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政治的文学
“政治”作为方法
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一九四九——一九六六）》（以下简称《革命/叙述》）一书的“导论”中，蔡翔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方法论自觉：“我需要探索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写’，因此，我努力在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一种互文的关系，这是我的方法论的设想……我在这里只能使用这样一种方法。”近三十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两次方法论上的转型，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九十年代的“再解读”研究思路，而后者所推崇的“文本细读”，似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当历史同样被“文本化”时，尽管打破了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区隔，却也可能遮蔽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过程，反而未能实现文学批评充分的语境化。
在蔡翔的理解中，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重新进入历史的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具体的则是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再解读”，都把“政治”视为一种压抑“现代性”的权力机制。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现代性”开始作为一个反思性范畴被广泛讨论，而“谁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则成为反思的出发点。针对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对“现代”的理解，汪晖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这样的视野中，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逐渐形成了历史叙事学的自觉：既反对那种“纯文学”的审美自足性，亦不满于文本中心式的拆解策略，而是致力于将“当代文学”知识化和历史化，直面左翼政治的思想遗产，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重新确认历史批判的前提。但是，如何理解“反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在革命政治的语境中重建关于文学的历史叙述，“反现代的现代性”只是打开了新的问题视野，却一直未能形成系统有效的研究思路，更常常被误解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味推崇，或是对特殊性话语的民族主义式自守。
尽管蔡翔并没有超越“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前提，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能认为地方性的政治经验中不能生长出某种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中国’后来会加入到对世界的普遍性的争夺之中——哪怕这一争夺只是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一争夺并不仅仅意味着‘地方’的政治经验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意味着如何构造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差异的世界图景，而我以为这正是‘革命中国’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思想遗产之一。”这种对普遍性与差异性的清醒把握，形成了《革命/叙述》一书复杂而审慎的历史态度与密集紧张的叙述风格，也提示了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即如何通过文学去表达普遍性原理与差异性经验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表达过程必然是政治性的。
首先是对于政治的重新理解。在蔡翔看来，那种对于政治和现代性的宽泛讨论导致了对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同质化处理，也无法回答革命的现代性问题。“重要的不只是某种命名，而是深入其中的分析和讨论。”当我们承认文学的政治性时，却很少有人认真去讨论这里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蔡翔则明确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在他看来，对于革命中国而言，与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之后的目标或理想的社会形态，不如说是一个多方博弈的政治过程，其间充满了矛盾与紧张。这令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表达:“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观念只有被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中才能够获得阐释现实的有效性。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赋予弱者的抗争以正义性，如何重塑新的主体，又如何解决革命之后新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主体危机，实际上正是一个不断想象并实践新的政治关系的过程。具体来说，这种新的政治关系既继承了现代政党政治与国家政治的遗产，也呼唤着大众参与的新型政治的出现；它必须一方面建立一种同质化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又将面临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挑战，更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形成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政治也是一种霸权的“文化”，它不能不直面那些驳杂而强大的历史记忆，同时也被深深地卷入与个体欲望之间的斗争，在暴力与协商中甚至于要求着自我的超克。
例如，蔡翔会关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他的处理中，“地方”从一个区域性的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权力规划与想象的场域，始终等待着被命名与被改造。尽管蔡翔将国家/政权视作一种“现代性知识”，但他始终强调这一现代性过程中斗争的复杂，包括国家/政权对传统乡村共同体的征用、改造与妥协，以及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话语视角下，地方/传统如何存在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这样一种讨论方式正是对于叙述差异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探索：承认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形式在中国的充分展开，同时又不满于套用诸如“想象的共同体”等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模型，而是通过对革命文学中时间/空间、传统/现代、伦理/政治、方言/国语等话语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建基于“多质性的政治主体”之上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性认同，也暴露出了这一新的认同所遭遇的叙述困难与内在悖论。
