755美元。大型机构雇得起专家，可以在这些法规的高山中循路绕行，《多德–弗兰克法案》很快被称为“‘律师和咨询师’的完全就业法案”。通用电气公司的税务部有900名雇员，2010年，它几乎没交税。小公司则不得不花钱从外面请律师，且总是担心与国内收入署自相矛盾的条款发生冲突。世界经济论坛基于一项针对小企业的调研，在合规简易度方面把美国排在第29位，居然在沙特阿拉伯之后。
尽管过度监管能为大公司带来短期利益，却会阻碍它们的长远发展，让其变得更加官僚化，缺乏创新。知名公司会扩大其处理合规业务的部门规模而非创新部门规模，雇用高级经理来花时间谄媚政客、拉拢官僚主义者而非改善产品。监管最大的代价在于它招致资本主义的官僚化，从而扼杀了创业创新精神。
一个尤其令人沮丧的例子就是许可证制度的兴起。1950年，只有5%的工作需要许可证，到2016年，该比例已升至30%（英国的相应比例是13%）。许可证制度把触角伸向了对健康和安全不存在潜在威胁的职业，比如花商、手工艺者、摔跤选手、导游、冷冻甜食卖家、二手书商和室内设计师。获取许可证非常耗时，在得克萨斯州，想成为理发师的人要用一年多的时间学习理发，想成为假发制作师的要上300个小时的课，并通过笔试和实作考试。亚拉巴马州迫使美甲师在参加实作考试前听完750个小时的介绍。在佛罗里达州，如果你没有拿到4年制大学的学位，完成两年的学徒期，并通过历时两天的考试，就不能成为室内设计师。
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克莱纳（Morris Kleiner）计算得出，许可证能为其持有人带来约15%的收入增长，换句话说，它对工资的影响和工会成员资格差不多（对于获得许可证的工会成员，时薪能增加24%）。克莱纳还认为，许可证制度减缓了行业创新：通过比较在一些州受到监管而在另一些州不受监管的职业，他发现，1990—2000年，无监管的职业比有监管的职业新增就业岗位多出20%。职业许可证的增长也减少了地域流动性，因为取得新许可证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
监管的兴起要追溯至新政时期，罗斯福的智囊团热切地相信政府应该在经济决策中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但其发展被证明只是自我强化：新“监管者”团体迅速发现需要解决的（真实的或想象的）“问题”，而后这些受政府资助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多官员来进行监管。如此这般，成了永无止境的循环。
可以看出，美国的问题是糟糕的政策，这至少意味着是可以修复的。
一些人认为美国正深陷低增长的沼泽，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铁笼中：失控的权力和考虑不周的法规迫使它的表现远远低于其潜力；权力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们将资源转移到消费上，并且是把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资本支出转移到储蓄上；法规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们使遥远的未来更加不确定，从而遏制了企业投资有长期回报的项目的意愿。
如果陷入了沼泽，那么很有可能永远都挣脱不出去，但如果只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只要找到正确的钥匙，总是能逃出去的。
美国拥有打开笼子所需的所有钥匙，最大的问题是它是否有政治意愿去转动这些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