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在瓦努阿图的原始部落里和原住民拍合影。照片上，穿着草制服装、赤裸着上身的原住民围绕在她周围，搭肩拥抱在一起。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看起来亲密无间。
我这位朋友，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第三世界国家为联合国工作，到如今已经第五年了。在一些人眼里，她的人生选择是“看上去很美”，但实际却令人心生畏惧。漂泊无定、不同阶段定居在不同的国家。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独自生活，为看起来遥远陌生的人们的福祉而奋斗。
另外有一对朋友，因为信仰基督，搬去了波士顿生活。男生非常优秀，phd还没毕业就收到了一所大学的教职邀请。我们都觉得撞了大运，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说已经熟悉了这儿的教会，不愿意搬去别的州生活。这种因为共同的信仰而彼此扶持的关系，对他来说比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要。他们告诉我，赚钱真的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朴素而庄重的生活就很好。
我其实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比年长以后更胆小。虽然道理都知道年轻时是一生中“尚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时机，理应无所顾虑。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会因为唯恐选错、付出机会成本、抹杀了一些可能性，而更为瞻前顾后。
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做出一些少有人做的选择，我这两位朋友在年轻时就做出如此坚定的选择是令我心生崇敬的。
2.
我是个不兴树立偶像的人，但如果非要说有，我心中想过要效仿之的有一人，叫作张充和。
张充和是民国时期合肥一个大家庭的四姐妹之幺儿。她16岁以前，由叔祖母带大，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沈从文视她为知音，沈从文死后墓碑上的那句话——“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便是张充和写作的悼词。
她后来嫁给一位精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洋人，在1949年漂洋过海，搬到耶鲁居住，在耶鲁任教，教授中国传统书法和昆曲。
我喜欢她，却不是因为她赫赫的背景，而是因为这个人“很怪“。
第一次知道张充和是在董桥笔下，董桥写到张充和的诗：“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十分冷淡的对待他人，以此得到少数几个真正彼此理解的知己，而这一生也不求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足迹、心中有一曲清歌便能安度此生。
后来了解了她的生平之后才知道，张充和从小就是个“怪人”。十六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她们居住在苏州拙政园，姐妹四个都爱上了昆曲。但姐姐们喜欢上台表演，充和从不。
我后来读过一篇描写张充和的文章，里面写道：“汪曾祺回忆往事时曾说：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她的昆曲技艺是最好的，但她不爱扎推或表演。反倒是相传在她居住的拙政园里，她常常会夜晚独自在兰舟唱昆曲。
张充和很怪，她当作“玩儿”的事情皆做到了精通，却不求留下任何身后的名气、不求获得关注和掌声。
同样精巧的是她的书法和诗作。她一生痴迷书法，不爱吃穿，但要用最好的笔墨纸砚，书法造诣深不可测。但她写完即扔，不留下任何作品，她说自己从不想做什么展览、拿出来给别人看——因为有学生试图保留她的墨宝传世，她还动了气。
此人至情至性。张充和大概是真的做到了一生只追求“取悦自己的趣味”，偶然都有了极高的成就也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乃是真名士、真风流，学不来的。
可能我打心底里欣赏的，还是那些做一切事情只出于自我趣味的人。
他们不介意自己的趣味是否符合当下的潮流，是否能够用来投机，甚至是否会被人看见。也有可能，他们所做的恰好引起了大众的追随，但他们的初衷却不是媚俗的。他们只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否取得大众意义的成功则是一件随机发生的附属品。
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些“真正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因为找到了自己，他们才能够笃定不着急地走着，知道这一生他们有自己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要成为的人。当一个人找到自己的时候，ta知道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度过一生，不再因为他人的声音而焦虑迷茫。
一个人一生的命题中，最困难也最紧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合适的位置：
我适合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哪些东西是我要得起的，哪些是要不起的？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可以忍受？哪些是必须去争取的？又有哪些是注定无法拥有，应该看清并接受的？然后才可以真正自在的生活，与社会的评价无关。
好莱坞一位女演员梅里尔.斯特里普写过这样一段话：“对某些事情我不再有耐性，不是因为我变得骄傲，只是我的生命已到了一个阶段，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在一些让我感到不愉快或是伤害我的事情上。我不愿去取悦不喜欢我的人，或去爱不爱我的人，或对那些不想对我微笑的人微笑。”
找到自己以后，我们可以温柔地与他人和世界相处，同时不妥协任何自己发自内心的选择。这是一种“不含攻击的坚定”。
最近睡不着的时候总想起小时候的生活——一个人看书，弹琴，练舞，总是兴致勃勃，脑中没有观众。现在虽然还是经常独自在家，却再也找不回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独处状态。“他人”总是“在场”，做很多事不再仅仅出于自己的乐趣。好像一场永不谢幕的演出。
是什么让敢于坚持奇思妙想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少？是什么让坚持走一条自己相信的路变成了“奇怪”？独特，在这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黑塞写过这样一句话：那些需要音乐而不是噪音、深入心底的愉悦而不是肤浅的享乐、灵魂而不是金子、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商业、激情而不是愚钝的人，在我们这个平凡细碎的世间找不到容身之所（Whoever wants music instead of noise, joy instead of pleasure, soul instead of gold, creative work instead of business, passion instead of foolery, finds no home in this trivial world of ours）。
民主和商业在大众中制造出了一个幻象暨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成功，于是人们陷入盲目而狂热的状态里。“成功”的风向标指向哪儿，人们就涌向哪儿。德性和保持独特的自由就这样一同被消灭了。
在这个当下的社会中，社会分工在专业上越来越精细，每个人承担的工作范畴变得更小，每个人仿佛都有一种特定的功能——这就意味着人的工具属性越来越强，而人的本质则逐渐趋于下降（人和自己的感受、创造力都越来越隔离，只要做手头的一小块事情就够了）。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社会和他人需要我成为什么，而不再是我想要、我应该成为什么。
“民主社会中的个体普遍平等且相似，人们只相信‘自己的’理性和判断，而实际上这种自主选择最后都落入一种从众，大家其实更加相信主流的意见和声音。秀异之士（distinctive）难以得到认同，使平等的社会越来越远离自由的精神。
“找到自己、成为独特的自己，要求我们和自己天性中的创造力紧密相连。如果我们能够和自己发生深度的联结，不给予对自己做出结论、回答，而是敞开自己、平静地聆听和等待，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会自然地发生。这要求我们始终维持全然地人性，要求我们去爱和相信，要求我们顺应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创造欲。
我想，我们不该度过从众的一生。尤其是对于那些仍有大把青春年华在手中的人来说。
我们应当妥善存有自己的核心，像精心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雕琢你自己和你的一生。德性依然至关重要——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我们应当竭力捍卫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人的权利，这一生倏忽即逝，本应按最合自己心意的方式度过。
精神病学家Bruce D.Perry说过，“要发展出自我，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并在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中学习；如果一个人学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服从，那么你不大可能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我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志趣和事业在哪里，这是一个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我想强调的是，你可能暂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必须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它们都在干扰你走向自己的目标，你必须懂得抵御和排除。一个人越是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就越有把握找到自己真正要的东西。”
我们也许没有勇气成为如前文提到的那些人一样，能够为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放弃世俗成就的人。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在每一个微小的时刻，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声音，选择自己想选择的，拒绝自己想拒绝的。这样的坚持，能够把我们逐渐引领到成为自己的路上去。
“青春就是应该用来挥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