社会主义同时也被放置于政党—国家的框架中讨论。“中国革命其实质乃是一种政治/政权革命，所谓‘井冈山道路’（‘武装割据’/‘根据地’）正显示了政党政治国家化的企图。”政党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塑造了权威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渗入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与运动中。然而蔡翔认为，与通常的政党扩张不同，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一种悖论性的历史实践：一方面，党以高度集中的权力领导革命运动，包括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但另一方面，群众广泛地参与政治，又是政党所提供的一种自我否定的形式。正是这样一种辩证运动的国家政治体系，决定了“十七年”的文学/文化想象不可能是“一体化”的格局。全能型的政党政治始终遭到“不断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同时又能够一直保持自身的领导权，建立了一套稳固的、富有竞争力的革命话语（“德性政治”）。蔡翔选择了“动员”这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核心政治符号来进入这个关于国家政治的问题。“动员”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政治模式”，在政党支配性政治与大众自发性政治之间进行协调，对“动员”模式的阐释，发现了干部、知识分子这些中介性符号的意义，进而超越那种官方与人民二元对立的僵化结构，更有效地呈现复杂的政治关系与文学想象的功能。
可以说，蔡翔采用了一种最困难的方式去讨论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他拒绝对概念和观念进行本质性的描述，对于革命、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群众等重要范畴，坚持在问题构成与展开的过程中去讨论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进而突破既有的认识框架以达到对象的解放。《革命/叙述》一书中所讨论的关键词，如地方、动员、青年、英雄、劳动、工人、趣味等，既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修辞策略，同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主要的矛盾范畴，它们被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视野中，互相缠绕反复呈现，由散落的症候性碎片组织成了历史叙述的动力。
“和十九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当十九世纪的社会问题在今天重新上演时，我们如何能够再次从那些已有的——甚至已然失败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中获取资源？面对阿兰·巴丢所提出的问题，蔡翔的方式是，带着二十世纪的思想遗产，无论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回到十九世纪。他对于当代文学的讨论背后，是对整个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思考。正如蔡翔自己所言，“当代文学六十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战场”，而他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考察同时在两个面向上开展：一方面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假设，另一方面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具体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思想遗产的一个组成，是对“革命理念（共产主义设想）不断回应的过程”，它的出现、展开或者失效，只有放在中国革命的总体性历史中才能够被有效阐释，而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也同样内在于革命的历史课题与话语谱系中。在《革命/叙述》里，“当代文学六十年”构成了基本的讨论视野，所以，蔡翔会格外关注社会主义文学实践中那些未完成的命题，以及克服自我危机的努力。这显示了一种与文学史经典化相反的研究驱力，把文学还原到其构成性的历史语境中，强调它的不稳定与反制度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只能经由“政治”去理解。
“文学”作为形式
然而，“困难之处正在于，我们如何才能辨析文学/政治之间的同一性乃至具体的差异性”，这是蔡翔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如果“革命”与“叙述”之间是一种互文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阐释“真实”与“虚构”，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文学”重新对象化，使其获得创造性的批判能力？“我讨论历史的目的仅仅在于，在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或者怎样叙述”，蔡翔用“社会主义文学”来命名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实践，鲜明地表达了他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构想：对于那段时期的文学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构成了文学叙述的内容与意识形态导向，更包含了由一种新型政治所形塑的美学形式、话语结构与叙事逻辑；而同时，文学作为“虚构的形式”，又是我们把握政治关系的一种中介，甚至有时候，政治只能经由文学表述自身。
这也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应当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一种“实践”过程，具体来说，包括如何重新进入文本（或作品？），如何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阅读图式，又该如何通过“文学”去表述我们的“历史的态度”。需要重新确认的是主体的发言位置。在新历史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我们往往对于“价值”保持着警惕的学术立场，致力于描述，而非评价。如今，当代文学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一个战场，正是因为它所携带的历史记忆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有着深刻的连带关系。在这样的关怀下重返五十至七十年代，如何在对历史的客观描述与批判性之间进行协调，已经不仅是理论自身的问题。
蔡翔将自己的历史态度指向了“弱者的反抗”，“支持或反对这一‘弱者的反抗’，所要争辩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事关未来的正义”。这一“高调”的言说姿态也形成了《革命/叙述》热情而坚定的论述风格。然而，对于蔡翔来说，立场更多的是充当了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正当性”的提出包含了政治哲学与伦理层面的诉求，这意味着在审慎地回到历史的同时，唤醒革命政治中关于道德、情感、欲望、想象等记忆，重新思考政治中的“人”。正如张旭东所说：“……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正面价值，即一系列近代以来确立下来的普遍观念，如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伦理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是它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但它的合法性本身，又同时是来自这些普遍价值观念的超越……”（《试谈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六十年前夕》）
在蔡翔看来，革命的“正当性”首先是关于“人”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有关劳动群众的尊严的革命，或者说，它本身即是一种尊严政治的社会实践”，包括他所使用的“抗争性政治”、“平等政治”、“青年政治”等范畴，都意在挖掘革命政治中对于个人/主体的情感和道德感召力量。蔡翔借用查尔斯·泰勒的概念将革命的这一主体性诉求阐释为一种“本真性理想”，它包含了个人/自我以及民族国家的“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的诉求，并能够瓦解传统社会由“地位”所决定的认同。因此，我们会看到革命叙事中强烈的“‘我/个人’的主体性特征政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的情感化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政治又是“文学的”，它以情感化的方式露出真身，执著地构建一个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乌托邦想象。在今天，这种观点并非老生常谈。
