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谐与价值和谐
在今天，汉语读者所接触到的诗歌，是何种面貌的作品？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大概没有人去大街上、人群里做过问卷调查，但我相信，如果真的去调查的话，恐怕也难以得出什么乐观的结论，我们这个一向以诗歌国度为骄傲的民族到了今天，其实已经基本上与诗无缘了。除了教科书中的古典诗词和一些因时而变的所谓新诗，供孩子们形成概念外，大多数自然人，也就是自然的读者，并不知晓也不关心今天中国诗人的存在与否，无论自何种角度，同样看不到诗歌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相联系的证据。原因很简单，从生活样态和社会意识来看，经济头脑和市场逻辑的强力主导，使遣词造句、吟风弄月之事看上去纯属多余，从写作者或者说诗歌的发生状况来看，仍在不断发表作品的极少数从业者，已经日趋流落为与同性婚恋组织、户外运动协会之类社群相差无几的边缘群体。
现代社会是否是一个排斥诗意的社会不得而知，但现代社会对诗歌荣誉、诗人地位的取缔已经是事实。如此的话，关于诗歌的话题也就只能在所谓专业化的语境中自说自听——近三十年来，以“现代”、“国际化”为旗号的中国诗人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个人”、“私人”和“纯诗”一类的东西，拒斥通俗，反对大众化审美，梦想与众不同的成就和价值，这本身就为诗歌的命运自设了陷阱。
要讨论中华诗歌的传承与发展，就必须先回答什么是中华诗歌的精神，然后还要回答，这种精神的东西有没有拓展和变化的问题。
我们从现有标本看到的，是从《诗经》到汉魏时期的古风、乐府这样一些带有先民原初思维特质的歌咏；看到的是唐宋以来的诗体自觉及形式上的登峰造极。后世的人们，在将早期汉语固有的声韵和节奏逐步书面化、文本化的同时，渐渐游离了天然的性情流露和生命哀叹，又被儒道之类的政治文化辖制，成为千年不变的教化工具，即便屡屡出现反抗载道、逃离世俗、解放心灵的冲动，却终归是游戏性质的，在认识上，在精神层面则是宿命论的和停滞的。古代中国的诗歌，粗朴纯真，感时伤事，但少有对人的意识的深层观照，少有对精神世界的持续探求。
近世白话文运动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所谓新诗的诞生，但这个诞生的过程却至今都不能说已经结束。就仿佛唐代以后的近体之变，相对于汉魏乐府及更早的诗歌，是又一次诗体的自觉。“新诗”似乎是一种基于思想浪漫而催化出的文体的浪漫——胡适、徐志摩、郭沫若这样一些典型人物大肆铺陈，为情造文，因时事造文，假思想之名造文，自由体翼然展翅。有人称此处发生了文化的断裂，其实非也。白话文运动也就是汉语的现代化，其功也许可比近代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只有少数人掌握的书写、表意系统，被空前地大众化了，文化的神秘与特权色彩被抹去，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但诗歌却很快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再次脱离了读者大众。原因在于，新诗对体制有解放而无建设，基于语言的音韵节奏等特质的形式生命，涣散为七零八落的长短句，没有了任何抑扬抗坠、顿挫起伏，所谓“内在节奏”的形成也并无章法，诗人们只是率性而为。最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起初的精神动因——与呼唤民主、科学、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文化，吁求健康国民性等“五四”精髓共生的思想锐气，在诗歌中不仅未见光大，反而屡被强加的战祸与社会的癫狂所压制干扰，及至消弭不见了。
离开人的尺度，离开对生命的正直与尊严的把握，就会导致精神要素的稀缺，导致精神探求的迷失、停滞。精神的东西不能继续拓展和变化，主观性的内容不见发育成长，对“人”的认知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帮助，“新诗”要么成为新的载道工具、宣传工具，要么只能作茧自缚，渐渐与时代精神隔离，最容易成为新的文化僵尸。百年间，扔掉了旧式枷锁的新诗人们，就其思想的僵化、意识的荒芜而言，其实仍旧是破衣烂衫，唯有一副看似放浪形骸的奇怪尊容而已。
由于上述的未完成状态或曰畸变，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诗人们，的确是没有太多体面可言的。在许多场合，包括在诗歌朗诵会上，他们往往一个个衣冠不整，言谈粗俗，喜欢以流行文化中的“雅痞”装扮亮相。而今天的中国诗歌内容，部分是虚饰浮夸和假正经的，大多数则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再就是沉迷于另一种形式的雕虫小技——在毫无语感和句法的情况下搬弄文字游戏。今天的诗歌精神苍白不振，情感粗鄙萎靡，与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气派是严重脱节的。但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脱节，并不仅仅因为内部原因，我们还应看到来自外部的影响，或者说是来自西方的伤害。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可以说几乎在同时作用于中国的思想历程。历史主义因其在实践领域的挫折和“决定论”污名，加上冷战思维的缘故，已经被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备受冷遇（尤其是在西方），虚无主义的思想则似乎畅通无阻：那些本着清洁精神、寻求出路的怀疑和寻衅姿态，最终都沦为缓解各种精神疾患的鸦片，其作用介乎些微的致幻和深重的腐败之间。
汉语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但基于白话文的汉语新诗却可能是失败的。因为前者更主要是体现在技艺、技术和应用的层面，后者却与精神的发育和发展有关。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文化中瘟疫般的怀疑主义、失败主义和虚无主义，以文学上的现代、后现代浪潮为主调，对原本就丧失了文化自信和原创精神的中国诗歌写作传染最为严重。就诗歌而言，悲剧发生得可能还要更深刻一些：西方文学史、艺术史上的种种极端追求，包括所谓的反文化、艺术终结论，实际上一直都在滋养一种以叛逆为姿态的“文化”。怀疑、幻灭、质询和诘问，在二手思想者和次等的艺术家那里，往往被风格化为一劳永逸的思维模式，几乎所有的人类价值都在戏拟、反讽、遭践踏的对象之列。可以说，中国的新诗，实际上更多地承受了从其他文化中转嫁而来的危机，并进一步转化为内在的危机，越是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受侵害就越是严重。总体来看，这是从语言到哲学观念——整个精神系统——的一次大面积污染，我们称之为思想文化上的殖民化也不为过。事实上，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在经历着类似的被双重异化的苦难，一方面要求诸外来文明中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又要以糊里糊涂“拿来”的东西进行残酷的自我肢解，最终则很可能走向自我否弃。以略萨这个拉丁美洲作家为例，看上去，他的艺术激进姿态不过是学来的，他的政治异见者身份也更像是虚拟的，左翼资产阶级作家可能是最接近他实际的称谓——有一个访谈炫耀式地介绍说，这个人每天早上醒来，都要按朝向、走道和窗户等，确认自己究竟是在马德里、巴黎还是利马的住所里，他的煌煌成就虽已被瑞典的那个知名评奖委员会所肯定，却依然不过是一个西方文化的受害者。
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企望的也许正是略萨之类作家现在所拥有的那种荣誉，而这必将使他们在背离大地和诗意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对市场奇迹的疯狂迷恋，可能正在制造一种新的人类，一种彻头彻尾扬弃了人道主义、济世情怀的冷漠的种群，这个种群显然不再需要什么诗歌。再或者就是，黑格尔所指明的艺术出路——已经完成其使命——就在眼前？无论如何，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正不幸与上述变化同步。不幸的是，这样的逆向运动，正与中国近现代启蒙者们对理性、科学、自由人格等信念相违背，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寄寓于文化艺术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被抽空了。技艺层面的推陈出新和思想层面的误读错解，完全撕裂了诗歌的语言和谐与价值和谐，诗人们离开生民和大地，只在词语和观念的牢笼中唱念做打，在复制的“自我”中陶醉，结果，佯装的疯子怪物竟成了名副其实的疯子怪物。
现在回过头来再讨论，如果我们认为，中国诗歌的确存在现代化的问题，那么就有必要求证清楚，什么是这种现代化的实质。
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现代性问题，皆由近代以来的历史危情所催迫，所以可能从来都不存在单纯的文化或诗歌艺术现代化问题。与历史命运、民族解放事业等内容绑定的文化与艺术精神是什么？无论革除腐朽教义、灌注理性文明，还是培育国民精神，与此类任务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或作品，都必定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艺术并非一无可取，从歌咏情志、塑造伦理、教化人文、愉悦心灵这些古老的审美特性来看，差不多所有的艺术也都是功利主义的。关键在于，“功利”的价值诉求何在？当我们的文明被外力所摧毁，我们的民族面临存亡危机时，革命家和艺术家们不约而同，都从域外寻求真理，企望用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西方价值为中国“换血”，以图与列强比肩。这样的现代化之梦，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性悖论，让我们的思想文化精英们常常陷于要以自我否定来建立文化自信的焦虑和矛盾之中。
如此矛盾的历史境遇，同样导致了中国诗歌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内在危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者是言志载道的自然的歌咏，变成了一种不断向其他标准看齐、用其他价值来衡量的“文体”的挣扎。音韵、格律等体制被放弃后，“自由体”使新诗语言空前解放的同时，也曾经带来过思想、意识形式的解放，但除极少数诗人的作品外，诗体之变（排列方式上的近似），并没能汲取多少外来诗歌中真正的精神力量——对生命自由、人道情怀的高扬，对个性的尊重，对多元价值的宽容，对人类互爱、世界大同理想的表达等等。到今天为止，汉语“现代诗歌”仍不过是不同时期社会潮流的传声筒，或者是一种对特定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叛”姿态，诗人们鲜有恒定的价值理想与精神尺度。
意图现代化的中国新诗，并非一场形式革命、文体革命，而在于诗歌对“人”的时时处处的觉察与发现，在于对健康的现代自由人格的追寻塑造，在于对真实地与民族历史命运同步时所感受到的苦难与欣悦的诚挚表达。遗憾的是，有此追求的中国诗人只是凤毛麟角。
由于“现代”是一个与“进步”相联系的词，又是一个与诸多西方“标准”相联系的词，所以，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过程，一开始就充满了歧义和悖谬。现实功利层面的“进步”诉求，对不断更新技艺的西方偶像们的追赶，使中国的新诗人们劳碌异常却几无收获。北岛等人的早期诗作，即是因人性觉醒而触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对人的内在洞察与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无休止抗议是判然有别的，诗歌永远也没有理由被意识形态化，或者是政治化。
还是那句话，离开了人的尺度，离开了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的确认，离开了对意义的甄别和呈现，语言必然是空无一物的，对“现代化”的追逐也就容易沦为词语的空转。因此，现代汉语新诗仍必须从我们今天的汉语实际出发，必须学会诚实地“说话”，也必须遵从严格的句法原则和虔敬的修辞伦理，彻底清除荒诞轻浮或暴力化的语词，警惕新的野蛮和蒙昧，回归温柔敦厚。更重要的是，也要努力摆脱对域外形式、域外思想模式的百年模仿期、崇拜期，学会从历史传统、从民间语文中汲取活力。惟其如此，“进步”才能实现，“标准”也才会达致。
作者：殷实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