重提这些普遍价值观念，也是希望能够从抽象的理论话语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不逃避主体的生成与情感的呈现。因为只有在向生活形态的还原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了解革命历史中那些迂回曲折、难以为理论所化约的真实经验，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所在。我认为最有意思的是，蔡翔重新发现了“劳动”这一叙事范畴的意义。“‘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性在于，它附着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展开一种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治—政权的想象和实践活动。同时，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和情感的，并进而要求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作为一种震荡也是回应的方式，当代文学也同时依据这一概念组织自己的叙事活动。”
在蔡翔看来，“劳动”构成了革命现代性的一种中介形式。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承认，不仅属于阶级政治的要求，而且符合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情理”，蔡翔把这种政治认同命名为“德性政治”。“‘劳动’作为某种‘美德’，或者某种‘德性’的显现，不仅被用来重新塑造中国的乡土社会——这一重新塑造表示着中国革命对‘德性’政治的某种承继姿态，并力图恢复被各种原因所破坏的这一乡土社会的文化秩序——也被用来改造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乡村农民。”在《革命/叙述》中，“德性政治”作为一个“本土化”的视角，构成了理论与经验、现代与传统、政治与伦理之间相互对话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中介形式，革命才有可能不仅仅是乌托邦。
值得注意的是，蔡翔并不是像“再解读”那样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回到“日常生活”。事实上，“日常生活”并不构成政治话语的对立面，革命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回应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表述。“日常生活”的韧性与多义构成了革命政治难以克服的焦虑感，也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危机的爆发。这也是为何赵树理在这本书中具有重要的表征性意义。“赵树理和那些浅薄的浪漫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正当性的同时，却在思考这一正当性如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而和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者的区别则在于，他在批评这一无理性的时候，并未彻底驱逐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这显然也是蔡翔的清醒之处。
不过，我认为蔡翔对革命正当性的阐发，仍然没有完全回应来自“日常生活”的质疑，尽管他将这种缺失纳入社会主义危机的逻辑中，但问题在于，如果革命的正当性必然生产出无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前提下谈论正当性？我们如何使今天的历史批判超越于革命政治的自我言说与内在逻辑？对于左翼政治来说，政治自由主义将“正义”与“善”分开并使前者优先于后者的方式，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共正义原则，也使“政治”变得抽象和功利。因此，蔡翔选择从“德性政治”的角度探讨革命的正义原则，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传统，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资源。他并没有试图恢复一种“道德的”政治观，而是致力于通过对伦理、平等和幸福的探讨，在历史的关系中呈现革命“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只是，这样一种讨论正义的方式，是否反而可能遮蔽了左翼政治更深刻的批判维度？
固然，“劳动”所包含的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易于亲近传统乡土社会的“情理”，然而在向“德性政治”回归的同时，劳动是否生成了某种“现代”的主体性？如果弱者的尊严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义上，更存在于阶级意义上的话，那么这种自食其力的觉醒如何能够走向阶级意识的生成？在我看来，劳动的危机并非完全源于合作化运动，反而可能内在于“情理化”的叙事政治中。为什么赵树理的《地板》采用了一个地主的视角去讲述劳动？小说的主体由第一人称叙事构成，这在赵树理的创作中是非常少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现代”的。如果说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新的劳动者主体生成的故事，那么它如何区别于西方现代小说对于个人主体性的书写，又如何超越于传统伦理中的小农个体？事实上这也是赵树理写作的困境所在。当劳动被表述为“美德”时，实际上有可能遮蔽了对于公共的正义性原则的探讨，而后者正是革命作为现代政治的题中之意。阿伦特曾经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哲学传统的断裂，劳动实际上成为政治的终结（《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阿伦特对马克思的理解，但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劳动”以及一些普适性伦理范畴，必须放在现代的革命政治脉络中去探讨，重现其中所包含的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冲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正是对于“德性政治”的想象与叙述，生产出了自身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的，亦是文学的。
“小说文本存在的，恰恰是‘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激烈辩论。”革命试图将“正义”与“善”重新结合起来，然而现代社会中“善”的多元性与私人性，已经使其无法单纯地回到一种古典时代的道德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如何想象社会主义的正义构成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形式探索的动力。这里的“形式”不是技巧意义上的，而是关于“再现”的表达，它包含了一种不断回应危机的自我重构。在《革命/叙述》中，来自“文学”的回应仍然是不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等同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革命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在“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具体实践过程。因此，我不同意蔡翔所做出的判断，即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政治上的强势与文化上的相对弱势”，因为文化上的弱势恰恰是政治上自我表述的困境所带来的，文化事实上构成了讨论政治的一种方式，这在“文革”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如何去再现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的危机，并以这种危机的形式去讨论革命政治？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蔡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作者：吴舒洁
来源：《读书》
